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豆 留住记忆“0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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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2月15日，中国女诗人荣荣出生


　　荣荣，女，原名褚佩荣，1964年2月15日出生于宁波，1984年毕业于浙师大化学系，先后做过教师，公务员，现为《文学港》杂志主编。出版过多部诗集及散文随笔集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参加过诗刊社第十届青春诗会，曾获首届徐志摩诗歌节青年诗人奖、第五届华文青年诗人奖、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称号，《像我的亲人》曾获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凭着一部诗集《看见》，获得国家级文学最高荣誉奖——中国鲁迅文学奖。


一位才华横溢的现代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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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2月15日，台湾台中市卫尔康餐厅发生火灾

卫尔康餐厅火灾事件是一场发生于1995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十六）星期三晚间7时，台湾台中市台中港路一段52、54、56号上的「卫尔康」西餐厅（位于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中港院区对面）的火灾事件，64人死亡，为台湾历来死伤最严重的单一火灾事件。当时国际媒体如CNN亦加以报导。 事件经过起因于瓦斯外泄。一楼吧台炊具附近的瓦斯管线破裂，外泄的瓦斯遇到火源，瞬间引燃周围可燃材料，一方面往一楼其它部分延烧，另一方面则循往二楼之楼梯向二楼扩大延烧。由于当时正值晚餐时间、人潮聚集，同时餐厅员工又未及时疏散顾客，且起火点位于靠正面的主楼梯旁，造成内部人员逃生不及，结果造成64人死亡、11人受伤。包含七位厨师也因后门封死、逃生困难，全部急救不治。此一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造成全台舆论哗然，政府因而制订相关法规，避免事件的再度发生。可以说，此一事件是台湾公共安全开始受重视的转折点。 酿灾原因 卫尔康西餐厅一、二楼逃生通道分别被砖墙及金属浪板封死，火警发生后浓烟阻断逃生路线，此为造成惨重伤亡最主要的原因。 卫尔康西餐厅旁边原本是停车场及防火巷空地，但后来被改建成KTV，造成逃生无门。 依现场民众目击所示，案发当时系卫尔康西餐厅吧台处先起火。火势发生初期，员工先以灭火器抢救无效，火势迅速爆燃后始报警，延迟抢救时机，造成无法挽回之惨剧。 火警发生初期，员工灭火时，未同时疏散顾客，致丧失逃生时机。 卫尔康西餐厅内部装潢均系易燃性材料。火警发生后，造成迅速爆燃及产生大量高热浓烟、火焰，阻断逃生机会。 卫尔康西餐厅一、二楼出入口仅只一处。火灾发生后，出入口即陷入一片火海，阻隔逃生之路。 卫尔康西餐厅二楼朝台中港路面，使用整片式强化玻璃落地窗。顾客未熟悉敲破玻璃之要领，而致无法顺利逃出。 现场情况由于消防队距离火灾现场仅六百公尺，因此消防人员很快便抵达现场。根据当时一位张姓义消分队长向《联合报》记者形容：「在二楼的窗口附近，抢救人员发现多数死者，大都是互迭倒在靠窗的位置，从这一情况分析，火警发生后因火势蔓延快速，现场的客人纷纷拥挤到窗口，但因人多，有些人不敢跳楼，造成人挤人的情况，而且在情况紧急下，大家相互推挤践踏，而使伤亡加重。」他判断，在这一场浩劫中，由于出口只有一个，受害人逃命时先是自行践踏成伤，再遭到火焚，且大楼采密闭式建筑，加上违建严重，使消防车难以靠近灭火，导致重大伤亡。 善后赔偿 卫尔康西餐厅负责人在事后，拿出所有财产（新台币2400多万元）理赔，但每位罹难者只能分到六十多万。罹难者家属认为，台中市政府人员没有依照法令检查卫尔康西餐厅违规使用、消防设备不合格等问题才会发生火灾，台中市政府应该负起赔偿责任；因此向法院要求国家赔偿。1989年，卫尔康西餐厅未经商业登记，即擅自开幕营业。官司于2003年定谳，台中市政府必须赔偿每位罹难者新台币一百万元。 影响当时的总统李登辉以执政党（国民党）主席身份，向全民道歉。台中市长林柏榕记大过一次，事后并因此事件遭监察院弹劾，停职半年。当时的在野党（新党、民进党等）抨击官员推诿卸责，国民党形象因此受到很大的伤害。 政府在民意压力下，陆续修订与创建各项法规，如「消防法」、「建筑技术规则」、「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等，实施公共场所必须使用防火建材，逃生通道必须保持畅通，餐饮业强制投保公共意外险等改革。从此，台湾公共场所火灾死伤大为减少。 将消防事务自警察机关独立，成立内政部消防署，落实「警消分离」制度。 灵异传说事件发生后，台湾民间纷传在事件现场上空发现载着死者灵魂「幽灵船」的都市传奇。而且这艘船必须在人间集满一百个冤魂才会启航。由于此传说显示还会有类似事件再发生，导致公共场所人数大为减少，现场附近的商业区第一广场也因而没落。 现今状况现今卫尔康餐厅已成为一家五金行。

评：珍爱生命，水火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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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2月15日，英国首相用汉语说“恭喜发财”贺春节



2月15日，在位于英国首都伦敦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英国首相布朗（右）向一名华人学习用汉语说“恭喜发财”。

  当日，布朗在首相府为在英华人华侨和驻英中国人员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国农历新年到来。新华社记者曾毅摄

  新华网伦敦２月１５日电（记者王亚宏）英国首相布朗１５日晚在唐宁街１０号用汉语说“恭喜发财”，祝贺中国农历虎年新春。

  在首相官邸举行的春节庆祝活动上，布朗面对来自英国各界的近百名华侨华人，用汉语说“恭喜发财”给大家拜年，赢得热烈掌声。

  布朗在讲话中高度评价英国华人的努力工作对整个社会做出的贡献以及华人在中英两国文化交流方面的桥梁作用。他表示相信，在华人的努力下，英国社会必将变得越来越好。

  布朗在此前发表的新春贺函中盛赞在英华人“努力工作、积极进取的态度以及团队精神和家庭责任感”，并称英国政府将继续促进这些价值观为整个社会所共享。

  英国伦敦的中国春节庆典活动是华侨华人在海外最隆重的活动之一，同时也是英国首都每年都要举行的一次重大庆典活动。虎年春节期间，伦敦华埠及附近的特拉法加和莱斯特广场将于２月２１日举行盛大的春节庆祝活动，包括中国文艺团体的演出、燃放烟花等。


