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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中国大地震
文/钱 钢
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破坏性最大的十二次地震和相关地震预报情形如下（另参见表1）：
1950年8月，位处中国和印度边境的西藏察隅发生8.5级大地震，当时因信息闭塞和科技水平落后，中国政府将它看作异国地震，还曾援助大米给印度。
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科学界提前解决外国从未解决的地震预报问题。地震预报工作仓促上马，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在震区调查前兆现象，形成朦胧的 认识
并立刻应用，在仅仅四天，竟然成功预报了一次6级强余震。
自1966年始，中国进入为期十年的强震活跃期。1970年初，云南通海大地震完全没有预警。及后地震预警工作加 速 ，国家地震局开始筹组，1971年8月正式成立。中国政府当时对地
震预报的成功抱有急切期待，计划三五年内在重点地区实现5级以上地震短期预报。中国科
学院院长郭沫若曾填《西江月》词四首，献给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其中有「当作帝修看待，大家擦掌摩拳。集中力量将敌歼，敢向地球开战！」的词句。
1972年，第二次地震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
土洋结合，多兵种联合作战」的地震工作方针。然而，1973年2月的四川炉霍地震和1974年
5月的云南永善地震，均无预报。
1974年6月，国家地震局在一片报警声中召开了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中国科
学院根据会商意见，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6月29日，
国务院下发第六十九号文件，向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辽宁通报震情。该文件转达了地震工作者的预测意见，如「华北有发生7级左右强震的危险」，提出「要立
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6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切实加强几个危险地区的工作。」国
务院同时决定加强地区间协作，成立北京、天津、唐山、张家口协作组与渤海地区协作组（简称「京津唐渤张」），共同监视近一二年内可能发生的大地震。
这是一次国家层级的地震预警，可谓空前绝后。六十九号文件下达后，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大地震活动确实活跃起来，七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强烈地震的袭 击
或波及。不久，地震工作者和地方政府成功地对辽宁海城地震作出了预警。
1974年底，渤海地区协作组工作范围内出现地下水、动物行为等多项宏观异常现象。辽宁省委决定，防震工作由省委直接指挥。1975年1月16日，震前二十天，国家地震局发出了「辽
东半岛地区，特别是辽宁南部，可能孕育一次较大地震」的短期预报。2月1日后，营口、海城两县交界出现了类似邢台地震的小震密集现象。2月4日凌晨，省地震办公室向 省委、省
政府提出明确的临震预报意见。2月4日上午10时30分，省政府向全省发了电话通播，发布了临震预报。工厂停工，集会取消，救援队待命。当时正值严冬，政府命令「人离 屋，畜离
圈」。当晚7时36分，强烈地震在海城发生。这些地震预警大大减轻了人员伤亡。根据当地
人口密度和邢台、通海、唐山三次地震的平均伤亡率推算，如不设防，地震将 造成50,000
人以上死亡，而海城地震实际造成1,300多人死亡。
海城式的地震预警，不是孤例。1976 年 5 月 29 日，云南龙陵的强震又一次被成功预报。
龙陵地震包括两次强震，震中烈度达9度，毁损房屋约42万间；因防范在先，死亡仅98人。
1976年11月7日，地震工作者还成功预报了云南盐源—宁蒗间的6.4级地震。中国地震预报，在1970年代进展迅速，「地震预报的研究」被中科院列为文革困乱时期仅有七项「难得 的
科研成就」之一。
就在龙陵地震被准确预报之时，地震工作者正在全力捕捉另外两次可能的大震——即三个月之内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和松潘、平武大地震。唐山地震预报和松潘、平武地 震
预报有密切联系。1976年6月23日， 四川省政府以正式文件，发布了该地区的地震短期预报。国家地震局调集包括北京、河北在内的地震观测队伍入川，捕捉临震信息。这在客观上削 弱了「京津唐渤张」的监测力量；而 四川发 布 短 期预报后出现的地震恐慌，又使首都
