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辽西夏金史部分）读后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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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研时期的旧作。

一
   在２Ｏ世纪９０年代末由剑桥大学社发行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之第６卷----《异族王朝和边疆国家》,这是西方汉学界研究这一时期之中国历史的重要成果之一，其中译本的名称则翻译为《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以下评述均以中译本为基础)。
   本书主要描述了自五代以来至元朝灭亡这一时间段内的中国历史,除去导言部分以外，其中辽西夏金史部分是前三章（就章节而言占去全书的三分之一），它们分别是“辽”（崔瑞德、克劳斯-彼得.蒂兹合撰）、“西夏”（邓如萍撰）、“金”（傅海波撰）。以上部分约占全书实际篇幅的４０％有奇。在正文之后，还附有颇为详尽的书目介绍和中外文研究论著目录。
   必须指出的是，本书是以在西方汉学界颇有影响力的“征服王朝论”为指导思想而写成的，从书中的行文及其所透露的思想来看，应该说是有得有失。笔者个人粗略的看法是：元史部分较为出色，相比之下，辽西夏金史部分就相对要逊色一些。

二
   本书的导言部分在论述汉民族与非汉民族之间的关系时，过分看重两者之间的差异与阻隔，而似乎较少注意到双方的交流和融合，因而往滥用二元乃至多元的眼光来看待汉民族与非汉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但实际上，双方的这些特征尽管是客观存在，但两者之中理当有一方占主导地位，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显然后者更为明显，那怕是前者在个别时期出现激化状态下也没有断绝。因此，双方实际上并存在一条什么泾渭分明的“边界”，即使有，也只是暂时的和模糊的。
   本书的导言部分名处用到“外族人”这一概念，认为其与汉族人有着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是相对于汉族人而言的“外来人”。但若站在汉人的理解角度而言，“外族人”（即汉人口中所谓的“异族”）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外国人”，而只不过是在当时的“大汉族情绪”（或曰“汉民族本位意识”）的影响之下，以汉族自身占有较高文化为前提条件的一种文化优越感的外在表现而矣。尽管在历史上汉族也确实有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极端的表述，但这只是在某种特殊的、紧张的事态背景下才会出现的；而在更多的情况下，汉族并没有表现得如此狭隘。更为重要的是，在实际处理国家事务与民族关系的过程中，像上述的这类狭隘意识极少被接纳，取而代之的往往是一种宽容而对等（有时也带有一定功利性）的务实政策（例如，处于辽金时代以前的隋唐时期，就是这种政策的最佳典范）。在此情况下，对方是否为“外族人（异族）”，己经变得无关紧要了。通观辽金以前的中国历史，很早以来就有不少所谓的“异族”为中国的王朝服务，有些还成为王朝的统治者，只是在数量上和程度上而言，不同时期表现有所差别罢了。而这也是所谓“外族人”与汉族之间并没有什么截然界限的最好证明。何况，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也好，是汉族也好，在论及自身历史的时候，大都把自己民族渊源追遡到共同的祖先（例如炎帝或黄帝），这也正好说明了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民族，无论在外表特征上是多么的千差万别，但其內在的文化认同感却是十分强烈而共通的。