点评：中国消费者到英国消费拉动英国经济，这些消费对于英国越来越重要了。

制瓷名家

中文名： 李鸿章
别名： 李二先生或李合肥
国籍： 清朝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安徽合肥东乡(今瑶海区)磨店
出生日期： 1823年2月15日
逝世日期： 1901年11月7日
职业： 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
代表作品： 《李文忠公全集》
主要事迹：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参与洋务运动
历史贡献： 积极倡建近代海军、建立北洋水师
身后哀荣： 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
李氏家族
李鸿章（1823－1901），亦称李合肥，汉族人，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其先祖本姓许，从江西湖口迁至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李鸿章的八世祖许迎溪将次子慎所过继给姻亲李心庄。李家到李鸿章高祖时，终于勤俭致富，有田二顷。父亲李文安（1801－1855）经多年苦读，终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与曾国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使李氏家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合肥县东乡（今肥东县，现属合肥瑶海区）磨店乡。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1899），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1873），后来也都非富即贵。
　　至于李鸿章本人，生前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清朝追赠其为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入仕之前
李文安在科举入仕前，长期在家乡以课馆为业。
　　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 首，以抒发胸怀。其一云：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篇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他日燕台南望处，天涯须报李陵书。”[1]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第一次科考落榜，住京曾国藩宅邸受曾补习教导；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后翰林院散馆，获留馆任翰林院编修。
结交恩师
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 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湘军幕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以广州塾师洪秀全为首的农民，在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树旗造反，建号太平天国，军曰太平军，经过两年多的战斗，便从广西一隅直入长江流域，奠都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抗衡之政权，并开始北伐西征。
　　当时清朝的达官贵人和主要支柱绿营兵腐朽不堪，于是咸丰帝一面用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来制止文官武将和绿营兵的溃逃，驱使他们继续为国效力；另一面努力争取汉族士绅的支持，动员他们凭藉自己在本乡本地的的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搜查土匪”，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军。
　　咸丰三年（1853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咸丰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以李鸿章籍隶安徽，熟悉乡情，奏请随营帮办一切，遂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
　　咸丰八年（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负责起草文书。他生活散漫，晚睡懒起，曾国藩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言讫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其后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之师翁同龢长兄）对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当时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龢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后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乃至甲午一战，一败涂地。
　　咸丰十年（1860年），李鸿章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
　　同治元年（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达上海，自成一军，称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俨然乃新式陆军，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
　　同治二年（1863年）和三年（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接着李鸿章又镇压了捻军，因功加封为协办大学士，且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因此被誉为“中兴名臣”。
组建淮军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在太平军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兵、匪、发、捻”交乘的皖中腹地，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图存。庐州地区的团练武装，以合肥西乡三山（周公山、紫蓬山、大潜山）的张（树声、树珊）、周（盛波、盛传）、刘（铭传）三股势力最大，百里之内，互为声援。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安徽人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时，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决心。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种关系，淮军的组建、招募比较顺利。
　　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淮军四字营或四大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 德模、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这些东乡团练与西乡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均属第二批成军的淮勇，后由陆路陆续开赴上海）。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有：1、属于湘军系统的“春”字营（张遇春）和“济”字营（李济元）；2、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3、湖南新勇“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后到的“熊”字营（陈飞熊）和“垣”字营（马先槐）；4、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当时即在该部）。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
镇压起义
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十月十二日实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顿时令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
　　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人事上，他罢免了以吴 、杨坊为代表的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头，约2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胜军闹事事件，并最终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二年（1863年）七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是时，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但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了八降将，并遣散余众。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接报后，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此后，淮军节节胜利。同治三年（1864年），攻克常州，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被捕杀。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
　　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二人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曰：“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皆曰“愿尽死力！”，第二天，湘军终于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江苏肃清，湘淮军将帅均得加官进爵，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当时，北方的捻军起义正如火如荼，曾国藩不顾清廷责成他再顾皖省军务的命令而毅然裁军，固然是因为湘军“暮气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李鸿章则认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征他处”，他并进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张保留湘淮军的用意，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起初仅“铭”、“盛”、“鼎”、“树”四军共2.7万人，另带湘军刘松山部约8千人。后又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2千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2.7万人，加上刘铭传新募的新营，总兵力6万余人。曾国藩一到前线，即采用刘铭传、李鸿章等拟定的方针，决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后来，曾国藩又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分兵设防，实行“画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当时捻军正值势旺，作战快速多变，枯守堵御一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无法有效指挥淮军。因此，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
　　曾、李瓜代后。淮军继续扩军，李昭庆所部一军扩至19营，名武毅军，并添调“魁”字2营、亲兵1营、“凤”字7营。此外，又借调唐仁廉马队3营。合计剿捻兵力达7万人。李鸿章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徐州时，捻军已一分为二，赖文光、任柱等率东捻军仍留在中原作战，张宗禹、邱远才等则率捻军入陕西。李鸿章首先决定倾全力对付东捻军。他虽然仍坚持采用“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但鉴于曾国藩分防太广，难以奏效的教训，改为“扼地兜剿”的战法，即力图将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
洋务运动
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迭次降革处分，并赏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 在湖广总督任上，李鸿章一度奉命入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被参案。他和吴棠是在皖办团练时期的“金石至交”，又深知慈禧对吴“圣眷颇隆”，因此曲意回护，以查无实据结案。会武昌后，于同治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尚未成行，复以甘肃回民起义军入陕，清廷因左宗棠远在平凉不及兼顾，又改命援陕。但李鸿章实在不愿与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后，因天津发生教案，列强军舰麇集大沽口，奉密谕“酌带各军克日起程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匆匆赶赴直隶。