圈的地震短期和临震预报变得十分棘手。
唐山大地震前，唐山已在地震工作者的监测范围内，但他们监测的焦点是北京。1976年5、
6月，北京以东地区异常现象日趋明显，引起北京市地震工作者的警觉，作出了「从今年下
半年起，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趋势背景正在加强」的判断，并向国家地震局告急。7月26日，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人员与北京市地震队会商，未达成一致意见。在首都圈地区，能否公开发动群众防震，成为问题的关键。会商时有人以四川已经出现动荡为由，认为北京的预报要慎重。7月27日，国家地震局领导听取预报人员汇报，决定用一周时间作准备，圈出危险区
，派队伍去「抓地震」。但仅十几小时后，7.8级地震就在唐山发生了。未能预警的唐山大
地震，结局极为惨烈。24万余人死亡，16万余人重伤，一座工业城市毁于一旦。
当唐山地震发生时，已经作出短期预报的四川地震却迟迟未至，成都平原动荡加剧。8月6日，四川省发出时间点更精确的临震预报。8月16日、23日，两次大地震在松潘、平武相继发
生。这是继海城、龙陵地震后，又一次出色的地震预报。但它不是一次成功的地震预警——防震避震造成人员伤亡，损失巨大。
从唐山地震后到汶川地震前，中国再没有发生过死亡超过800人的地震。这三十余年间，破
坏性最大的两次地震，分别是1988年云南澜沧、耿马地震和1996年云南丽江地震。这两 次
地震，有正确的中长期趋势判断，但前者没有作出短期和临震预报，后者作出了短期预报却没有作出临震预报。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在没有预警的状况下突然爆发。
表1 1949年以來中国大陆的地震和预报情况简表
时间
地点
震级
死亡人数
有无预报
1950.8.15
西藏察隅
8.5
4,000
无
1966.3.8、
3.22
河北邢台
先后发生6.8、7.2
8,064
无
1970.1.5
云南通海
7.7
15,621
无
1973.2.6
四川炉霍
7.9
2,199
无
1974.5.11
云南永善
7.1
1,541
无
1975.2.4
辽宁海城
7.3
1,382
有长期、中期、 短期、临震预报
1976.5.29
云南龙陵
先后发生7.3、7.4
98
有长期、中期、 短期、临震预报
1976.7.28
河北唐山
先后发生7.8、7.1
242,000
无短期、临震预报；有中长期趋势判断
1976.8.16、
8.22、8.23
四川松潘、平武
先后发生7.2、6.7、
7.2
41
有长期、中期、 短期、临震预报
1988.11.6
云南澜沧、耿马
先后发生7.6、7.2
743
无短期、临震预报；有长期、中期预报
1996.2.3
云南丽江
7.0
309
无 临震预报 ； 有长期、中期、 短 期预报
2008.5.12
四川汶川
8.0
80,000
（估计）
无短期、临震预报；有中长期趋势判断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国家地震局的官方数据和其他公开资料整理而成。
汶川地震发生后不久，许多北京市民都收到一条短信。短信称，据人民网报道，北京市当晚十时半将发生2到6级地震。短信引起很大恐慌，直到汶川地震的确切消息传来，经地震部门澄清，谣言方消。这一事件具有警示意义：中国对地震信息的社会应对能力还相当脆弱；无论是政府的地震预警，还是空穴来风的不实信息，都可能引发动荡。这是有效实施地震预警的严重障碍。
地震谣言源于公众对地震的恐惧，源于科学知识不普及，源于信息封闭、信息畸形传播和民间社会调适能力薄弱，也与地震科学未过关、震情信息若明若暗有关。中国大陆发生过多起地震谣言，并为此付出很大代价。一些对地震谣言的研究，将结论引向政府的管理，要求政府对地震信息的传播实行严格管控。然而，许多的地震恐慌，并非谣言所致，而是与地震预报有关。
1976年松潘、平武地震，预报取得成功，预警却有深刻教训。这次预警，在地震中期预报作出后随即开始。在地震发生的四个月前，震情信息已经广泛传播。某种意义上说，四川防震
，与六十九号文件下达后华北地区的预警方式有关，也与海城地震和刚刚发生的龙陵地震被成功预报有关。同年6月14日，省地震局发出该年度第二期地震简报，提出龙门山断裂带中
南段，茂汶、北川至康定在一二个月内，特别是在6月下旬可能发生6级左右地震。这个短期预报意见，引起各级政府的极大重视。然而，社会缺少成熟的应急措施和精神准备。当四川省和成都市的防震抗震指挥部在6月22日和24日相继成立时，社会动荡随之出现。24日凌晨
，成都市近郊一家工厂的锅炉放气，人口密集的生活区一片混乱，一些人跳楼致伤。当晚，成都火车站地区警报器误鸣，又引起市民恐慌，数万人冒着大雨上街避震。人们紧盯着预报所说的「6月下旬」，月底，地震没有发生。省政府正式发布的地震短期预报，将预计发震
时间推迟到「8月底前」。
