金豆      留住记忆“0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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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1月28日——奥古斯特·皮卡尔德在巴塞尔出生。

奥古斯特·皮卡尔德（Auguste Piccard）

  从1917年起在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工作。

  1922年以物理教授身份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die Freie Universit鋞 Brüssel)任教。他在此成功制造了以比利时国家科学研究基金命名的热气球并首次尝试在平流层飞行。

  位于瑞士Nyon的日内瓦湖博物馆从2006年5月27日起以电影、照片和文献资料形式向公众展示这一具有历史意义、飞行高度达到15781米破纪录高度的飞行器。

  博物馆负责人Jean-Fran鏾is Rubin告诉swissinfo的记者：“这是人类第一次达到平流层这一高度，这在当时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据说，在巴塞尔出生的奥古斯特・皮卡尔德(Auguste Piccard)是著名连环画《丁丁历险记》中古怪的卡尔库鲁斯(Cuthbert Calculus)教授的原型。人们只要看一看Piccard 和Kipfer的合影，就很容易明白其中的原因。

  头戴的不同寻常的头饰-内部带有松软棉垫的柳条筐的两位飞行员，看上去一如电影《飞行器中的好小伙》(Die tollkühnen M鋘ner in ihren fliegenden Kisten)中的人物形象。当时他们所驾驶的热气球飞行器与Piccard的孙子Bertrand1999年所乘坐的勃莱特灵卫星3号(Breitling Orbiter 3)完全不同，Bertrand在这一年成功地完成了乘热气球环球一周的壮举。

  1926年皮卡尔德决定乘热气球飞行器飞往平流层，目的在于收集气象资料和测量一些奇怪的射线。


最古老的航天舱

  Piccard发明了一个铝制、球形、直径为2.1米的封压航天舱。“这是迄今为止最小的航天舱，但它为两位观察者和众多仪器设备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日内瓦湖博物馆的负责人Rubin告诉记者：“这是最早的航天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认为，Piccard和Kipfer是历史上最早的宇航员。”高达30米的巨大热气球由两层被橡胶粘在一起的绵料组成。热气球的制造由比利时国家科学研究基金提供资金，因此热气球被命名为FNRS(Fonds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国家科学研究基金)。

艰难的起飞

  飞行预计在1930年9月14日进行，但德国因安全缘故拒绝批发许可证。幸运的是，由于Piccard是瑞士飞行俱乐部(Aero-Club)的成员，因此瑞士官方出面负责此次飞行计划的安全问题。新的飞行计划得以在第二年的5月26日进行。Piccard和Kipfer在5月27日凌晨3点53分起飞。半小时后热气球达到15780米高度。

松软柳条筐安全帽

  两位瑞士飞行员在德国巴伐利亚(Bayern)的Augsburg起飞约17个小时后，到达位于奥地利Tirol的冰川地带，他们在此降落并在气球内宿夜。第二天被一位巡逻滑雪员接走。

  关于带有松软棉垫的柳条筐安全帽，Piccard曾有过如此记录：“我们的头部被带有松软棉垫的柳条筐保护，以免受到撞击。在飞行过程中，柳条筐内装有各种辅助仪器，而棉垫则被放在我们的柳条坐椅上，这样，如果热气球在水面上作紧急降落，这些塞满棉花的棉垫就被用作我们的救生衣。”

   此后他又研制成功用于深海研究的深海潜水艇并于1948年在Dakar前首次尝试成功。

   Piccard与其儿子Jacques共同制造了另一艘深水潜水艇Trieste，并在太平洋著名的Marianne洞穴进行研究并于1960年创造了最深潜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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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月28日 中共中央制定根据地土地政策
1942年1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确立减租减息三条基本原则：一、承认农民是抗日和生产的基本力量，因此要扶助农民，实行减租减息；二、承认大多数地主是要求抗日的，一部分开明士绅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应交租交息；三、承认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现时代较进步的。因此，目前不是削弱而是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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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月28日 西班牙独裁者德里维拉辞职
1930年1月28日，西班牙独裁者德里维拉因为实行专制统治不得人心而辞职。德里维拉是军人，他的权力上升是因为他解决了当时法属摩洛哥人针对西班牙部队的袭击问题（在摩洛哥的几万名西班牙官兵曾被摩“游击队”打得溃不成军）。德里维拉率精兵强将到摩督战，大获全胜。他的成功深得国王赏识，任命他治理国家。但他的统治办法是专制，使西班牙上下极为不安定。国王渐渐失去对他的信心。他知趣地辞职了。可是下台不久即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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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６２年１月２８日，荷兰总督揆一缴械投降，郑成功收复祖国领土宝岛台湾。
郑成功， 初名森，又名福松，字明俨，号大木。明天启四年七月十四生于日本平户，父亲郑芝龙为明福建总兵，母亲田川氏系日本人。明崇祯三年(1630)从日本回国。自少习文练武，渐知兵法。南明弘光时监生。南明隆武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受隆武帝朱聿键倚重，赐姓朱，改名成功，封忠孝伯，任御营中军都督，世称"国姓爷"。后向隆武帝献抗清之策，深得赞赏。
永历五年至六年在福建沿海多次与清军作战，相继取得小盈岭、海澄(今龙海)、江东桥等地的作战胜利，歼灭驻闽清军主力一部，威震闽南。拒绝清廷招降，不为清廷以杀父灭族相威胁所动。其后，被永历帝相继进封为漳国公、延平王。改厦门为思明州，设六科理事，分所部为陆师72镇、水师20镇。乘清廷劝降之机，加紧整军备战。在金门后埔大练精兵，颁行营盘法，建厦门澳仔演武亭。制定各镇合操法和水师水操法，检阅操练，严格要求，行赏必罚。制定出军禁令，严明军纪，造就了一支能征善战的水陆队伍。八年克漳州，迫清军千总刘国轩降。


次年，遣兵取浙江舟山、温州、台州，闻清定远大将军济度率兵3万进攻福建，遂毁漳州、惠安、南安、同安诸城，撤兵聚厦门。次年四月，利用清军不善水战的弱点，诱其出海作战，歼清军水师一部于厦门围头海域。十二年，乘清军主力与大西军李定国部在西南地区作战之机，率水陆军10万、战船290艘北征。沿途破乐清，取温州，与南明兵部侍郎张煌言会师，抵羊山(今上海东南海中)遇飓风，覆舟丧师，被迫退至舟山休整。清顺治十六年五月，率师经崇明入长江，破清军滚江龙(横江锁链)、木浮营(置兵设炮的江上木栅)，克瓜洲，取镇江，进围南京。另遣张煌言攻占芜湖(今属安徽)，夺取徽州(今歙县)、宁国、太平(今当涂)、池州(今贵池)等4府、3州、24县。后拒听张煌言、甘辉等将领急攻南京的建议，屯师城下20余日，静待清军献城投降，遭清军突然反击，折将14员，损兵数万，败退厦门。十七年，在福建海门港(今龙海东)歼灭清将达素所率水师4万余人，军威复振。  


十八年正月，在厦门召开军事会议，决计收复台湾为根本之地，下令整修船只，调整部署，加紧复台准备。三月廿三，率首批官兵2.5万人、战船数百艘，由原荷兰翻译何廷斌和熟悉航路的渔民引导，自金门料罗湾出发，横渡台湾海峡，次日抵澎湖。四月初，遣一部4000余人抢占鹿耳门港(今台南安平港北)南侧之北线尾岛；自率主力万余人通过大海湾，直插赤嵌城(在今台南市内)北之禾寮港，迅即在台湾本岛登陆。此后，督师多次粉碎荷兰驻台总督揆一的反扑。集兵1.2万包围赤嵌城，断绝水源，在城周布设火攻器具，迫守将描难实叮率众出降。旋派描难实叮向揆一劝降，遭拒绝后，即移师威逼台湾城。荷军千人凭坚城利炮负隅顽抗，郑成功遂改攻城为长围，分兵收复岛上其他失地。五月，改赤嵌为东都明京，设承天府和天兴、万年两县，改台湾城为安平镇。下屯垦令，组织部众垦荒屯粮，整顿法纪。


在台湾同胞支持下，先后两次击败荷兰殖民者从巴达维亚派来的援军。在围困台湾城八个月后，于十二月初六下令炮击台湾城外重要据点乌德勒支堡，迫揆一于十二月十三(1662年2月1日)在投降书上签字，使台湾回归祖国。旋在台湾加强建设，促进了政治、经济发展 。清康熙元年五月初八病卒，仅39岁，子郑经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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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８日，东北抗日联军成立，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分任三路军总司令。
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活动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人民抗日武装。简称抗联。