　　后因成功调解天津教案，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旋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同治十一年（1872年），加授武英殿大学士。自此，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秉政达25年，参与了清政府有关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清廷倚作畿疆门户、恃若长城的股肱重臣。随着李鸿章地位、权利的上升，他一手创建出的淮军，陆续被清廷派防直隶、山东、江苏、广西、广东、台湾各地，成为充当国防军角色的常备军；而以他为领袖，由淮军将领、幕僚以及一批志同道合的官僚组成的淮系集团，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一个洋务派集团，并在其带领下，开始了中国早期的洋务——自强——近代化运动。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李鸿章不仅建立了一支用西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同治二年，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会同直隶州知州刘佐禹，首先在松江创办了一个洋炮局，此后，又命韩殿甲、丁日昌在上海创办了两个洋炮局，合称“上海炸弹三局”。同治三年，松江局迁到苏州，改为苏州机器局。
　　同治四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同治九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已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同治十一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外交事件
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光绪五年（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李鸿章在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洋务重臣
李鸿章军功显赫，累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终于在1870年继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后又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筹办洋务，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地方重臣。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权，统领一方，有人甚至称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　
　　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大清国所有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
　　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的更新。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
　　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
　　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
　　大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大清国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只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之后，由大清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有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创造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不但促进了没落王朝的工业化，而且为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 不过李鸿章始终没有逃脱时代对思维的束缚，李鸿章所建企业皆为官督商办体制，企业初建之时官府没有实力独立创办，便与民资合作。待企业步入正轨，官府便想法设法排斥民资，形成官府独霸企业。由于连年战乱政府不断从企业中抽离资金、强加冗员，长期的政策保护又使企业暮气沉沉。这些重病缠身的企业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民资本的崛起难逃悲剧命运。
建设海军
　　客观上讲，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七十年代起，他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争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
　　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甲午战争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1885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订立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事态趋于严重。李鸿章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无奈下，只得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六月二十三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
　　八月十六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八月十八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消极避战，“仍心存侥幸，出海护航时竟然连弹药都没有带足，致使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中国军舰沉没4艘，日本舰队亦遭重创。此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激烈交战，但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水师覆灭。
　　另外，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李鸿章声称无款。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他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 ；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会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六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原本是3亿两)，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谓，李鸿章面前“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皇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二十三日，《马关条约》签字。
　　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李鸿章虽然也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并倾向变法。但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汹汹舆论下，成了清廷的替罪羊。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甲午战争对远东战略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家、撤出朝鲜半岛，并割让台湾、澎湖及其附属岛屿予日本，向日本开放多个中国内陆的港口城市，日本又获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其中三千万两为清朝换回辽东半岛的费用），经济迅速发展。而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北洋水师的覆灭）标志着1850年代起洋务运动技术改革失败，大清帝国的国际地位自此一落千丈，再次成为列强鲸吞蚕食的对象。清朝国内的改革派对自身的弱点有了更深的认识，积极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即1898年的戊戌变法。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奉命作为头等专使前往祝贺。在此之前，俄国会同法、德发起三国还辽成功，清廷上下视俄国为救星，包括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在内的元老重臣均倾向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
　　此后，李鸿章率随员先后访问德、荷、法、比、英、美、加诸国，由于系亲身游历，他对西方社会制度产生由衷的赞叹，并在演讲中一再大声疾呼：“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回国后，面临方兴未艾的戊戌变法运动，他慨然以“维新之同志”自许。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慈禧一再下令捕杀康、梁余党。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说：“我决不做刀斧手。”
　　李鸿章出任粤督期间，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英、法等国组成八国联军进行干涉，慈禧携光绪逃至西安，北方局势一片混乱。而东南地区的实力派疆臣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则在盛宣怀联络下，倡导东南互保，即不卷入清廷这次对外宣战，以保东南半壁不陷入混乱中。李鸿章对此表示支持。
　　在此期间，经由革命党人陈少白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牵线，李鸿章一度有意与自日本前来策划“两广独立”的孙中山晤面，但由于双方互存戒心而作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十二日，为收拾八国联军之役的残局，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连续电催其北上。李鸿章乘轮船至沪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为替罪羊。直至七月三十日，北方局面实在无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一个月后，李鸿章抵京收拾残局，向八国联军求和。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赔款4亿5千万两。
　　签约后两个月，被李鸿章倚为强援的俄国政府再度发难，提出“道胜银行协定”，试图攫取更大权益，并威逼李鸿章签字。“老来失计亲豺虎”，气恼交加，李鸿章呕血不起，于九月二十七日去世，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完了他78岁的人生历程。
　　李鸿章原配夫人周氏，咸丰十一年（1861年）病故。继室赵小莲，系太湖望族、进士赵昀之女。侧室莫氏，侍妾冬梅。子三：嗣子经方；嫡子经述（赵氏所生）袭一等侯爵；庶子经迈（莫氏所生）。女三：分别适郭恩垕、任德和、张佩纶。
不履日地
　　面对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中方只有“允”和“不允”两种选择，而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李公一直磨到点灯时分，口干舌燥地要求再削减五千万两，实在达不目的了，又说减少二千万两也行，最后甚至满眼含泪向伊藤博文哀求，看到我这把老骨头的面子上，多少减一点儿，算送给我回国的路费吧。可以说他是忠实地执行了清廷的电旨：“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但人家根本不为所动。老人家何等可怜！日方更以中方代表能否安全回国相要挟，李氏父子只得无可奈何的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此段为《走向共和》电视中的故事，并非史实）
　　据说他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曾经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
　　也正是因为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再也不愿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75岁高龄老人啊，又是在呼呼悠悠地海面上，毅然决然地蹒跚着步子，慢慢腾腾地挪过去。
　　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吴汝纶东游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公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竟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觉悲从中来，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宝。他大书“伤心之地”。
李氏故居
李鸿章不仅是一位中国近代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而且也是一位影响了近代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晚清军政重臣。
李鸿章生于合肥，葬归故里。李鸿章故居位于今合肥淮河路步行街中段。故居面南背北，两扇高大厚实的朱漆大门和门前一对威武的石狮，面对着日夜川流不息的人群。故居自南向北依次为大门、过厅、中厅以及内眷所住的走马楼。古色古香的故居具有明显的江淮官宅特点。
　　李鸿章故居建于19世纪末。故居当年规模很大，许多人用“李府半条街”来形容李家住宅群的恢弘气势。历经百年的风风雨雨，李府依然保留独有的风貌。改革开放后，合肥市政府对李鸿章故居采取保护措施，在原地修复重建，成为现在大家看到的模样，只是现存规模已不到原来的十二分之一。
　　从步行街进入大门，行数步即到过厅。厅正中是座屏风，上方高悬一块匾额，上书“钧衡笃祜”四个字，钧衡，比喻国家宰相一类重臣；笃是厚的意思；祜是大福。意思是李鸿章官显福厚。这四个字是李鸿章七十大寿时光绪皇帝御笔所赐，以褒奖他对大清帝国的功绩。过厅过去为来客稍候，待佣人通报后再入中厅与主人会面之处，现兼作展厅之用。厅内展示与李鸿章有关的各种图片、资料和实物。展览分“李鸿章的青少年时代、李鸿章与淮军、李鸿章与洋务运动、李鸿章与外交以及毁誉参半的一生”等五个部分。