三
   “征服王朝论”强调的是外族人对中原汉族的征服，其中包括了在军事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不过似乎是特别强调军事层面）。但具体到本书所论述的几个政权而言，其具体表现是有所不同的。除却元朝暂且不论外，辽、西夏、金三个“异族”政权在其所谓“征服”汉族居住区的过程中也是各具特色的。
   (一) 辽朝是魏特夫认为的最早，也是最为典型的征服王朝，但这个观点显然很牵强。辽朝对汉化的态度如何可暂且不论，但仅就 “征服”这一层面来说，辽朝就实在是“不够格”的。事实上他们的统治民族契丹（一定程度还应包括库莫奚以及回鹘）早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在隋唐时期，他们成为了唐朝的羁縻州，早己纳入到中原王朝的支配之下，文化上己渐渐融入了华夏的主体文化之中，尽管其间也出现过对唐朝的叛乱，但只是属于少数情况。特别是到了唐后期，双方相安无事几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契丹与奚两蕃之于唐朝而言，早已是其文化势力范围的一部分。
   至五代纷乱，契丹虽乘势而起，立国于大兴安岭以南、西拉木伦河上游，先是向西、向北统一了大漠，在此过程中的确征服了不少其它游牧部落。然后又向东占领了渤海国，算是开始了征服汉文明的尝试（因渤海是汉化程度颇深的政权）。后来虽然多次企图向南扩张，但有辽一代始终未能真正征服过汉地（中原）。辽太宗时所得之幽云十六州不过是中土边疆一隅，而且是作为在中原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后所得之报酬，本非征服所得；此后尽管一度称帝于中原，但终因自身的实力不够强大，旋即退出，往后就再也没有过南取中土，统一中国之举动，故而其君临天下的意图始终未能实现。后来虽然趁着中原王朝的仁弱治国的缘故，借助澶渊之盟获得了与南方中原王朝的对等地位以及相当的经济利益，但其国力所至也只能到此为止了。所以说，如果非得要用“征服王朝”的标准来判断辽朝的历史地位的话，那从它实在是“不够格”的，其“征服”也只不过是皮毛而矣。
   (二)西夏，这是和辽朝几乎是同一时间兴起的政权，它在立国后，给当时的宋朝及辽朝都带来了不少麻烦（特别是宋朝）。具体一点说，那就是西夏与宋、辽都有过多次交战，似乎是上天的眷顾，西夏方面是胜多败少，自然也从中获得抔少好处——主要是政权上的承认，经济上的援助以及文化上的交流等方面。不过从主流上来看，西夏与宋、辽的关系还是以和为主，以战为辅。特别是双方的文化交流从未间断过，西夏也多次主动地向汉文化靠拢（尽管这一过程中也多有曲折），特别是到了崇宗、仁宗的统治时期，这一趋势己经无法逆转了。
   西夏的治国方针，奉行的是“蕃汉杂用”，实际上并无党项与非党项的本质分别，某些领域上的差异，与其说是文化上的不同，倒不如说是分工上的差别（如汉人多主政；蕃人多统军等现象）。所以，姚大中先生在其所著的《近代中国之成立》一书中把党项列为两个学习汉族文明的“谦谦君子”之一（另一个是唐代的渤海国），不是没道理的。
   从政治层面上来讲也一样：前人曾对元朝替前代修史时只修宋、辽、金三史而不及西夏史的做法颇感困惑（仅在三国史书中分别作一篇《夏国传》），然考诸史实，这样的处理手法若依西夏在历史上的地位而言也不难理解——西夏立国以前，既臣于辽、也臣于宋；立国以后，虽然极力谋求独立自主的地位，但最终依然没有摆脱政治上的臣属地位，仍旧要向辽、宋维持君臣之礼。到辽亡金兴之时，又不得不继续向金朝称臣，成为金朝之藩属。直到金朝末年，双方迫于蒙古扩张的共同压力，最终勉强得到“兄弟之邦”的名份，但此时的西夏离灭亡亦为时不远了。何况与此同时又不得不称臣纳贡于新兴的蒙古政权。故西夏政权之建立，虽自晚唐起就己割据自立，然数百年来，一直只能屈居于西北一隅，前后五世臣属（唐、宋、辽、金、元），就当时的政治格局而言，根本不为中原正统王朝的统治者承认其平等地位。因此，后世史家修史之时，只在三朝史书中各修一个《夏国传》，只承认其藩属地位而不予以单独修史，亦属情理之中。
   西夏立国于河西走廊，此地域历来就是多民族、多种族杂居之地，党项族于此地崛起并最终成为国家的统治阶层，实乃顺理成章之事，本来就算不上什么“征服”。何况他们的立国过程中也没有太多的征服性军事活动，多半是出于为了生存和巩固政权的需要，不得己而为之。这根本就算不上“征服王朝”之标准的。
   (三)金朝，是在击败辽、宋的过程中兴起的，它的统治地域包括了原本属于辽朝和宋朝领土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金朝一度把辽、宋的统治者打击得狼狈不堪，甚至把两朝的皇帝和宗室也抓了回去，并成功驱逐了辽朝，又迫使南迁的宋庭和偏于西北的西夏向其称臣（辽朝西迁后例外，并没有向金称臣）。因此，如果从军事层面而言，金朝的确是从“征服”活动起家的，故而本书中的金朝一章刚开篇就十分强调了金朝的“征服王朝”性质及其历史意义。（Ｐ２５１）
   不过，这仅是就某一方面而言的，但实际上，尽管金朝用武力征服了辽、宋（即中国政治传统上所谓的“马上得天下”），但却不可能继续用武力治国。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金朝的统治地域是传统所谓的“中原”地区，是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和核心地带，是汉文化影响很深的地区。因此，金朝尽管攻占了这块广阔的地域，尽管女真统治者也力图保持其本民族的文化和传统，以便最大限度地维持女真贵族的统治地位，但以史实观之，则金朝的统治无论是上层精英也好，还是从下层广大的普通民众来看，都无可避免地卷入汉化的进程中而不能自拔。尤其是金朝的女真人在政权的人口构成中并不占多数，当面对众多的汉族人（特别是那些汉族文化精英和上层分子）之时，大量的女真人都选择了向汉文化靠拢的做法。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金朝的文化成就（狭义上的）在辽、西夏、金三朝中是最高的，某些方面甚至可以和宋朝相比美。而在其它一些领域（经济、宗教等方面），金朝和宋朝也能分庭抗礼而又各具特色，即便是以对后世的影响而论，其成就也是巨大的（如在金朝兴起的新道教——全直教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可问题是，本书大概太过受限于“征服王朝论”的视角，对金朝的文化成就的评述似乎过低，甚至多少还带有一点悲观的笔调，这是颇为可惜的。

四
   总而论之，将“征服王朝论”应用于辽、西夏、金三朝历史的研究，尽管也带来了不少新鲜的视觉，但也由此带来了异样的结论，并造成了与史实的背离。从总体上来说，本书在研究辽、西夏、金三史的时候套用“征服王朝论”的理论模式，恐怕并不算成功，至少可以说，是失大于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