1935年驻华日军发动华北事变，民族危机空前严重。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停止内战，成立国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一致抗日。当时，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的策略精神，在东北各地已相继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六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等六个军。1936年2月2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中共党员杨靖宇等人联名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将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反日联合军、东北抗日同盟军以及各反日游击队，一律改称东北抗日联军，实行统一建制。从这时起至次年11月，先后改编组成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夏云杰、陈荣久、谢文东（后投敌）、李华堂（后投敌）、汪雅臣、祁致中为军长的东北抗日联军十一个军，并先后分编为三路军：以第一、二军为第一路军，由杨靖宇任总司令；以第四、五、七、八、十军及救世军、义勇军各一部为第二路军，由周保中任总指挥；以第三、六、九、十一军为第三路军，由张寿篯（李兆麟）任总指挥。至1937年，抗联队伍发展到4.5万人，先后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和北满三大游击区，控制了东北一半以上的地区，对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为巩固其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调集八个师团和数万伪军、警察部队，采用“部落集团”与“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对抗日联军发动了疯狂的进攻。抗联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顽强战斗，战绩卓著，但自身损失也甚为惨重。因此，1940年11月至1941年12月，在苏联远东军的援助下，第一、第二路军和第三路军大部相继转移至苏联境内，在双城子（即沃罗什诺夫，今乌苏里斯克）附近和亚斯克农庄附近建立南、北野营（也称B、A野营），进行整训；第三路军两支小部队，在中共北满书记金策和第三路军参谋长许亨植领导下，继续在黑嫩平原开展游击战争。1942年8月1日，进入苏联境内的抗联部队组成以周保中为旅长、张寿篯为政治委员（后改任政治副旅长）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也称苏联远东方面军步兵第八十八旅），一面集中整训，一面陆续派出小部队，返回祖国东北进行游击活动。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抗日联军配合苏军大举反攻，迅速占领了长春、哈尔滨、沈阳、吉林、佳木斯等七十余座大中城市和县镇，并在苏军配合下，摧毁敌伪势力，积极维护社会秩序。194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北抗日联军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合并为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东北抗日联军为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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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月28日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开始利用日本细菌战犯积极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美军侵朝以后，1950年12月向南撤退时，曾在黄海道等地撒布过天花病菌。1951年又多次在中朝军队被俘人员中秘密地进行细菌性能试验。1952年1月，美军在继续进行其"绞杀战"的同时，又以制造疫区、残害朝中军民、削弱我军有生力量为目的，秘密地实施了大规模的细菌战。

　　 1月28日，在铁原郡之外远地、龙沼洞地区首次发现美军布撒带菌昆虫；1月29日至2月17日，又在伊川、铁原、市边里、朔宁、平康、金化等地，多次发现敌布撒带菌昆虫及鼠雀一类小动物。2月下旬至3月上旬，我国东北及青岛等地亦有发现。经检验查明：美军布撒的昆虫和鼠雀等动物中带有鼠疫杆菌、霍乱弧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脑膜炎双球菌、脑炎滤过性病毒等共达十余种。美军将这些毒菌经过人工培殖，附在苍蝇、蚊子、跳蚤、蚂蚁、蜘蛛、鼠、兔、鸟等动物身上，或附在树叶、棉花、食品、宣传品等杂物上，制造细菌弹，由飞机投掷布撒，或由火炮发射布撒，并多以污染水源、交通孔道与居民集中点为目标。其危害对象除我军人员及居民以外，还包括家禽、牲畜及农作物。3月以后，美军布撒细菌的范围日渐扩大，遍及朝鲜北方的七个道四十四个郡。因朝鲜西部地形宽阔、人口多，又为我主要交通运输线所在地，因此，美军之布撒地域又以朝鲜西部为重点。据"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所公布的材料，截至3月底，美军布撒细菌即达八百零四次之多。由于细菌战违反人道主义与国际公法，因此，美军均秘密实施，对其执行此项任务的人员亦严格保密，称细菌弹为"不爆炸的炸弹"。

　　 美军所实施的细菌战，曾给中朝人民军队及朝鲜人民造成了一定危害，使朝鲜历史上早已绝迹的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重又发生。2月20日至3月9日，在朝鲜北方的居民中，有十三人被传染患了霍乱，其中九人死亡。2月25日至3月11日，朝鲜安州郡一个六百人的村庄，就有五十人患了鼠疫，其中有三十六人死亡。3月份，在我志愿军中，患鼠疫者十六人，患脑炎与脑膜炎者四十四人（死亡十六人）、患其他急性病症者四十三人（死亡二十人），一度造成我部分军民的紧张心理。

　　 为了揭露和战胜敌人的细菌战，朝中两国政府从政治外交上进行了坚决的斗争。2月22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先发表声明，抗议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暴行，呼吁全世界人民制止这种暴行，追究使用细菌武器的组织者的国际责任。2月24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声明，坚决表示"中国人民将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疯狂罪行而坚决斗争到底"。美国对朝中两国政府的声明，始则沉默，继则抵赖，最后以其御用的细菌学家从学理上进行狡辩。但当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提出"号召各国参加并批准1925年签订的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这一议案时，美国却又无理地予以否决。

　　 为了揭露美国的罪恶行径，我国红十字总会、各人民团体和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了"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于3月下旬至4月上旬到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现地调查。接着，朝中两国政府又先后接受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到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现地调查。三个调查团先后公布了调查报告，在报告中都从事实上和学理上揭露了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指出："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在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在这期间，我国还在北京和沈阳举办了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实物、图片展览。1952年5月以后，新华社又陆续公布了二十五名美军被俘飞行员关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供词，其中有三个上校军衔的战俘还分别供述了美国官方关于进行细菌战的决策情况，从而更加有力地驳斥了美国的无耻抵赖，取得了全世界人民的极大同情和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和国际性的民主组织都纷纷遣责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1952年1月28日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