　　中厅又称福寿堂，堂高9米，是现存江淮地区最大的晚清私人住宅厅堂。每扇格门上都雕有造型精美、典雅的图案，房梁全是斗榫，不用一枚钉子。大梁两头都雕成象头形，寓意吉祥（象）。正上方的横梁上雕有“佘太君祝寿图”，人物造型栩栩如生。东西两厢是李氏后人的书房，清雅疏阔，青砖漫地。
　　中厅上方的长几上，摆有一只古钟，左边一面镜子，右边一面屏风，寓意这具家宅“终（钟）生平（屏）静（镜）”。中厅的正中，四根木柱正好构成一个开间，木柱的一左一右，各为一个开间，加上东西两面厢房，形成了明三暗五的格局，颇具江淮地区富宅的建筑特色。东厢房是书房，里面的博古架称为“过桥式”，左右两部分正好可以重合在一起。原理出自中国古代阴阳互补理论。左边摆放的楠木书架，正好可以装下一部《二十四史》。
　　推开把前院与后宅严密隔开的屏门，即是典雅古朴的小姐楼。楼与前院中间有道墙，墙中间的门，便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门了。墙门把小姐楼与外界严密隔开。男子严禁进入二门半步。小姐楼又叫“走马楼”，是李府女眷住的地方。小姐楼后一进的楼上摆放着古老的绣床、雕花的梳妆台、大理石面的圆凳，床、台、凳都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红木家具。屋内一个漂亮的粉彩瓷礅，放在红木梳妆台前，古色古香。
　　小姐楼造型独特，为一封闭回廊式木楼，楼下正中的一方天井，上承天光，下接地气，符合阴阳调合之风水学。楼上东首第一间据说是李鸿章幼女菊耦（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祖母）所住，正中则是老夫人所居。原先的老宅有一个比现存面积大得多的后花园，但光阴荏苒，后花园早已湮没，无法恢复，只保留下这座美丽典雅的小姐楼供人观瞻了。
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指中国清朝末年八国联军之役期间，中国南方各省违背中央政府的命令，拒不同外国开战的事件。
　　在清室尚未向各国宣战之前，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等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两宫不测，当由李鸿章出任总统支撑局面。清室向十一国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称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
　　东南互保运动，保护了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避免于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同时亦使地方的政治与军事权力进一步扩张，中央的权威大为下降。之后1911年辛亥革命各省在武昌起义后相继宣告独立，与地方势力崛起、中央权力式微关系密切。而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军阀及各地方长期割据，则是源自强势人物袁世凯去世后，中央权力出现真空、各地派系拥兵自重，与东南互保并无直接关系。
最后谢幕
1900年6月，外国联军攻陷了中国北方的海岸门户大沽炮台，3天之后，京城门户天津陷落，以保护使馆为名登陆的联军向通州进发，而通州距大清国的都城北京仅20公里。21日，大清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然后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而李鸿章深知国家忧患日深，军力积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李鸿章给朝廷发去一封电报——大清国两广总督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大清国南方日益活跃的商品贸易和经济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官员们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模式，这种影响虽可能如风蚀岩石般缓慢但却是不可逆转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等在获悉了李鸿章的电文后，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他们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大清国的南方也发生了动乱，那么乱了敌人的同时肯定也要乱了自己。虽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这些人无不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祸中究竟是他们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此一悲惨事件发生之前，朝廷的电报再一次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正在攻打这个国家的洋人议和。朝廷为此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唯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1900年7月17日，当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的时候，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少受些损失，李鸿章感叹道：“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就是在这样悲伤的心境中开始了他与洋人噩梦般的周旋。
　　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他去了他曾经执政达20多年的直隶总督府，在满目疮痍的天津城中，总督府已是一片废墟。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外国联军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属于清国政府管辖”之外，整个京城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那两个小院落一个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一个是参加与联军议和谈判的庆亲王的府邸。
　　11月初，联军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提出议和谈判的六项原则：惩办祸首；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索取赔款；使馆驻扎卫兵；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这六项严重侮辱大清国国家主权的“原则”，令李鸿章说出了列强犹如“虎狼群”的话，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结束大清国的厄运。
　　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望电报如饥渴”，虽然大清国于1900年夏天发生的巨祸是由慈禧一手酿成，但李鸿章必须在联军的追究面前维护住慈禧的权力，他只有日复一日地“竭力磋磨”——“每当聚议时，一切辩驳均由李鸿章陈词；所奏朝廷折电，概出李鸿章之手。”李鸿章病倒了，起因是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住气了，占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
　　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议和大纲”上“画押”。李鸿章对“不明敌情”却“局外论事”的张之洞十分恼火，他表示如果坚持不“画押”，谈判即刻便会破裂，结果只能是将大清国拖入无休止的战乱——联军在京城屯兵数万，有随时扩大战争的能力；在这种内外皆危之际，高谈阔论并不能扭转危难。
　　而因为“议和大纲”既没有将慈禧列为祸首，又没有让她交出权力，于是朝廷给李鸿章回电：“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大清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即刻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吐血了。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李鸿章想尽快地结束谈判，而谈判结束的直接标志是联军撤出京城和皇室朝廷回京。可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必须亲眼看到惩办祸首。
　　关于惩办问题的谈判耗尽了李鸿章最后的气力，他无法接受皇亲们在菜市口被洋人斩首，最终还是顶住了联军要求对皇亲“正法”的压力。
　　接下来是赔款问题的谈判，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不愿为大清国的几两银子再低三下四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只是，病中的李鸿章没忘给张之洞传话，说是电报每个字四角银元实在太贵，要他不要再发“空论长电”，凡事可以摘要发出，以节省经费。赔款问题全部是由下级官员谈的，结果是大清国赔款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列强们说，4亿5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朝廷的回电是：“应准照办。”
　　1901年9月7日，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难以想象就要离世的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会是什么心情。他毕生致力的“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愿望此时说出来实在是一种前途渺茫下的伤心无奈。
　　1901年11月7日，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享年78岁。
　　消息传来，慈禧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身后哀荣
　　李鸿章有一首临终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另付一遗疏：
　　奏为臣病垂危，自知不起，口占遗疏，仰求圣鉴事。窃臣体气素健，向能耐劳，服官四十余年，未尝因病请假。前在马关受伤，流血过久，遂成眩晕。去夏冒暑北上，复患泄泻，元气大伤。入都后又以事机不顺，朝夕焦思，往往彻夜不眠，胃纳日减，触发旧疾时作时止。迭蒙圣慈垂询，特赏假期，慰谕周详，感激涕零。和约幸得竣事，俄约仍无定期，上贻宵旰之忧，是臣未终心事。每一念及，忧灼五中。本月十九夜，忽喀血碗余，数日之间，遂至沉笃，群医束手，知难久延。谨口占遗疏，烦臣子经述恭校写成，固封以俟。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瞑。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更患难，定能一心效力，翼赞讦谟。臣在九泉，庶无遗憾。至臣子孙，皆受国厚恩，唯有勖其守身读书，勉图报效。属纩在即，瞻望无时，长辞圣明，无任依恋之至。谨叩谢天恩，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两宫“哭失声”，慈禧太后称赞他是“再造玄黄”之人。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北京李公祠：东城区西总布胡同27号
　　天津李公祠：河北区天纬路李公祠东箭道、西箭道。现为五十七中校址，主体建筑已被拆毁，仅存附属两个小四合院。
　　保定李公祠：淮军公所街
　　上海李公祠：华山路1626号复旦中学内
　　济南李公祠：大明湖，1961年改为辛弃疾纪念祠
　　南京李公祠：白下区四条巷77号、五福巷
李公趣事
　　在英国餐桌上有很多礼仪，如吃烤鸡先用叉按住，再用刀割，再用刀摁住，再用叉戳肉吃。1896年李访英，受到热情款待，李用手抓鸡，大家愕然，出于尊重，也学样。从此，英国人吃鸡不必拘泥于刀叉。
　　同时，天天西餐使李无胃口。于是他让厨师将西餐的原料和蔬菜和在一起，烧成了一锅大杂烩。扑鼻香味使英国官员们馋涎欲滴，忙打听是什么菜？答曰杂碎。李示意他们尽情享用，结果一个个赞不绝口。据说后来饭店的菜单上就有了“李鸿章杂碎”。
　　这说明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风俗礼仪，无高下之分。李鸿章作为一个中国使臣，在桀骜不逊的日不落帝国人面前，没有卑躬屈膝，而是巧妙地宣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饮食文化。而影响至今，不得不说他有着强烈的民族观念。
后世评价
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大多为不平等条约。近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出现，对这位清末重臣也逐渐评价多元化。
　　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以义和团叛乱挟持清廷为外交借口，不割地而平息事件。
　　英国及美国对李鸿章最为著名的评价：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总和各方面的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纪中最为独特的人物。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出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的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其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梁启超《李鸿章传》对其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这样说李鸿章：“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美国总统格兰特称李为当时世界四大伟人之首，与当时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法国总理甘必大，德国首相俾斯麦齐名。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同乡）认为其“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另外周恩来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
　　李鸿章对自己作为尝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只是，该怎样评价100年前这位不同寻常的大清重臣，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
　　在中国，评价一个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难的事情。