7月，成都气氛稍缓和，月底唐山地震爆发，恐慌再起。人员外流、哄抢仓库、砍伐树木、
干部带头撤离家属等事件连连出现，满城遍布防震棚，停工停产。8月初，地震部门发出临
震预报。这个预报圈定「13日、17日、22日前后」三个时间点。8月16日，松潘发生7.2级地震。22、23日再接连发生6.7级、7.2级两次强震。震后，地震部门又发出虚报，警报拉响，成都一度陷入半瘫痪状态。
松潘、平武地震的预报是在小震活动不明显的情况下作出的，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但它没有带来成功的预警。它不像海城等地震的预报那么「幸运」，短期、临震预报发出后不久地震就发生；松潘、平武地震对发震时间的判断几经调整，预警持续了较长时间。这个案例提醒人们，地震预警的实际操作有极大的复杂性，在社会自身调控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公开防震，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是极大挑战。
一些论者认为，唐山地震后，中国公众中存在着严重的恐震心理。事实上，更确切说是政府因「稳定压倒一切」、怕地震信息引起社会动荡的「恐乱心理」更为严重。因为信息的控制，地震科学家与公众缺乏沟通。公众对地震预报，存有对气象预报同等的期望值。未能预报
的破坏性地震，常会引发公众对地震部门和政府的追究诘难，导致「人祸说」流行；而政府则因此愈加谨慎，严控舆论，形成恶性循环。社会的快速发展，为发布临震预报和公共管理增加了难度。公众的忧震、恐震心理，公众对地震专家、政府的期望与信任，与整体上临震预测的可信度和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间形成强烈反差，使地震信息高度敏感，极易传播，以及「扰动」社会的正常秩序。进入数字时代，各种新工具为包括「临震应急」在内的公共管理提供了便捷条件，然而传播中的信息所产生的「放大」效应，也成为政府作出地震预警时必须正视的新困扰。
中国地震预警的现状是：地震预报水平虽领先各国，却仍处于「荆天棘地」的摸索前行时期；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和社会的灾害应对素质，均亟待提高。
二十世纪，中国直接死于地震的人数高达50万人以上，而美国在二十世纪发生7级以上地震
总共20次，总死亡人数1,380人。中国别无选择，不能放弃地震预警。
在汶川地震后思考地震预警问题，笔者以为下列诸点尤为重要：
第一，强化政府在灾难预警中的关键位置。在现实条件制约下，政府肩负有限责任，但必当全力以赴。政府应向公众坦陈风险决策的难度，并明确说明对预警的承担。巨灾应急体 制
须彻底改革，建常设紧急事务部门，统筹所有巨灾和突发事件的处置。地震部门和其它管理相关减灾事务的机构，负责向此部门呈递特定灾种的预报。依据损失最小化原则，是否宣布预警、在甚么范围实施何种等级的预警，均由此常设部门（必要时由政府首脑）决断。
第二，给地震科学研究充分的学术自由。政府的责任归政府，科学的天职归科学。要让地震预报工作者免于恐惧，放手工作，向责任部门大胆预报。地震预报队伍，既包括目前政 府
地震系统的地震工作者，也包括所有科研机构和民间潜心地震预报的人士。在科学尚在攻关的现实下，「虚报」和「漏报」均应免责。在政府支持地震预报的同时，要探讨市场（保险 业）和民间组织（包括非营利基金）资助的可能。要重新审视文革时期的地震工作「群测
群防」模式和防震抗震科普宣传模式 ，探讨在新的社会格局下，调动民间力量参与地震观
测的新方式。
第三，逐渐增加地震信息的开放度。全国和各省的地震活动背景、长期地震活动趋势、全国地震烈度区划，应编成面向公众的通俗宣传品。中期预报意见，应透过媒体向社会披露，通过政府部门和科学界各种非政府组织，向公众进行防震科普宣传（包括辨识地震谣言）。在经济、文化较发达、同时存在地震危险的首都圈和沿海地区，此事宜早不宜迟。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送达政府后，如决定预警，应在特定范围、以特定方式传布。
第四，密切沟通政府、科学界和社会。地震预警通过政府、科学界、社会三种不同角色的互动实现。当前特别需要减压——政府给科学界减压，社会给政府和科学界减压。全体社会成员同舟共济，宽容、务实、沉着面对巨灾威胁；理解预警需要成本，共担必要代价并面对不确定性。在地震预警的困局面前，将急切的诉求，转为理性的期待和积极的参与。
第五，尽早公开汶川地震的震前资料，启动汶川地震预警问题研究，化惨痛教训为公共治理的宝贵知识资源。
（钱钢，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本文是钱钢先生２００8年8月23日在十乐?侔斓拇?吧缃沧?袄?肥右爸械闹泄?蟮卣稹笔德嫉慕谘。?母逦淳 |
发表于 2008-10-11 16:02:34
发表于 2008-10-11 16:0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