对中国实行过细菌战的，迄今，只有两个国家，日本和美国！


虽然朝鲜半岛的战火已经熄灭半个世纪了，但是一些尘封数十年的“事实”逐渐浮出水面。朝鲜战争中，美国曾对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武器。但是，即使面对再详实的调查结果和再有力的证据，美国也一直矢口否认。本文作者经过努力采访到当年参与调查此事的当事人和数位专家，获取了宝贵的历史证言和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成果。7月27日是朝鲜停战协议签字50周年纪念日，本报发表此文，以此来纪念在朝鲜战争中死于细菌战的人们。
国际上通常把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统称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美国发动第二次对伊战争的借口，但是伊拥有这些武器的有力证据至今没有找到。但是，有目共睹的是，美国已在两次伊拉克战争中使用了会给平民造成大规模伤害的贫铀炸弹和集束炸弹、在科索沃使用贫铀炸弹、在越南战争中使用橙剂和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
今年7月27日是朝鲜停战协议签字50周年纪念。朝鲜半岛的战火熄灭已经半个世纪了。尘埃落定，那个曾经被美国政府极力掩盖的黑暗角落也该再次暴露在阳光下。
美方不承认细菌战调查
1952年初，为搜集有关美国在朝鲜及中国东北实施细菌战的证据，中国成立了一个70多人的调查委员会，成员包括中国红十字总会、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基督教界的代表以及昆虫学、细菌学、寄生虫学、病毒学、病理学、临床医学、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学、化学、生物学及兽医学专家，前往朝鲜战场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调查。
1952年3月3日至19日，由国际知名的法学家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也前往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现场调查。同年6月23日至8月6日，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家的著名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简称国际科学委员会)，由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先生率领赴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
所有的调查都证实了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报告书》(通常称李约瑟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在此之前，加拿大传教士詹姆士•艾迪科特先生(中文名文幼章)在辽宁省沈阳市附近地区进行调查后，于1952年4月25日在伦敦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在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
中国和朝鲜还掌握了其他一些确凿的证据。比如，曾参与对中朝两国进行细菌战、后来被俘虏的美国飞行员的供词。他们供认曾经使用过细菌武器。其中一些高级军官甚至谈到过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策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过程。这些军官包括美国空军第4战斗截击机飞行大队大队长瓦克•马胡林上校、美国空军第49战斗轰炸机联队副联队长安德鲁•埃文斯上校、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航空兵联队参谋长弗兰克•许威布尔上校。
美国对上述证据一概不予理会。1953年10月26日，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查尔斯•梅奥在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上说：“所谓的‘细菌战’供述不仅仅是共产分子灵机一动的聪明主意，更是大量的有计划的谎言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些飞行员获释后，由于受到军事处置或叛国罪的威胁，他们最终收回了供述。
中方档案为何未解密
2000年，为了撰写纪念朝鲜战争50周年的文章，笔者开始收集相关的资料，并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西方学术界研究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权威、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历史教授史蒂芬•艾迪科特先生(中文名文忠志)和爱德华•海哲曼先生。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当年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观察员和顾问、意大利微生物学家佛朗哥•格雷齐奥西是这个委员会惟一健在的成员。
2003年7月初，笔者通过电子邮件和格雷齐奥西取得了联系。老人很热情。几经通信来往，他提供了许多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相关的重要材料。
格雷齐奥西生于1923年，6月10日刚刚度过了80岁生日，也刚刚离开罗马大学巴斯德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他参加国际科学委员会时年仅30岁，是委员会里年纪最小的。这期间，他和李约瑟博士建立了很深的友谊。精通中国文化的李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葛法蓝”并赠给他一枚刻着这几个字的图章。
1952年晚春，葛法蓝应邀参加国际科学委员会。当葛法蓝于1952年8月初辗转到达北京时，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已经携带收集到的证据从朝鲜和中国东北返回北京了。因为这个原因，葛法蓝只担任了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观察员和顾问而不是正式成员。后来，国际科学委员会用4种语言发表了600多页的报告，报告的封面是黑色的，因而被称为“黑皮书”。
出于科学家的严谨，作为观察员和顾问的葛法蓝没有签署黑皮书，但写了一份个人申明作为黑皮书的附录。他在声明中说：“对委员会报告的结论，即朝鲜和中国人民曾是美军发动的细菌战的攻击目标，我表示支持。我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作为细菌学家，我确信我的中国同事的努力和工作是无可指责的。
　　在后来的岁月里，葛法蓝接受过很多西方国家媒体的采访，他说：“我一直表达我在声明中的观点。”
在接受笔者的电子邮件采访时，葛法蓝帮助澄清了几个关键性的问题。
针对对黑皮书中没有提供某些具体有力的证据的质疑，有些学者认为，中朝方面不愿让美方通过这些很具体的材料来判断细菌武器的效果，这也是直到今天中国的相关档案没有解密的原因。
葛法蓝证实了这一点。他回忆说：“……中国当局立即从委员会收回了有关沈阳附近的脑炎疫情的部分文件。我当时意识到从其中的图表和表格中有可能推断出人口中的实际发病数，这对敌方是很重要的信息。”
在葛法蓝提供的另一个案例里，担负投放受感染动物任务的飞机被追踪，很显然飞机来自美国方面。应委员会的要求，中国军方提供了详细的雷达图。“但这些雷达跟踪资料归还给中方了，因为中方不同意把雷达站的位置透露给敌人。”
葛法蓝也谈到科学委员会曾在北京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他说：“那时，我们有机会亲自鉴别他们的兴趣和他们深深的忧虑。”
有意思的是，葛法蓝只是在1952年来过中国。
“我从中国回国后，意大利警方剥夺了我的护照，因为我没得到许可就去了中国。我在上世纪50年代末才重新得到护照，而这期间中国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后来我没有机会因专业上的原因访问中国，我从来没得到过邀请。”
2003年2月，葛法蓝把自己保存的有关朝鲜战争期间细菌战的大部分资料交给了伦敦的“皇家战争博物馆”，李约瑟博士的相关档案资料也存放在那里。当被问及为什么他自己没有出版相关著作时，他说：“我一直打算就我在中国的经历写本书，但是，生物武器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处于冻结状态，只是在近几年才出现了新的兴趣。现在我太老了，承担不了用英文写一本书的重任。”
细菌战试验并不成功
从上世纪50年代起至今，中朝两国对美国的指控一直都得到一批西方学者的支持。50年代早期，在上海出版的《中国月报》(China Monthly Review)杂志的编辑兼发行人约翰•鲍维尔先生，在他的杂志上批评了美国及联合国在朝鲜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并支持中朝两国的指控。因此，美国政府于1953年查封了该杂志。1956年，鲍维尔先生和他的两名编辑助理———其妻子席尔维雅和朱立安•舒曼(中文名舒子章)———被美方指控犯有煽动罪。但是6年后，他们被宣判无罪，
因为美国军方未能向法庭提供任何档案或人证，法官以证据不足结案. 西方学者中对美国实施细菌战事实进行最深入调查的就是史蒂芬•艾迪科特和爱德华•海哲曼。他们的调查结果发表在1998年出版的《美国和细菌战：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一书中。两位历史学教授在书中汇集了一系列通过采访知情者和查阅政府档案收集到的证据，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即“美国迈出了最后一步，并在朝鲜战场上秘密地实验和使用了细菌武器”。
然而，两位作者也承认，“在美国现有的公开供大众查阅的档案中，找不到明确的直接的证据证明美国曾经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细菌武器”。但他们获知美国官方的档案部门有许多与美军在朝鲜实施细菌战有关的档案没有解密。
比如，美国国家档案馆得到过美军化学武器部的各种记载。但是，1949年至1951年的档案资料目录的序言中说：“这些目录是(美国)军方在1956年把档案资料交到档案中心时准备的。目录是全部卷宗的一部分，反映了1956年当时的档案内容。1956年到1969年期间，一些档案被军方收回，另一些被销毁。现存记载是1969年由国家档案馆整理永久保存的。”
艾迪科特教授在电子邮件里说，美国许多严肃的学者在读了他们的书以后要求美国政府向公众开放关于朝鲜战争期间细菌战活动的档案资料。但美国政府对该要求至今保持沉默。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自由信息法案》也无能为力，这表明美国政府确实是在试图掩盖什么。
海哲曼教授在电子邮件里说：“通过从朝鲜和中国获得的资料以及从美国、加拿大的国家档案馆和其他渠道获得的旁证，可以得到的结论是，美国的军事战略家决定在朝鲜战争中试验细菌武器。如果细菌武器有助于打破战争的僵局，试验的诱惑力就更大。但从中美两国得到的证据表明，试验并不成功。”
海哲曼教授说：“如果中国的指控是一个骗局的话，这些证据应该不会存在，因为中国军政领导层不会自己糊弄自己。希望我们的证据能够提高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的可信度，从而让西方学者更多地援引报告有关内容作为证据，同时，也提高了詹姆士•艾迪科特先生实地调查结果的可信度。”
“新证据”的蹊跷出笼
西方学术界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问题的争论，在日本《产经新闻》驻莫斯科记者内藤靖夫公布了新的所谓出自苏联时期的证据后再掀波澜。
1998年1月，《产经新闻》刊登了内藤靖夫通过特殊渠道得到的来自苏联政府总统档案馆的12份“只供阅读”的“文件”或摘录。“文件”内容是关于苏共中央内部1953年4月期间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这一指控的调查、结论和处理。　这些“文件”展示了当年苏联内务部、安全部、外交部、驻朝鲜大使馆、军事医学院等各级部门参与这项指控及协助调查的有关人员的回忆证词。通过这些证词，文章试图证明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指控是基于苏联驻朝鲜的顾问们和中国及朝鲜的医学专家们的伪造的证据，即这是三国共同策划的骗局。
这篇文章发表后，一些西方学者如获至宝。他们纷纷援引这些所谓的新证据驳斥对美国的指控是“骗局”、“谎言”。
有鉴于此，艾迪科特和海哲曼多次撰文批驳了这些“新证据”。这两位学者认为：首先，这12份“文件”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其次，《产经新闻》公布的这些文件的内容主要涉及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和细菌战关联不密切。再次，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些“文件”不是学术研究所能依赖的证据：这些“文件”在莫斯科的原始来源没有被透露；档案名称和登记号也没有公开，其他学者无法依此找到和检阅这些档案；这些“文件”不是原件的复印件，而是手抄件或据称是从原件中做的笔记。另外，为什么一个神秘的消息提供者会把这些东西交给一个日本右翼报纸的记者也是个谜。
对于这些所谓的来自苏联的“新证据”，葛法蓝以微生物学家和当年细菌战调查的见证人的身份作出了评论，指出了这些“文件”中的医学漏洞，并说，“……看过这些‘新证据’后，我有时有这样的感想，那些批评黑皮书的人或者是对委员会所做工作有保留意见的人没有认真读过黑皮书”。“我非常惊讶专业的历史学家怎么会没有注意到这些证据的前后矛盾”。
美日之间的秘密交易
在他们的著作中，艾迪科特和海哲曼教授用了几章的内容来追溯美国从二战中开始的生物战项目的历史。《美国医学协会学报》发表的关于此书的书评说：“两位教授的研究详细地展示了联邦政府、军事单位、医药行业和医疗研究机构如何长时间协作研制生物武器并准备在战争中使用这种武器。”
更为重要的是，两位历史学家披露了美国和日本“保守得最好的官方秘密之一”，即美国是如何将日本在二战中的细菌战项目整合进自己战后发展生物武器规划的。
两位教授描述了美国如何根据军方的提议，豁免了一批日本战犯，包括石井四郎中将，以此换来他们在共享生物武器秘密技术方面的合作。二战中，臭名昭著的石井曾率领731细菌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把盟军的战俘和中国老百姓用于令人恐惧的实验。
至于美日之间的秘密交易，《美国和生物武器》与美国历史教授谢尔顿•哈里斯所著《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生物战》两本书可以相互印证。《死亡工厂》中译本2000年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尽管已经解决了版权问题，《美国和生物武器：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这本书尚未在中国国内找到愿意出版的出版社。
艾迪科特教授说，由于美国有大量的核武器储备和通常意义上的尖端技术，因此，它是最有能力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放射性武器———的国家。朝鲜战争的事实表明，美国为达到其自身目的可能会采用各种手段，包括庇护战犯，使自己也成为国际战争罪犯。
而葛法蓝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告诫过从事科学研究的同行们。他在声明中说：“我希望一门有如此高尚传统的科学不应该服务于战争的目的，相信我充分地表达了全世界微生物学家的想法。那些为与疾病和人类的苦难斗争而做出奉献、有时甚至献出生命的人，不应该辱没对他们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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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月28日
美载有氢弹的飞机坠毁于格陵兰