评：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明式家具研究

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年1月22日德国卡门茨—1781年2月15日德国不伦瑞克）是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之一，他的剧作和理论著作对后世德语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生平
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生于德国上劳齐茨地区的卡门茨（Kamenz）。他和18世纪的许多其他德意志作家一样出身于一个新教牧师家庭。他的父亲是卡门茨的大教堂的首席牧师及神学作品的作者：约翰•戈特弗里德•莱辛（Johann Gottfried Lessing），母亲是尤斯蒂娜•萨洛姆（Justine Salome），娘家姓费勒（Feller），是丈夫上级的女儿。莱辛在父母的十二个孩子中排行第三。
　　1737年到1741年，他就读于卡门茨的拉丁语学校，后来在迈森（Mei遝n）的圣•阿夫拉贵族学校学习。1746年9月起，他开始了在莱比锡大学的神学学习。
　　很快莱辛就开始从事更世俗化的活动，学习跳舞、击剑和骑术，并对戏剧产生了兴趣。他在《自然研究者》杂志和表兄弟缪利乌斯（Christlob Mylius）出版的《激发灵魂的快乐》上发表了第一批诗歌、寓言和诗体短篇小说。因为自己的和为剧院人员担保的债务问题，莱辛不得不为躲避债权人于1748年夏天离开了莱比锡。他在维滕贝格（Wittenberg）停留了短时间，想在那里学医。1748年11月，他来到柏林。
　　莱辛不到20岁就决定从事自由作家的职业。他同缪利乌斯一起出版了《历史论文和戏剧评论》杂志，此外他撰写书评、诗歌、剧本（《犹太人》、《怀疑论者》），进行翻译工作，从1751年起，他还为《柏林特许报》工作。
　　由于父亲的压力，也由于跟当时身处弗里德里希二世宫廷的伏尔泰的一场带来严重后果的纠纷——莱辛以印刷原张的形式让朋友接触了伏尔泰尚未献给国王的著作《路易十四时代》——1751年底，莱辛动身返回维滕贝格，以结束他在那里的学业。1752年4月他获得哲学硕士学位。
　　从1752年11月起，莱辛又来到柏林。他翻译伏尔泰和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作品，并开始了他雄心勃勃的戏剧图书馆项目（从未完成），它应该以非常规的方式提供古往今来所有民族的批判性的戏剧史。1753年到1755年他出版了分成6部分的作品集，1755年春季创作了《萨拉•萨姆逊小姐》。
　　尽管有着文学方面的声誉，莱辛一直寻求着一份稳定的工作。1755年10月他前往莱比锡。他接受了富商温克勒（Christian Gottfried Winkler）的建议，作为后者的陪同做一次4年之久的环游欧洲的旅行。1756年5月，他们离开莱比锡，仅仅在8月份，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受到7年战争爆发的惊吓，不得不返回。回到被普鲁士占领的莱比锡后，莱辛很快与普鲁士少校、作家克莱斯特（Ewald Christian von Kleist）缔结了亲密的友谊。
　　1758年莱辛返回柏林，写下了第一批涉及当时的文学的信件，1759年他出版了独幕剧《菲罗塔斯》。
　　1761年到1765年是一段令人惊讶的时间。莱辛在布雷斯劳担任了普鲁士将军陶恩钦（Tauentzien）的行政秘书。摆脱了一切经济问题，莱辛过着不受拘束的艺术家生活，沉湎于赌瘾中。1763年他才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已经因为这种无意义的生活浪费了三年时间，现在是我走上正轨的时候了。”
　　1765年5月，他回到柏林，重新从事——并不是毫无困难地——文学工作。1766年他出版了一部内容丰富的作品：美学论著《拉奥孔》，它首先对青年一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767年出版了《明娜•冯•巴恩赫姆》。
　　1766年莱辛成为王室图书馆馆员的愿望破灭之后，他潜心于参与筹备中的汉堡国家剧院的工作。他满怀激情地计划使国家剧院成为一个国家文化机构。1769年的复活节，此项目因为资金问题和舞台文学顾问莱辛与其他两个负责人的权限之争而以失败告终。
　　1769年9月莱辛接受不伦瑞克宫廷的邀请，成了著名的沃尔芬比特尔（Wolfenbüttel）大公图书馆馆员。
　　他在沃尔芬比特尔的前几年文学创作并不丰富，只在1771年出版了《爱米丽雅•迦洛蒂》，此外，在1774年到1778年他出版了《未署名者片断》，这部作品后来让他牵连进和汉堡主教歌策（Johann Melchior Goeze）的激烈的神学方面的论战。
　　1775年到1776年他取道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到达维也纳。从维也纳出发，他陪伴不伦瑞克的莱奥波德（Leopold）亲王前往意大利，这次旅行途经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科西嘉岛、热那亚、都灵、罗马和那不勒斯，似乎没有给陪同亲王的莱辛留下什么印象。
　　他回来后，跟1771年就和他订婚的商人遗孀埃娃•柯尼希（Eva K鰊ig）结了婚。但他并没有获得生活幸福。1777年12月，他出生不久的儿子夭折了，两周后，他的妻子也去世了。
　　由于在汉堡的不快经历，他拒绝了参与曼海姆筹建中的国家剧院的工作。在沃尔芬比特尔，他越来越多地研究神学问题。1778年他出版了《论人类的教育》，1780年全部完成，此外他出版了针对保守的汉堡主教而作的《反对歌策》的论文，它维护了理性的权利，并对宗教进行了审视性的批判。
　　1778年，诗剧《智者纳旦》作为这次论战的延续问世。
　　最迟在1780年，莱辛的健康迅速恶化，他抱怨注意力涣散、视力减退、忧郁症和病态的疲倦。1781年2月15日他造访不伦瑞克时去世，时年52岁。
　　思想莱辛是一个涉猎广泛的作家、思想家和批评家。作为德国启蒙运动的领导性的代表人物，他是思考市民的自我意识的先驱者。他的理论及批评作品以经常被运用的滑稽、讽刺的风格与准确的论证而独树一帜。他作品中的对白的修辞风格符合他的意图，即一直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事物，也从争论对手的论据中寻找真理的踪迹。对他而言，真理永远不是可以为人掌握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不断接近真理的过程。
　　莱辛很早就对戏剧产生了兴趣，不论是在他的以戏剧为主题的理论、批评文章中，还是在他作为作家亲自创作的作品中，他都努力为发展一种德意志的新的市民戏剧作出贡献。他反对占有统治地位的戈特歇德（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和他的弟子的文学理论。他特别批评把法国戏剧作为榜样来模仿，他支持对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主义的原则作出反思和借鉴莎士比亚的作品。莱辛是在德国创立莎士比亚评论的第一人。他和许多戏剧团体合作。
　　在汉堡，莱辛尝试和其他人一起建设一所德意志的国家剧院（直到1769年）。现在，他的作品被视为后来发展起来的德国市民戏剧的样板。《萨拉•萨姆逊小姐》和《爱米丽雅•迦洛蒂》被当成最早的市民悲剧，《明娜•冯•巴恩赫姆》是许多古典主义的德国戏剧的榜样。《智者纳旦》是第一部探讨世界观的观念剧。他的理论著作《拉奥孔》和《汉堡剧评》为讨论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原则制定了标准。
　　在他的宗教哲学的作品中，莱辛维护了虔诚的基督徒的思想自由。他反对对上帝的启示的信仰，反对通过占有统治地位的保守的学术观点完全遵从《圣经》。与保守的观点相反，作为启蒙运动的产儿，他相信一种“理性的基督教”，它可以自行导向信仰的精神实质。他相信人类的理性（受到批评和异议的激发）可以不需要神的启示自行发展。为了激起一场针对“完全的对信仰的依赖”的公众讨论，莱辛在1774年到1778年出版了7部《未署名者片断》，它们导致了所谓的“片断争论”。莱辛在这次争论中的主要论敌是汉堡主教歌策，针对歌策，莱辛写了一些文章，包括11份《反对歌策》。
　　此外，莱辛还多次参与了与占统治地位的学术观点的代言人的论战，支持对其它世界性的宗教的宽容。他也以剧作的形式（在《智者纳旦》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因为他后来的理论作品被禁止出版。在《论人类的教育》中，他系统性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自由精神（在戏剧方面反对法国戏剧的榜样性的支配地位，在宗教方面反对教会的教条）是贯穿莱辛一生的主线。因此，他参与了把奋发向上的市民阶级从贵族的管制
　　下解放出来的活动。作为作家，他也一直追求不依附于人，但是他的过一种自由作家的生活的理想由于经济条件所迫很难实现。
作品
　　《年轻的学者》（1748年） 《犹太人》（1749年） 《怀疑论者》（1749年） 《萨拉•萨姆逊小姐》（1755年） 《菲罗塔斯》（1759年） 《寓言》（1759年） 《拉奥孔》（1766年） 《明娜•冯•巴恩赫姆》（1767年） 《汉堡剧评》（1767年-1769年） 《爱米丽雅•迦洛蒂》（1772年） 《反对歌策》（1778年） 《智者纳旦》（1779年） 《论人类的教育》（1780年） 《夫妻之爱》（诗歌）（1781年）


