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铭 译名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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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铭 译名的弹性

在报上读到两篇陶杰谈译名的文章，真是过瘾。的确，人名地名的音译事事以普通话为依归的话，逢M必“姆”、逢T必“特”、逢K必“克”，译名就再无“美学”可言，一切变得机械化。姆来姆去唯一的好处是能给面目凶悍的人平添几分妩媚，美国鹰派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因命中有“姆”，说不定晚年会减去几分煞气？

香港特区若处处跟内地看齐，连“先朝”的译名也跟北京统一起来的话，那么我们的“屈臣氏”以后要改称“沃森氏”了；Bob Hope不叫“卜合”，根据陆谷孙《英汉大词典》的指引，应叫鲍勃·霍普；费云丽？不对，应叫维维利。译名一经“统一”，我们记忆中的风流人物，从此绝了音尘。

陶杰很欣赏民国时代上海遗留下来的一些译名，如把Avenue Joffre定名为“霞飞路”，确是一绝。Joffre原是法国将军，《英汉大词典》有载。陆谷孙尊重传统，不另起炉灶叫他“左腓利”或什么的，依然让他以“霞飞”面目见人，虽然纠纠武夫如此称呼，听来有点不伦不类。陆谷孙这方面的“克己复礼”精神，教人敬佩。如果他是译名教条主义者，大侦探Sherlock Holmes早变为“霍姆斯”了。在他的字典中，故人音容仍在。Holmes还是吸着烟斗的福尔摩斯。

“霞飞路”这种译笔，陶杰誉之为“咳金唾玉”。今天在文字上能有这种咳唾功夫的人越来越少了。遥想当年这位心怀王勃的译界高人，下笔前一定低吟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句子。除了个人才具外，译者选择译名时，还要照顾到谢天振和查明健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所说的“隐含读者”问题。译者为了“使译作在本土化语境中得到认同，他在翻译的选择和翻译的过程中就必须关注隐含读者的文化渴求和期待视野”。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忙着“反共抗俄”，有些刊物把苏共中央书记Khrushchev译为“黑鲁雪夫”者。简称“黑魔”。可见译名之艺术，极富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