1968年1月28日，一架携带4枚氢弹的美国空军“B-52”轰炸机，在试图进行紧急着陆时，坠入格陵兰岛外的冰里。据国防部说，这些氢弹“不能自动引爆，因而在飞机坠毁地带不会有核爆炸的危险”。该地区离图勒的美军基地很近。

眼下尚不清楚，在飞机坠毁后，机上氢弹状况如何--是散落在冰面上了呢，还是随轰炸机的部分机体穿过冰层沉入800英尺深的水下。五角大楼说，一名飞行员，即副驾驶员死亡，不过另外6名飞行员已经从当时燃烧的飞机上安全跳伞得以生还。

在驾驶舱起火后，这架飞机一度曾试图在图勒基地紧急降落。这架从纽约州的普拉茨堡空军基地起飞的“B-52”轰炸机，由战略空军司令部指挥执行空中警戒任务，从而保护其轰炸机免受突如其来的导弹袭击。在执行这样的任务时，通常每架“B-52”飞机都携带4枚氢弹，而这些氢弹需经飞行人员的一系列控制步骤后才能引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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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28日
联合国决定支付2400万美元建造联合国总部
  
1949年1月28日，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夫-赖伊批准建造以玻璃、铝和大理石为原料的39层摩天大厦的合同。大厦的落成将为纽约联合国秘书处提供88.9万平方英尺的工作面积。

联合国大厦是走向“和平的标志”。这座大厦将有5400扇窗户，面积为6英亩的玻璃“墙壁”，21个高速电梯。在数英里长的人行道和车行道的下面，将安装许多暖气管道可将路面上的冰雪溶化。这座大厦可能在1950年的秋天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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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1月28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创设武昌自强学堂

自强学堂，是1893年，张之洞为培养“精晓洋文”的外交人员，奏请清政府创办的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的新式高等专门学堂。它揭开了近代湖北教育的序幕。1902年改名为方言学堂。
1893年11月29日，张之洞向光绪帝上奏《设立自强学堂片》。他认为“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故取“自强”二字。学堂位于武昌三佛阁大朝街口，开办之初，设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门，专门培养外语和商务人才。每门招生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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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28日中国大陆通过《简化字总表》，开始推行简体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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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28日中国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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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辽河油田建成投产。辽河油田地处辽河中下游平原，是中国第三大油气田
  1980
辽河油田是以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为主、油气深加工等多元开发为辅的大型联合企业，是中国第四大油田，在全国500家最大企业中位居前列。年原油生产能力1500万吨以上，年天然气生产能力17亿立方米。

　　辽河油田位于辽河下游、渤海湾畔，被沈阳、大连、鞍山、营口、辽阳所拥抱，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气候宜人，人文和地理环境十分优越。1998年实现新增探明石油地质储量8374万吨，可采储量1635.9万吨，新增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5.32亿立方米，实现了当年采油量与新增可采储量的平衡。在持续、稳定、高效发展油气生产的同时，辽河油田实施“一业为主，多元发展”战略，石油化工、建材、机械制造、现代农业、第三产业五大支住产业初具规模。形成了一批骨干企业和拳头产品，原油年加工能力达到250万吨，一些油气深度加工装置相继建成，能够生产柴油、汽油、聚乙烯、聚丙烯、四醇、甲醛、溶济油、石脑油、轻烃及高速道路沥青等多种石油化工原料及产品。合资企业、多种经营企业迅速发展，生产产品200余种。在全国主要城市和沿海地区建立了10个工贸公司，在美国、加拿大等国设有驻外公司，扩大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

　　辽河油田始终坚持科技兴油的发展战略，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和科技含量，已累计取得科技成果4426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发明奖20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96项获国家授权专利512项。油田现已形成了一整套勘探开发复式油气藏和断块油田的地质理论及工艺技术。稠油开采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高凝油开采技术居世界领先地位；丛式井、水平井的钻井和测井技术、油藏数字模拟技术、地震资料采集和处理技术、地面工程技术居国内先进行列。重视科技的同时，油田更注重人才的使用和培养，现有专业技术人员3万多人，其中一大批优秀和知识分子不但成为生产和科研的中坚力量，还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在各二极单位领导班子中，专业技术人员占班子成员总数的90%。为了加强后备人才的力量，油田努力为青年专业技术人员创造良好的成才环境和发展空间，在承担项目、进修学习、功读学位、职称晋升、出国考察等方面给予重点按排和照顾，以使他们尽快成为具有较高石油科技知识和管理水平和跨世纪专业技术人才。

　　辽河油田十分重视文化、生活和福利设施建设。各类学校及幼儿园设施先进齐备，形成了完整的初、中、高级配套的教学体系。有设备先进的直属医院2所，分院8所，职工疗养院1所。职工住宅宽敞、明亮，人均居住面积10平方米以上，每年都有新的住宅楼拔地而起。文化娱乐、体育设施齐全，俱乐部、少年宫、游泳馆、体育馆、图书馆，职工活动中心，有线电视网、公园遍布油田矿区。油田通讯设备先进，对外了联络迅速便捷。矿区规划、建设与人称鹤乡、蟹乡和鱼米之乡的盘锦市容为一体，油田、稻田、苇田与现代城市建筑相辉映，一座繁荣、文明、温馨、美丽如画的现代石油城已展现在世人面前。

　　为了适应现代企业制度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要，辽河油田锐意改革，不断进取，在资本运营和对外合作、参与国际竞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辽河油田”金马股票在深圳上市成功，确定了“中国石油第一股”的地位，为企业直接融资7.4亿元人民币；同香港BECKBURY国际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冷家油田，对方注入资金10.08亿元人民币；近三年来，辽河油田相继承揽了蒙古国修井、塞拉利昂城市供水、印尼油田设计咨询、菲律宾井下打捞等国际石油工程项目；取得了委内瑞拉卡拉高来斯油田的开发作业权；参与了苏丹、科威特管道工程施工作业。这些成功的做法和实践，不仅拓宽了企业融资渠道、充分利用了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也进一步促进了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攻管理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参与国际竞争，实现多元化、国际化经营。

　　辽河石油勘探局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所属骨干企业，总部坐落于美丽的新兴沿海开放城市——辽宁省盘锦市。 全局目前有47个二级单位，用工总量8万余人，资产总额197亿元。