评论：一个涉猎广泛的作家、思想家和批评家。作为德国启蒙运动的领导性的代表人物，他是思考市民的自我意识的先驱者。他的理论及批评作品以经常被运用的滑稽、讽刺的风格与准确的论证而独树一帜。他作品中的对白的修辞风格符合他的意图，即一直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事物，也从争论对手的论据中寻找真理的踪迹。对他而言，真理永远不是可以为人掌握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不断接近真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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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30年2月15日
意大利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朱利奥·杜黑逝世



朱利奥·杜黑（1869.5.30～1930.2.15）意大利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制空权理论的倡导者。1869年5月30日出生于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以北23公里处一个名字叫卡塞塔的小镇。他出身于军人世家，家中几代都为萨伏依王室服务。先是进入都灵军事工程学校学习，后进陆军大学学习，研究有关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战争中的后勤问题。毕业后，他被派到陆军许多岗位上工作。无论在哪里，他都致力于科学技术与军事应用相结合。1915 年5月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师参谋长。杜黑多次建议组织500架轰炸机的航空队参战，轰炸奥军后方以夺取胜利，但遭到最高军事当局的拒绝。杜黑对军事当局不能正确使用空中力量的做法日益不满，批评也越来越尖锐。最后，他向最高当局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严厉指责意大利陆军司令指挥无能，对战争毫无准备，(Lssdjt.com)致使意大利不能取得胜利。这份报告激怒了最高当局。1916年9月16日，他被解除职务并被送上军事法庭。10月，军事法庭认定杜黑犯有泄露军事情报罪，判处他1年监禁，并罚款170里拉。

1917年6月，杜黑提出了明确而完整的战略轰炸理论。1917 年11月，意军在卡波雷托战役惨败。事后，意大利政府调查战败原因，认为杜黑当年对统帅部的批评是正确的，1918年为其恢复名誉，同年1月出任意大利陆军航空署主任。1921年，在意大利陆军司令迪亚斯和陆海军部的支持下，他的第一部著作《制空权》一书正式出版发行，这标志着他的空军战略理论终于创立了。他很快就被重新邀请回到军队，并被授予少将军衔。1922年，他参加了墨索里尼组织的“向罗马进军”的行动。墨索里尼夺得政权后，邀请他出任意大利航空部部长。由于不愿为政务缠身而妨碍自己自由发表见解，于6月4日离开了他曾想尽职终生的军队，成为一名普通老百姓。专事空军理论的研究，先后出版了《未来战争的可能面貌》、《扼要的重述》、《一九xx年的战争》等有关空军建设和运用的论著，在与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了他所创立的空军战略学说。在西方享有“战略空中力量之父”的美称。

1930年2月15日，空军理论巨匠、空军战略学说创始人——杜黑因病在罗马悄然离开人世，享年61岁。

杜黑的《空中战争》一书启发了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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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15日---全球手机运营商成立应用软件联盟

   

  当地时间１５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开幕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全球多家移动通信运营商宣布成立“大规模应用软件联盟”，打造手机应用软件的统一平台。

  全球移动通信协会首席技术和战略官亚历克斯.辛克莱当天宣布说，这一软件联盟由２４家移动通信运营商发起，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德国电信、意大利电信等。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也是发起方。据介绍，这一软件联盟将覆盖全球约３０亿手机用户，目的是整合市场，打造一个开放性的产业平台。无论是应用软件开发商、网络运营商或是手机用户，都可以利用这一平台来满足自身需求。

  辛克莱还介绍说，来自中国、日本和美国的３家公司成为全球移动通信协会新会员，它们将共同推动下一代无线网络技的商业应用。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每年召开一次，由全球移动通信协会主办。本次大会吸引了全球１３００多家公司参展，据估计有约５万名专业人士与会。



运营商的目的是推出一款强势的‘操作系统’，以此控制整个手机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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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2月15日潘基文对肯尼亚和解取得进展表示欢迎


　　新华网联合国2月15日电 (记者 王湘江)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15日发表声明，对肯尼亚两大政治派别的谈判取得进展表示欢迎。

　　声明说，这一进展非常重要，因为它将有利于解决导致这场危机的那些最为紧迫的问题，同时有助于减少暴力事件的发生。他呼吁肯尼亚领导人本着相互谅解的精神，继续致力于民族和解进程，结束国家面临的危机。

　　正在肯尼亚调解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15日在内罗毕宣布，肯尼亚两大政治阵营之间的和解进程取得很大进展，双方同意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对有争议的选举结果进行全面调查。





肯尼亚和解进程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stonewang

　　1954年2月15日，美国漫画家马特·格勒宁出生。

  

　　马特·格勒宁
　　英文全名：Matthew Abram Groening
　　出生 1954年02月15日
　　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
　　职业 漫画家
　　知名于 《辛普森一家》
　　《飞出个未来》
　　《地狱生活》
　　邦戈漫画
　　宗教信仰 不可知论者
　　配偶 德博拉·卡普兰（1986年－1999年）
　　子女 霍默、阿贝

　　评论：他创造的动画情景喜剧《辛普森一家》已成经典大作，使他赢得过10次黄金时段艾美奖。

jarodlau

1991年2月15日，FC版游戏“惑星戒严令”发售

游戏以FC上比较罕见的斜上方强制卷轴进行，印象中同类游戏似乎也只有MVS主板上的“View Point”（曾移植MD）而已。游戏中战士要与来自异星的侵略者作战，按B键射击，按A键跳跃。战士主要使用W与L两种武器，W可以多方向开火，L则是直线密集火力，每吃3个字母可以提升一级威力，而按SELECT键可以更换这两种火力。如果跳起再按A键就可以使用保险，还可以配合方向键向不同方向扔出保险，而保险也是有等级提升的。

评论：游戏场面激烈精彩，速度感很强，是FC上一款难得的异色射击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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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15日  申雪、赵宏博获温哥华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滑金牌



2010年2月15日进行的温哥华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滑比赛中，中国选手申雪、赵宏博和庞清、佟健包揽了金、银牌，实现了中国花样滑冰项目奥运金牌“零”的突破。

  在当晚进行的自由滑比赛中，倒数第二位出场的庞清、佟健整套动作流畅、完美，充满激情，赢得了观众长时间的掌声。裁判给打出了２１３·３１的高分，已经确保该项金牌被收入中国队囊中。

  最后出场的申雪、赵宏博轻装上阵，完美地完成了全套动作，最后以２１６·５７的高分获得冠军。德国选手萨维琴科和索尔科维获得第三名。

  中国双人滑奥运冠军傲然问世

  佟健激动得单膝跪地，申雪／赵宏博深情相拥——那一刻，中国双人滑奥运冠军傲然问世；那一瞬，奥运会双人滑史册上翩然写下中国传奇。

  在２月１５日晚举行的温哥华冬奥会双人滑自由滑比赛中，申雪／赵宏博和庞清／佟健掀起的中国风暴席卷温哥华太平洋体育馆，成功谱写包揽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滑金、银牌的历史传奇。

  “我被他们征服了，中国选手超乎寻常的优异表现令人毕生难忘，”国际滑联理事玛丽·伦德马克轻轻拭落眼角的泪花。

  ３７岁的赵宏博和３１岁的申雪在本届冬奥会短节目中排名第一，自由滑则压轴登场。在《阿尔比诺尼的G小调柔板》的音乐中，他们以一套几近完美的自由滑演出征服１万多名观众和９位挑剔的裁判，并以创纪录的２１６·５７分的国际滑联双人滑最高总分完成复出后的四连胜，把自己１８年、四次出征冬奥会的职业生涯推向巅峰。

  倒数第二个出场的庞清／佟健也是惊艳全场的英雄。这对在短节目中排名第四、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中国选手以一套完美无瑕的《追梦无悔》创下１４１·８１的史上自由滑最高分，在申雪／赵宏博出场之前就为中国队锁定金牌。呜呼！赛前中国队两对竞争组合——德国世界冠军萨维琴科／索尔科维雄鹰折翼，俄罗斯的川口优子／斯米尔诺夫长剑空吟，最后仅分列第三和第四名。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肖天用微颤的声音说：“一谢创造历史的申雪／赵宏博，二谢锁定冠军的庞清／佟健，三谢为打破欧美垄断奋斗多年的主教练姚滨。”

  天命之年的姚滨笑得像个孩子：“这回够你们喝几天了吧！为了老大，还有老二，也别忘了老三。”

  天道酬勤，胜利属于搭档１８年间摘下三届世锦赛冠军、两枚冬奥会铜牌的申雪／赵宏博。长野的少年情怀、都灵的壮志未酬和２００７年世锦赛夺冠之后、退役之前的求婚之吻化作今日的美梦成真。

  金牌在手，赵宏博泪眼朦胧。“太多年的努力就是为了这个梦想，３７岁换这个奥运冠军，值！”

  今天的胜利同样属于１９８４年在萨拉热窝上演笨拙首秀的栾波／姚滨、让世界认识中国花滑的“冰上蝴蝶”陈露，还有在都灵感动世界、在温哥华名列第五的张丹／张昊。

评论：两对中国老将在自由滑比赛中近乎完美的表现彻底摧毁俄罗斯人苦心经营４６年的双人滑壁垒，终圆中国花滑为之奋斗三十载的冬奥冠军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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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15日，美德联手打造证交所巨无霸 全球资本市场大洗牌




2月15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纽约泛欧交易所董事长让-米希尔·赫塞尔斯、首席财务官迈克尔·杰泽勒、首席执行官尼邓肯·尼德奥尔（从左至右）出席新闻发布会。新华社记者申宏摄

  纽交所和德交所宣布达成合并协议

  纽约泛欧交易所和德意志证券交易所15日宣布，双方已就业务合并事宜达成最终协议，将联合组成全球最大的交易所运营商。

  新集团成立后将在法兰克福、纽约和巴黎上市，德交所股票将按照1：1的比例转换为合并后新集团股票，而纽交所的每股可转换0.47股的新集团股票。交易完成后，德交所的股东将持有新集团60%的股份，而纽交所股东持股份额为40%。

  新集团总部将分别设在纽约和法兰克福。纽交所首席执行官尼邓肯·尼德奥尔将出任新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而德交所首席执行官雷托·弗兰西奥尼将担任董事长。根据双方在新公司中的持股比例，董事会的15名成员将有9名来自德交所，6名来自纽交所。

  纽交所并购战黄雀在后 CME或携手纳斯达克介入

  在德意志交易所正在与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探讨合并交易之际，又有其他竞标者可能介入这场并购战。据海外媒体报道，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CME) 可能携手纳斯达克OMX集团，对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发起恶意收购。

  美德角力控制权 德纽交易所合并“定名”成关键

  合并两家规模庞大且分别象征不同国家荣誉的交易所，目前在名称等方面实行上有诸多困难。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13日就德国证交所与纽约泛欧交易所合并案抛出两大问题———新交易所将由哪方管理以及如何命名。

  此番评论涉及敏感的管理权掌控问题，可能将在德国引发公众对这桩并购案的质疑，究竟是德交所收购纽交所还是双方达成平等的合并关系。

点评：这个交易今年宣布失效，当时德国美国证券交易所的合并可是震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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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月15日，“大陆佛教音乐赴台演出团”赴台湾进行佛教音乐交流演出

  图为佛光山佛乐团演出现场

   2004年2月15日,大陆佛教音乐团和台湾佛光山梵呗赞颂团从2004年2月15日至4月3日分两个阶段在台湾、澳门、香港、美国、加拿大进行了九场联合演出，这是当代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佛教汉传、藏传、南传三大语系的一次大结合，更融合了三大语系佛乐、佛教舞蹈与少林功夫等表演艺术形式，是海峡两岸佛教界携手将中国佛教音乐推向世界的第一步。两岸佛教，法乳一脉，佛乐也是同根同源。希望通过此次交流，共同传扬一脉相传的中华传统佛教音乐，协力推进中华传统文化全面走向世界。
  
　展演团团长由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南普陀寺方丈、闽南佛学院院长圣辉大和尚担任。参演的百余名僧众来自台湾佛光山，闽南佛学院、广东云门寺、汕头安寿寺、河南嵩山少林寺、甘肃拉卜楞寺、北京雍和宫、云南西双版纳总佛寺等名刹。


两岸共同传扬一脉相传的中华传统佛教音乐，协力推进中华传统文化全面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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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15日台湾板桥地方法院首度开庭审理连胜文枪击案，嫌犯“马面”林正伟坚称他要教训的对象是新北市副议长陈鸿源，因误认及拉扯误扣扳机致使误击连。但连胜文律师团则称，连深信自己才是“马面”枪杀对象，申请法院对其再次测谎。林正伟听到再次测谎的事，主动举手向法官表示同意。（中国台湾网）

这是和当年陈水扁的两颗子弹一样查不清的糊涂帐吧。但大家都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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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2月15日习近平考察北京奥运场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2008年02月15日来到北京奥运场馆建设工地，看望工程建设者，并对奥运场馆建设、管理、运营等筹办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上午９时许，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北京市长郭金龙等陪同下，先后考察了北京市２００８工程展示中心、国家体育场、国家游泳中心、数字北京大厦和国家体育馆，详细了解了工程建设情况，特别是奥运场馆工程建设促进我国建筑业设计、施工、管理和人才队伍建设的有关情况。

  在听取北京奥运工程建设总体情况介绍时，习近平说，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这是２００８年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我们在农历正月初九、也就是距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倒计时第１７５天的时候来到这里，首先要向北京市委、市政府、北京奥组委的同志们，并通过你们向广大奥运场馆建设者拜个晚年，祝同志们在新的一年里为奥运筹办工作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充分肯定了北京奥运场馆建设取得的显著成绩，他说，奥运场馆工程是展现我国工程质量和技术水平的大舞台，在实践中造就了一批建筑设计、建设管理、施工组织等方面的领军人才和青年英才；同时，奥运场馆工程建设还造就了一支思想技术双过硬的农民工队伍，参与奥运工程建设的５万多名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这是与场馆建设同样重要的人才建设和人力资源建设。