　　自1970年成立以来，辽河石油勘探局广大干部职工大力弘扬“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企业精神，在昔日的辽宁“南大荒”，建成了中国第四大油田——辽河油田和全国最大的稠油、超稠油、高凝油生产基地。2000年重组分立至今，特别是近两年来， 勘探局坚持思维创新和工作创新，围绕能源产业链延伸和拓宽 ，形成工程技术、能源开发与综合利用、加工制造、生产贸易服务四大板块主营业务，同时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和社会服务，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效益 大幅提升，核心竞争力明显增强，正朝着持续有效较快协调发展的美好明天昂首迈进。

　　辽河石油勘探局具有工程总承包、工程勘察设计等14项国家甲级资质和建设部、交通部一级施工资质，获国家（AAA）级信誉等级证书。通过了GB/T1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建立了HSE管理体系。所属20个单位通过了HSE管理体系认证、国际质量网认证（IQNET）、德国质量管理体系认证（DQS）、SA8000社会责任体系审核认证。

　　拥有先进的工程装备，拥有勘探开发稀油、稠油、超稠油、高凝油的国际领先水平的特色技术；积极利用两种资源，开发国内外两个市场，已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形成了北非、中东、中南美、中亚等国际市场开发战略区。在为用户和合作伙伴提供优质工程、优质产品、优质服务的过程中，努力打造“国内一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辽河”品牌，树立了良好的信誉和企业形象。

　　企业发展目标：加快“国内一流，初具国际竞争力的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商和初具规模的能源供应商”的建设进程，职工收入同步增长，矿区事业全面进步，成为社会推崇、客户满意、职工自豪的中国石油典范企业之一。

暗器

盼着1.29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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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８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严正声明，谴责国民党当局宣判冈村宁次无罪，要求必须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全国舆论也一致表示谴责，上海各处出现了"不许把日本战犯运走"的标语。
冈村宁次１８８４年生于日本东京，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毕业后，即开始侵华活动，曾任陆军参谋本部"支那"班班员、中国课课长、日本驻华使馆武官。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７年，任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１９２８年，以步兵第六联队长的身分参加侵略青岛和济南的战争，参与制造举世震惊的"济南惨案“。１９３２年，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加侵略上海的战争。１９３３年，代表日本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侵略冀东和长城以北我国领土的《塘沽协定》。１９３５年，又协同日寇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何应钦签订侵略华北的《何梅协定》。其后，担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兼驻伪满洲国武官、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第二师团长、第十军司令官、华北日军总司令、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最后升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在中国作恶多端，罪行累累。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松井石根一起列为甲级战犯。令人奇怪的是，中国军事法庭从１９４６年开始审判日本战犯，到１９４８年已基本审判完毕，松井石根、谷寿夫、田中久一等已被判处死刑，正法枪决，但冈村宁次这个日本侵华头号战犯却不见踪影。
原来，冈村宁次明知自己罪孽深重，难逃惩罚，自忖不仅被列为战犯，且死刑也在所难免。就用专机把家属送回日本，准备一人承担制裁。
　　但是，他又料定在国共冲突中有保全性命的机会，就决心"卖力反共，戴罪立功"。他把百万侵华日军的优良武器装备交给国民党政府，把他多年在中国对付共产党的四、五十份秘密文件呈送给蒋介石，还向何应钦献反共之计说：“中国最大的内患，是共军部队实力庞大，不可小视。现华中长江与黄河之间尚有３０万日军，建议暂不缴械，由我本人率领，在贵司令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剿灭共军。贵方只需负责供应给养，其他武器、弹药、医务方面概由我们自己解决。"何应钦对此极为欣赏，马上报告蒋介石请求批准。蒋介石虽害怕失去民心，不敢妄行，但却把冈村宁次视为自己人，确定将战犯范围限制在最小限度，甚至一个人即可，他明确地发布指示：“逮捕汉奸消息及逮捕条例，概勿发表，必须由本委员会批准后，方得正式公布"，"以后关于逮捕汉奸之案件，准令戴（笠）副局长负责主持，以归统一，而免分裂。"蒋介石专门交代，对冈村宁次要格外优待。因而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迟迟不下达解除冈村宁次武装的命令，因而设在南京大方巷外交部大楼的侵华派遣军司令部依然戒备森严，房上架有高射炮、机枪，日军官兵仍欺压百姓，奸淫妇女，胡作非为。经南京警备司令邱维达多次交涉，才命令冈村宁次缴出武器装备。
　　蒋介石、何应钦为勾结冈村宁次反共，不顾国际国内要求审判冈村宁次的强烈呼声，宣布冈村宁次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委其以协助投降、维持治安和帮助遣返日俘日侨的重任，后来又让其改任与国民党政府的"联络班长"，暗中兼有国民党军事顾问的职责。在生活上特殊优待，甚至让他以外交官身分随便活动。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公布，把冈村宁次列为头号战犯。蒋介石、何应钦指示南京和国民党各地报纸，不登这一消息。在制定确认战犯条件文件时，只注重松井石根、谷寿夫等指挥的南京大屠杀，酒井隆在广东以及日寇在长沙、徐州会战中的暴行，因冈村宁次与这些暴行无直接联系，而为其开脱罪责。
　　国民党战犯处理委员会负责人，于１９４６年９月受蒋介石、何应钦之命，对记者提问答曰：“冈村宁次本是日本战犯，但自日本投降以来，在维持南京治安、协助我政府接受以及受降工作上，成绩显著。目下正在任联络班长，工作尚未结束，何时对其拘留审理，委员会现正在研究中。"３、蒋介石包庇冈村宁次蒋介石包庇冈村宁次的倒行逆施，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不得不于１０月２６日下令，停止冈村宁次的一切外交活动；１１月２３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要求冈村宁次到东京出庭作证。而国民党政府却以冈村宁次健康有问题予以拒绝。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识破国民党政府的阴谋，要求把冈村宁次送往东京审理。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把冈村宁次作为战争嫌疑犯拘留审查，由何应钦特派两个高级军官陪冈村宁次从南京转移到上海，诡称把冈村宁次关在上海战犯监狱候审，实际上成了国民党政府的重点保护对象。
　　冈村宁次住在上海黄渡路王文成的宅邸，住所十分秘密。
　　国防部长白崇禧特别训令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对冈村宁次进行监护。汤恩伯派出大批便衣为冈村宁次日夜担任警戒，不时提供中国对冈村宁次的内部情报，还专门聘请日本医生中山高志为冈村宁次治疗肺结核。真是细心照顾，关怀备至。
　　１９４７年６月１７日，白崇禧特派国防部高级军官王俊中将，向冈村宁次传达蒋介石、何应钦的口信称：“根据国际情况，以暂不归国为安全。为了敷衍舆论，也可能移交军事法庭审理，但审判只是走走形式而已。"这时候，各国对冈村宁次的下落传说纷纾冈村宁次坐卧不安，便派他手下参谋小笠原向国防部二厅少将曹士澄打探消息，曹士澄第二天就带来了可靠消息：“对冈村的审理，争取于９月以后进行。由于蒋主席、白崇禧国防部长、陈诚总参谋长、何应钦将军等对冈村在停战后的工作甚为感谢，审判只是走走形式，但归国时机，以在和约签定后为宜。"１９４８年７月，国民党政府签于南京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理已接近尾声，南京、上海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一再催促尽快审判冈村宁次，国防部长何应钦重新上任后，便于７月１日向石美瑜发出训令称：“冈村宁次病已痊愈，对该俘的战犯嫌疑部分，应立即开始审理；根据规定进行，随时报告情况。……"４、假审判真演戏，幕幕狼狈不堪７月７日，上海军事法庭检察官向冈村宁次送去法庭传票，令他７月１２日上午１０时到法庭受审。这又使冈村宁次精神紧张起来。蒋介石对冈村宁次体贴入微，命国防部二厅联络官吴文华悄悄来访，传达蒋介石、何应钦和国防部的安排，讲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结束之前，对冈村宁次进行审判，训令已经下达，并不惜出卖核心机密，奴颜婢膝地说：“训令中所谓病已痊愈，乃是为了病中可拖延审理，法庭将根据病情斟酌行事，为此速向法庭提出诊断书为好；蒋总统也同意开始审判，并已指出要从轻处理；你作为被告理应拘禁于战犯监狱，但因病中疗养或以移住于京沪医院为宜，此事尚在研究；关于保释问题，届时法庭当有指示。"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谈及他此时此刻的心情时说：“停战以来，我一直以为，作为战犯而受审的日子势必来临，现在终来到了，然而两三年来对于中国政府及军方的领导层所给予我的关照和好意，更使我万分感激。“１９４８年７月１２日，中国上海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正式进行侦讯审理。法庭采取五人合议制。审判长为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少将庭长石美瑜，审判官为４个上校专职法官：叶在增、陆起、林健鹏、张体坤。
　　１０时半，对冈村宁次的侦讯开始。首先由检察官施泳对冈村宁次在中国的侵略作战经历及部下不法行为等有无责任问题提出质问。
　　冈村宁次因有蒋介石、何应钦背后撑腰，有恃无恐地为自己辩解说：“我想，部下犯罪纵属事实，也是下层发生的零星的不法行为，与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总司令官无关，不属于共同责任犯罪问题。虽然如此，我仍应承担道义上的责任。"石美瑜向法官们事前传达了蒋介石、保应钦的指示，因而谁也不敢触动冈村宁次的个人犯罪问题。一小时后审讯即告结束，纯粹是走走形式而已。
　　冈村宁次退庭后，石美瑜与施泳（检查官）、刘季坪（翻译）展开激烈争论。石美瑜认为，冈村宁次既为被告，而且健康状况良好，就应立即住战犯监狱监禁。刘季坪反对石美瑜的主张，认为冈村现在的住所既为国防部指定，除非有国防部指示，否则不能擅自移动。双方争执不下。最后由国防部官员出面和石美瑜协商，石庭长才同意申请保释。
　　７月１８日，国防部二厅联络官吴文华再次访问冈村宁次，殷勤地为他起草了一份保释申请书，由参谋松冈抄写清楚后提交法庭批准。
　　７月２３日，上海军事法庭派京沪医院的朱院长，在日本医生中山高志陪同下，为冈村宁次做疾病诊断。正直的朱院长根据冈村宁次的病状，拒绝为他担保。这可急坏了冈村宁次，他又费尽心机才找到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钱龙生为他担保，８月２日终于取得法庭的保释同意。
　　８月２日，上海军事法庭送来起诉书，指控冈村宁次在任侵华日军总司令任内，应对第二十三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一百十六师团、第一百六十四师团、第八十九旅团等所属兵团官兵的犯罪行为负连带责任。
　　８月９日，国防部二厅联络官吴文华告诉冈村宁次说，石庭长的申请已得到国防部批准：“冈村应扣押于战犯监狱，于该处就医"。
　　８月１０日，石美瑜在吴文华陪同下访问冈村宁次，表明来意说：“今天我未受任何人指示，完全以个人资格来访。带病入监，当很痛苦，然迫于形势，经与政府当局协商，只好如此，希能谅解，监内住处我已看过，可独居另室，医师来治疗及送进营养品均可自由。万一病情恶化，仍可申请保释。
　　在此期间尚望安心保养。入监时间定于１４日退庭之后，由法庭直接前往，希有所准备。"８月１４日，上海军事战犯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初审，纯粹是走过场，只短短半个小时便草草收常冈村宁次松一口气离开法庭，刚到走廊就被１００多名中外记者团团包围，争相提问。冈村宁次害怕暴露蒋介石对他的庇护内幕，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急得满头大汗，狼狈不堪。
　　国民党宪兵急忙开道，推开阻拦的记者，将冈村宁次送进休息室。二三十名记者紧跟不放，举起相机拍照不止。冈村宁次急忙离开法庭，登上早已准备好的大卡车。但仍有几名记者登上卡车，追赶提问，一直到上海高镜庙战犯监狱门口，由典狱长孙介君接了进去，方才解围。
　　蒋介石、何应钦吩咐孙介君对冈村宁次百般优待，又请国民党的"一流律师”钱龙生、江一平、杨鹏担任辩护律师，紧张地策划帮助冈村宁次正式渡过审判关的计谋。
　　８月２２日，典狱长孙介君特意到特殊病室探问冈村宁次"病情"，并无耻吹捧，透露国民党当局的庇护奸计说：“先生前在塘沽协定时和在停战投降时，均未采取对中国不利的措施，中国有志之士均堪嘉许。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内外的影响，不得不如此，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十年也好，结果都一样，请安心受审。在受审时，对中国民众所受灾难，要以表示痛心为宜。判决后可根据病情请求监外疗养，无论是审理和入狱都只是形式而已。"１９４８年８月２３日，拖延很久的对战犯冈村宁次的公开宣判终于开庭。
　　法庭设在上海塘沽路市参议会大礼堂。尽管那天下着大雨，但不仅大礼堂里座无虚席，而且在礼堂门口、上海商会前广场上，以至上海的大街要道，到处都有冒雨肃立静听广播审判实况的群众，自晨至暮，万头攒动，始终不散。国民党政府唯恐出事，派出荷枪实弹的军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但从各地赶来观看审判战犯冈村宁次的人们仍像潮水般涌来。
　　８月２３日上午８时１０分，冈村宁次在８名宪兵监押下，乘红色警车一辆，自江湾高镜庙战犯监狱抵达临时法庭，在群众的一片怒吼声中进入参议会大楼候审室。国民党官员立即请冈村宁次坐在专门为他准备的大扶手椅上，他对"如此周到照顾，感激莫名"。
　　国民党官员告诉冈村宁次，为了使这次公审在国际社会和中国民众中产生较大影响，上海军事法庭做了种种准备，会前发出近千张旁听证，邀请外交使团、中外记者和各界代表出席旁听，为公审造成一定声势，但不会为难冈村，请他放心。冈村宁次听了，才放下心来。
　　上午９时３０分，对冈村宁次的公审正式开始。审判长石美瑜偕陪审法官叶在增、陆起、林建鹏、张体坤、检察官施泳、王家楣等，在审判席上就坐。
　　审判长宣布传冈村宁次和４名从犯进庭。观众一起把眼光投向受审席，只见冈村宁次剃光头，戴着玳瑁边眼镜，身穿草绿色军便服，里套白翻领衬衫，低头走上被审台，昔日耀武扬威的日本皇军气势早已荡然无存。
　　紧跟在冈村宁次后面的是４名从犯：第二十七师团长落合甚九郎，第一一六师团长菱田元四郎，第六十四师团长船引正之，第八十九旅团长梨冈寿男，一个个垂头丧气，如丧家之犬。
　　首先由检察官施泳宣读起诉书，控诉冈村宁次作为侵华日军总司令参与发动侵略战争，纵容部下残杀无辜平民。如纵容第二十七师团长落合甚九郎，于１９４５年１月进犯江西时，残杀中国平民周浩平、王占明等８９人；还纵容菱田元四郎、梨冈寿男、船引正之等残杀气民及掠夺财产，无恶不作。
　　接着进行法庭质询，旨在搞清发动侵华战争的责任及战犯所犯罪行。冈村宁次有恃无恐，态度傲慢，为自己和其他战犯开脱罪责。他胡说对日本侵华政策从未参与策划，也不赞同。声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主谋既非裕仁天皇，也非东条英机、近卫文麿等战犯，而"猜测"是以桥本欣五郎为代表的少壮派军人。强调自己不是杀人放火的直接指挥者，不能负屠杀中国旗民之责。
　　广大听众见冈村宁次把一切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激起强烈愤怒，纷纷要求追查冈村宁次的战争罪行。
　　庭长石美瑜频频击动法锤，于上午１０时４０分宣布对冈村宁次的质询完毕，接着对４名从犯进行审理。落合甚九郎等４人一方面为冈村宁次涂脂抹粉，一方面为自己开脱罪责，激欺人们更大的义愤。石美瑜悍然宣布上午宣判结束，下午３时继续开庭审理。
　　午餐极为丰盛，如同规模盛大的筵宴，冈村宁次和４名从犯吃得满嘴流油，极为满意。