  在考察中，被称为“鸟巢”和“水立方”的国家体育场和国家游泳中心这两大标志性建筑，受到习近平高度评价。他称赞“鸟巢”工程既很壮观又很震撼；工程的施工和管理，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智慧和能力。习近平说，２００８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在这一充满创意的场馆举行，必将收到建筑艺术与精湛演出交相辉映的效果。习近平还称赞“水立方”工程精美的设计和独特的构思令人难忘，建设者们善于破解建设难题的聪明才智令人难忘，广大港澳台侨同胞主动捐资建设“水立方”的爱国热情令人难忘，这既体现了现代奥林匹克的巨大魅力，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凝聚力和中华文化的强大向心力。

  北京奥运场馆建设中所体现的“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理念和“节俭办奥运”原则，也受到习近平的好评。他在考察数字北京大厦时说，这个建筑在赛时将为２００８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提供通信服务；奥运会后，又将成为北京的信息化中心和通信枢纽，现代奥林匹克带动举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在这里得到生动体现。习近平还赞扬国家体育馆注重把功能设计、美感设计同环保设计结合起来，国家体育馆的地基中填埋了８万多吨废钢渣，有效地保护了环境；场馆还成功地采用了太阳能光电利用技术，可有效地节约能源。他指出，北京市在奥运工程建设中，以实际行动体现和落实了科学发展观。

  在考察过程中，习近平强调，现在２００８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各项筹办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为了以实际行动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最大热情、尽最大努力，把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办成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的盛会这一重要指示精神，我们要在前一阶段卓有成效的筹办工作基础上，共同努力，群策群力，齐心协力，加强统筹协调，坚持通力合作，进一步深入细致做好各项筹办工作，确保把北京奥运会办成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并确保把残奥会也办得同样成功、同样精彩。

进一步做好奥运筹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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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15日，无锡市首批20辆无障碍出租车投入运营。 “无障碍” 副驾座位会缓缓旋转移动到车外，方便残疾人和老年人上车。改装一辆无障碍出租车成本约4000多元。

关爱残疾人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

竹影骑士

     太阳黑子活动区2011年2月15日爆发了一次X2.2级耀斑，引起了我国上空的电离层突然骚扰，对短波通信构成影响。这是第24太阳活动周开始以来的第一次X级耀斑，也是本太阳活动周迄今最大级别的耀斑爆发。

　　15日9时56分，中国气象局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监测到太阳黑子活动区11158爆发了一次X2.2级耀斑。专家称，大耀斑会导致地球日照面的短波信号衰减甚至中断，本次耀斑对我国南方地区的短波通信造成了一定影响。

　　在此之前，14日凌晨，该活动区曾爆发了一次M6.6级耀斑，太阳射电流量也达到第24太阳活动周的新高。但是耀斑后未见显著的太阳风暴征兆，对地球影响不大。

　　据悉，太阳耀斑是一种最剧烈的太阳活动，其寿命仅在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之间，其亮度迅速上升至极大，然后缓慢减弱，是强太阳风暴事件的重要标志。

　　随着太阳活动高年的来临，太阳活动水平的升高速度在不断加快，太阳爆发事件也将更加频繁。未来三天，活动区11158仍有可能爆发X级以上耀斑，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将密切关注事件的后续影响，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

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总是渺小的。太阳给我们带来了一切，令人生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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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15日4时37分（北京时间15日12时37分）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航天局发射的“星尘”号探测器在格林尼治时间飞临距离坦普尔1号彗星表面约179公里处



美国宇航局“星尘”号探测器拍摄了这张坦普尔-1彗星的照片，拍摄时间是2月14日，太平洋时间20：39（北京时间2月15日12:39）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航天局发射的“星尘”号探测器在格林尼治时间2月15日4时37分（北京时间15日12时37分）飞临距离坦普尔1号彗星表面约179公里处。“星尘”号探测器与坦普尔1号彗星“擦肩而过”时，为其拍摄了70多张高清晰度的照片，并传回许多与彗星表面蒸发物有关的信息，以供科学家研究彗星的演变过程。这次“太空约会”可以看作是美国航天局的“深度撞击”号探测器2005年7月以铜质撞击器撞击坦普尔1号彗星的后续行动。当时的撞击使坦普尔1号彗星腾起许多尘埃和冰雪，致使探测器未能拍摄到彗星的清晰照片。


科学探索无止尽，还有更多的科学奥秘等等人类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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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2月15日，中国影视演员陶飞霏出生



中文名： 陶飞霏
别名： 陶蓉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湖北荆州
出生日期： 1983年2月15日
职业： 影视演员 表演老师
毕业院校： 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经纪公司： 北京响巢国际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代表作品： 《贞观之治》、《黄金驿站》、《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身高： 1米67
体重： 49公斤
血型： O型
三围： 92，59，89
星座： 水瓶座


演了多年电视剧的陶飞开始走性感路线，为男人装拍大片，被编辑冠以有胸有脑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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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15日，孙中山副官遗孀潘景晴女士辞世

15日上午，孙中山生前副官张猛的遗孀潘景晴女士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因病医治无效病逝，享年92岁。据潘景晴老人亲属回忆，她晚年最大的愿望是参加今年10月举行的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如今老人驾鹤西去，留下这一终生遗憾。

　　去世突然未留遗言

　　15日下午，当记者赶到潘景晴女士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家中时，其家人正在处理后事，他们神情悲恸，正整理老人生前遗留的相关资料。大门右边，老人的灵位已经布置完毕。外孙女孔淑婉仔细地叠好报纸，擦拭书籍上的灰尘：“我一直与外婆住在一起，她对人没有任何要求。”

　　据潘景晴的大儿子张华鸿介绍，老人因心衰和高血压已经住院一个多月，数次情况危急。14日下午精神突然变好，还朗诵了毛泽东的诗词，没想到15日上午10时左右出现心脏衰竭，抢救无效后于11时05分逝世。令人遗憾的是，潘景晴生前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潘景晴的丈夫张猛是孙中山先生的副官，他自幼追随孙中山先生，在陈炯明叛变事件中，与叶挺一起保护孙中山夫妇脱险。张猛历任大元帅大本营少校副官、中校副官等职。潘景晴随丈夫于1949年从台湾回到南京，1961年定居广州。

　　人生起落慈爱宽容

　　潘景晴在台湾、南京、广州当过教师，“文革”期间曾被关进“牛栏”。然而，一生的大起大落并没有让她意志消沉，在四个儿女的心目中，潘景晴“生性乐观，慈爱宽容”。

　　工作上，潘景晴善于发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从来不教训学生”；生活上，她随和乐观，热爱运动，曾在广州市老人3000米的长跑比赛中荣获冠军。

　　上世纪70年代退休后，潘景晴每天在家看报纸、剪报，还经常爬白云山，在山上教年轻人练养生“永字功”，朗诵唐诗。

　　据张华鸿介绍，母亲生前时时教育子女“平平淡淡才是真”。“母亲很善良，即使在‘文革’被关进‘牛栏’受了伤害时，她也从不怨恨误解她的人”。

　　收入不高坚持捐款

　　上世纪80年代末，潘景晴被宋庆龄基金会（中国）吸收为理事，晚年的潘景晴积极投入慈善活动，多次在海内外举办书法展，参加慈善义卖活动。

　　据外孙女孔淑婉介绍，潘景晴从1997年开始每年向宋庆龄基金会捐款1万元，至今已捐出13万元。此外还定时向广州市97中、科技诗社等机构捐款，资助他们的活动，而退休后的潘景晴，每月工资只有4000元。

向可敬可爱的老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