　　庭长石美瑜和４名法官进午餐时，席间传叫石美瑜接长途电话。不一会儿，石美瑜回到饭桌旁，脸色阴沉地对４位法官说：“刚才接（国防部）秦（德纯）次长电话，冈村一案，暂停审理，听候命令，法庭人员一律不得离开职守。"法官们心中不满，都主张下午继续开庭审判，否则无法向社会舆论交代。石美瑜对此表示赞成。
　　下午开庭后，主任检察官王家楣慷慨陈词，强烈主张冈村宁次应负战争共犯之责，希望参照国际公法外以应得惩罚。
　　辩护律师江一起、钱龙生、杨鹏３人公开为冈村宁次辩护，令听众瞠目结舌。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对此始终念念不忘：“今日的公审，是考虑到对民众和国际的影响，是一次大型公开展览。然而在此情况下，辩护人敢于大胆为我辩护，令人感谢。尤其江一平律师不顾其父反对，毅然出庭，并列举我在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期为供给农民棉布、打击奸商等事例，为我辩护，使我永铭肺腑。１９６１年６月，我去台北曾经访江一平及石美瑜表示谢意。"法庭辩论极其激烈，直至下午６时３０分，石美瑜庭长宣布庭审结束，改日再审。具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按照惯例，重大案件在辩论终结的当天就要审判，原定３时的宣判无人提起。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一次愚弄人民、搪塞国际舆论的大平局。
　　８月２３日晚７时２０分，冈村宁次回到监狱。典狱长孙介君像迎接凯旋的大将军一般热情招待。次日，他又特意前来冈村宁次的监房慰问，神秘地透露机密说：“对先生的公审判决的时机，（国民党）政府内部有两种意见，外交方面主张等待国际上对其他方面的战犯判决后，斟酌情况再作判决为宜；而国防部方面则主张从速判决。因此，只得请示蒋总统才能决定。下次公审可能是继续辩论，是否立即判决尚未定。"孙介君前脚刚走，军法局徐局长又以来监视察为名，传达国防部长何应钦的慰问之词，问候冈村宁次病情。问候冈村宁次病情。
　　冈村宁次对蒋介石、何应钦的阴谋心领神会，马上向上海军事法庭递来一件申请状：“因病请求保外就医。"石美瑜情知冈村宁次这个申请状大有来头，他不敢决定，马上转送国防部，很快得到批示，由国防部两名少将高参出面，保外安排在秘密住所。
　　接连几天，上海和中国各地报纸对冈村宁次公审情况大加报道，不少文章对国民党政府包庇战犯的作法进行激烈抨击，讽刺说拖延三年之久才作戏剧性审判，实不光彩，莫若及早宣告冈村宁次无罪！
　　冈村宁次的案子一搁几个月，无人问津。外电传说，冈村宁次将送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记者据此向上海军事法庭多次提出质问，石美瑜只得命法庭发言人发表谈话搪塞说：“冈村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犯罪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实有关，因此当然不须送往东京。"尽管如此，外面传说很快将对冈村宁次进行第二次公审，第一次公审纪录影片将分送世界各国。冈村宁次对自己的命运仍忧心忡忡，忙向可能"通天"的典狱长孙介君打探消息。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１１日，孙介君来到冈村宁次的住室透露重要消息说：“最近我去南京面谒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及二厅副厅长曹士澄少将，对先生病情均颇关心。他们认为，现在情况与前不同，社会上众目注视。此时，以在健康许可范围内于狱中静候宣判为宜，并说一般认为，对先生的宣判以等东京军事法庭结束后再做处理为有利。"１１月１３日，冈村宁次以心脏病及腹泻等症并发为由，申请监外就医获得批准；对他的审判推迟３０天举行。冈村宁次住院后，国防部长何应钦召集国民党高级官员讨论如何审判冈村宁次问题。何应钦、曹士澄主张无罪释放；司法行政部长则主张考虑舆论并与东京军事法庭量刑一致，会议争执不下，只得请示蒋介石。
　　这时，蒋介石的宠将汤恩伯与何应钦主动配合，在蒋介石面前为冈村宁次苦苦求情，并派心腹参谋龙佐良少将特意访问冈村宁次，透露重要情况说：“约一周前，汤恩伯将军面谒蒋总统，力陈冈村、松井太久郎（参谋长）在停战时有功，应令松井立即归国，对冈村应判无罪，蒋介石大致同意。事为何应钦得知，何应钦认为松井可归国，冈村必须考虑舆论及国际关系，未便立即宣判无罪，应徐图善策以待时机。"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谈及汤恩伯如此卖力地包庇他时，这样：“由于汤恩伯（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２６年间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期间）之学业成绩欠佳，结业时校方准备让他留级一年，汤恩伯闻讯后急得要命。不知怎的，又如期毕业，后来得知是我从中帮忙所致，汤恩伯对此铭心刻骨难忘。"汤恩伯则直言不讳地承认这是出于勾结日本战犯共同反共的需要，在《汤恩伯札记摘要》中供认：“民国三十七年，对冈村宁次大将进行审判时，正值华北局势恶化，共产党对此审判也极为注意。在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审议本案时，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员均主张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我从反共的见地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这时候，蒋介石在反共内战中一败涂地，蒋介石玩弄以退为进的诡计宣布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出面与中共进行和谈。
　　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将逮捕审讯冈村宁次等日本战犯作为国共和谈的条件之一，国民党政府被迫对冈村宁次进行第二次公审，但蒋介石仍在背后紧紧操纵。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２日，汤恩伯又派他的心腹参谋龙佐良到上海会见冈村宁次说，出于对中共的策略，对冈村宁次的审判仍按预定计划进行。蒋介石虽辞职，但是汤恩伯将军仍担任上海警备司令，尽可放心。
　　预定１月２６日上午１０时，对冈村宁次进行最后一次公审。蒋介石仍在暗中操纵审判，他担心冈村宁次不能登上新法庭所在地四层楼受审，便通过何应钦、汤恩伯，派国防部官员吴文华、军事法庭副官郭新夫接连探询病情，询问是否需要用担架抬上四楼。冈村宁次对中国当局"不念旧怨，对我关怀备至，情实难忘“，一再致谢。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６日清晨，石美瑜把手下法官都叫到庭长办公室，阴沉着脸说：“今天要辛苦各位，请大家发表对本案的处理意见。"大部分法官都怀有中国人的民族正义感，一致表示冈村宁次是中国人民愤恨的头号战犯，为伸张正义，维护民族尊严，为百姓报仇雪恨，应该将冈村宁次处以极刑。
　　原来石美瑜已受蒋介石的威逼，有苦难言，情知审理此案决不是什么好差事，就玩弄"金蝉脱壳"之计，送上请调报告。谁知请调报告没有得到批准，反而把他提升为国防部检察局处长，又将军衔由少将提升为中将，还接到蒋介石一封密电，电文大意是据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予照准，云云……石美瑜不敢得罪蒋介石，只得起草了一份替冈村宁次开脱罪责的判决书，呈请新任国防部长徐永昌审阅并签章，算是交差了事。
　　石美瑜从公文包里取出两份文件，让叶在增等４位法官看，原来是代总统李宗仁和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的两个命令，内容相同：“冈村宁次遣俘有功，法庭应该宣告其无罪。"石美瑜又拿出一份文件，众位法官接过一看，是抄写得很工整的冈村宁次判快书原本，主文只有６个字：“冈村宁次无罪。"４位法官谁也不愿开口说话。石美瑜便告诉大家判决书已经国防部长批准，拿出盖着徐永昌大印的文件给大家看。法官们面面相觑，暗骂徐永昌卑鄙无耻。
　　石美瑜将脸一沉，施加压力说：“此案上峰已经决定，我已身不由己。现在，请大家在判决书的原本上签名吧。"谁都知道这是干违背公法和民意的丑事，无人提笔签名。
　　石美瑜又厉声道：“你们不肯签字，我也没有办法。不过，就在隔壁房间里，已有国防部派来军法局的三位法官等在那里，他们马上可以接办本案，宣布更新审理。"石美瑜说到这里，用手一指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说：“不签字，我们三人就得到那个地下室去，后果怎样，就不需要我说了。"僵持了一段时间，年纪最大的法官陆起打破沉默，说：“一定要签字，那没办法，不过，应允许我在评议本上写下保留意见。"石美瑜考虑再三，无可奈何地说：“保留意见当然可以。"在这种情况下，陆起首先签名，随后林健鹏、张体坤、叶在增依次签名。最后，石美瑜也在那份开脱冈村宁次罪责的不光彩的判决书上签了名。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６日，上海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最后一次公审，规模大大缩小，仅请２０多名新闻记者旁听。
　　庭长石美瑜装模作样地做例行公事性提问，冈村宁次早准备好一套对付审判的办法，不替自己做任何辩解，概由律师代为申辩。最后问他有何陈述时，冈村宁次颇有城府地说：“本人对法庭审判无任何意见，但对由于日本官兵的罪行给多数中国国民造成物质、精神上的灾难表示歉意，同时对因病推迟审判造成工作困难，也表示歉意。"当天下午４时，法庭再次开庭。石美瑜宣布判处独立混成第八十二旅团少将旅团长樱庭子郎、独立混成第四十旅团中将旅团长伊藤忠夫无期徒刑。然后宣布对冈村宁次判决如下：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民国三十七年度战审第二十八号）公诉人：本庭检察官被告冈村宁次男６６岁日本东京人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指定辩护人江一平律师、杨鹏律师、钱龙生律师对上述被告因战犯案由本庭检察员起诉，本庭判决如下：主文冈村宁次无罪理由构成战争犯罪的条件是：在作战期间，犯有恣意屠杀、强奸、抢劫，或阴谋策划违反国际公法以及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此为国际公法及我国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二、第三条所明确规定者。
　　本案被告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广东，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到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关。
　　被告在任期间，我军作战大有进展，日军陷于孤立，战意丧失。日本政府正式投降后，被告立即停战，率百万日军奉命投降。在此期间并无上述条款之罪行，只因身为敌军总司令官，而被列为战犯嫌疑犯。
　　被告在任期间，驻湖南、江西、浙江等地之日军曾发生零星罪行，已由该驻军直接上级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承担罪责，本庭已分别判罪，现在服刑中。以上零星地罪行无以证明与被告有联系，因而不应负共犯罪责。
　　综合以上各项，依法应判为无罪。
　　根据以上结论，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一条第一项、刑事中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项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三十八一月二十六日
　　审判长等人署名盖章。
　　当时审判人员全体起立，听石美瑜宣读判决书，整个法庭鸦雀无声，当读到“冈村宁次无罪"时，法庭顿时大乱。法庭警察极力挥舞棍棒维持秩序，才使石美瑜读完判决书。
石美瑜勉强宣判结束，法庭秩序更加混乱，新闻记者怀着强烈愤怒提出种种责问，石美瑜自觉理亏，无法回答，就运用庭长权力当即宣布退庭，扭头躲进庭长室。愤怒的记者不顾法警阻拦，拥进庭长室向法庭提出抗议，但却不能扭转大局。
　　冈村宁次比谁都更清楚，他作为百万侵华日军最高统帅，是屠杀与掠夺中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头号战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参加过日本占领青岛的战争；１９２８年参加侵略济南的战争；１９３３年、１９３５年强其中国政府与其签订侵略华北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作为日寇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曾对华北等地推行极其残忍的"三光"政策，罪恶滔天。
　　蒋介石、何应钦再包庇他，也会判７年以上徒刑。现在听到宣判无罪，深感意外，就想向庭长石美瑜表示感谢，但却被拒绝会见。正不知如何是好，法庭副官郭新夫忙走过来向他附耳低语：“啊，先生，还是乘此混乱之机从后门走脱为妙。“一句话提醒了冈村宁次，他恍然大悟，急忙与陪他来法庭的松冈在混乱中从后门溜出，徒步返回寓所。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８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严正声明，谴责国民党当局宣判冈村宁次无罪，要求必须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全国舆论也一致表示谴责，上海各处出现了"不许把日本战犯运走"的标语。
　　国民党当局颇为紧张，立即悄悄安排冈村宁次坐美国轮船回国之事。２８日晚，就派上海军事法庭副官郭新夫通知冈村宁次，次日凌晨６时半之前到战犯监狱集合，与狱中其他战犯一起乘船归国。汤恩伯还派参谋龙佐良送来卡车一辆，便于冈村宁次在２９日拂晓乘车赶到上海战犯监狱，与２５９名战犯一起乘美国轮船约翰·Ｗ·维克斯号离开上海回国。
　　获得国民党政府释放冈村宁次的消息，中国共产党立即通过新华社发表文章，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在国共和谈中，也要求引渡冈村宁次，并以此作为维持国内和平的条件之一。
　　迫于中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代总统李宗仁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汤恩伯依仗七上海警备司令的职权，以蒋介石为后台，扣压李宗仁的命令不发。李宗仁无奈，后来又命令中国驻日本代表团团长商震，与驻日盟军总部交涉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被麦克阿瑟总部拒绝。
　　冈村宁次回国后，被安排在东京国立第一医院住院治疗。
　　更使冈村宁次吃惊的是，美日当局打破战后严禁悬挂日本国旗的禁令，在医院悬挂太阳旗，向冈村宁次表示慰劳。麦克阿瑟还派盟军总部军官肯尼中校到医院慰问冈村宁次。不久，又同意蒋介石聘请冈村宁次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至此，美国和蒋介石包庇头号侵华战犯冈村宁次的罪恶阴谋暴露无遗，受到中国和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

ishu

2003年——沙龙领导利库德集团在选举中获胜，他连任以色列总理。



利库德集团（ליכוד，字面上的意思是“团结”）是一个右翼以色列政党，在1973年选举的准备中由La'am党和Gahal党合并组成。利库德集团第一次出任总理的是梅纳赫姆·贝京。利库德集团支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犹太文化复兴。利库德集团的主要支持者来自蓝领的瑟法底犹太人和现代犹太教正统派。该党对外奉行扩张政策,主张维持控制包括耶路撒冷的所有巴勒斯坦领土，并反对成立巴勒斯坦国。

评论：沙龙是一个在国内外都具有极大争议性的人物。

stonewang

　　2008年1月28日，国家游泳中心竣工。



　　国家游泳中心建筑档案

　　【建设地点】：北京奥林匹克公园（Olympic Sport Park）
　　【场地类型】：新建比赛场馆园
　　【结构类型】：薄膜结构，空间刚架的结构
　　【建筑面积】：79532平方米
　　【建筑高度】：31米
　　【占地面积】：62950平方米
　　【长 宽 高】：177*177*30m
　　【赛时功能】：游泳、跳水、花样游泳
　　【座位数量】：4000个（永久性）、2000个（可拆除），临时座位数11000个
　　【开工时间】：2003年12月24日
　　【竣工时间】：2008年1月28日
　　【建筑造价】：约为10.2亿(各界捐献约8.5亿人民币)
　　【业主单位】：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单位】：中建设计联合体，澳大利亚PTW建筑师事务所、ARUP澳大利亚有限公司联合设计
　　【施工单位】：中建一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建筑简称】：水立方（Water Cube）
　　【英文名称】：（National Aquatics Centre）

　　评论：为北京奥运有特色的建筑之一，起到重大作用。

sterling

1997年1月28日 我国首条国际陆地光缆开通

  1997年1月28日，我国北方城市哈尔滨和俄罗斯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结束了长期以来通信经北京和莫斯科接转的历史，通过光缆将中俄光缆开通仪式的电视图像直接传递到对方，也标志着我国第一条国际陆地光缆正式开通。
  中俄光缆从哈尔滨经抚远跨越中俄边界乌苏里江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全长９７０公里，其中中国境内８２０公里。它通过各自国内的通信系统连接到北京和莫斯科，并与世界其它国际光缆相连接，构成国际光缆的一部分。
  中俄光缆的建成和开通，将促进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并极大地改善和促进中俄之间的国际通信业务。

评论:我国首条国际陆地光缆,有纪念意义.

mxqchina

  2008年1月28日，瑞士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代表团特使、前奥运会鞍马冠军李东华（右）在展览会上向观众介绍北京奥运吉祥物。当日，在瑞士卢塞恩举办的“李东华奥运冠军成长之路”展览会上，李东华结合自己的体操生涯，以奖牌、运动服等实物和文献资料，介绍奥运精神，宣传北京奥运会。 新华社记者杨京德摄

  1月28日，瑞士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代表团特使、前奥运会鞍马冠军李东华（左）在展览会上向观众介绍自己在中国和瑞士从事体操事业的情况。当日，在瑞士卢塞恩举办的“李东华奥运冠军成长之路”展览会上，李东华结合自己的体操生涯，以奖牌、运动服等实物和文献资料，介绍奥运精神，宣传北京奥运会。 新华社记者杨京德摄

评论：奥运会很成功，和很多人的努力分不开。

shunu

1873年1月28日法国女作家科莱特诞生

  

科莱特(Colette)是Sidonie-Gabrielle Colette的本名，1873年1月28日 - 1954年8月3日，法国20世纪上半叶的女作家，大部分是关于爱情的小说作品。


评论：女作家情感细腻，写爱情小说更加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