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元朝部分）看２Ｏ世纪９０年代以前西方汉学界的元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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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今西方国际汉学界，研究元代历史早已成为一门显学,而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就是在２Ｏ世纪９０年代末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之第６卷----《异族王朝和边疆国家》,中译本则翻译为《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以下评述均以中译本为基础)。

   本书主要描述了自五代以来至元朝灭亡这一时间段内的中国历史,其中元代部分是从第四章至第九章（就章节而言占去全书的三分之二），它们分别是“蒙古帝国的兴起及其在中国北部的统治（托马斯.爱尔森撰）”、“忽必烈汗的统治（莫里斯.罗沙比撰）”、“元中期政治（萧启庆撰）”、“顺帝与元朝统治在中国的结束（窦德士撰）”、“元代政府与社会（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社会，１２１５—１３６８年（牟复礼撰）”。以上部分占去全书实际篇幅的一半有奇。在正文之后，还附有颇为详尽的书目介绍和中外文研究论著目录。

   从上述本书的章节设计可以清楚看出西方汉学界在元史研究中的学术着力点及其分布上的一些特色:

   首先是“重两头，轻中间”。所谓“重两头”，就是指西方汉学界对于元史研究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元朝的开头（从成吉思汗的创业立国到忽必烈汗的统治期间）和结尾（元朝末代皇帝顺帝妥欢贴睦尔统治期间）;所谓“轻中间”，就是说对于元朝中期的历史相对研究不深（从这一部分要由华裔学者萧启庆来撰写就可以看出来）。如果更严格一点来说，实际上就是主要着力于蒙元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两位君主（忽必烈和妥欢贴睦尔）乃其统治时代，二人分别各占去一章的篇幅，除此之外的其它历史阶段，则分别再用前忽必烈时期和元中期予以概述。

   其次是对元代社会史的重视。书中的元代部分专门辟出最后两章的篇幅用来描述作者对元代中国社会在异族（非汉族）统治下的社会面貌之特殊性及其对中国以往传统的影响，并对这些特殊性作了深入而细致的分析，文中涉及到政府的统治机构、人口、社会-心理因素、社会阶级、多元文化、元杂剧以及元代特有的户籍制度等多方面的内容，其间多有创见，有不少见解与中国传统史学界乃至现代史学界的看法颇不一致。不管我们认可与否，具思考的角度是颇新颖的。

   本书还体现了西方汉学界在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对史料的重视，这从书后所附的详细的书目介绍就可以感受得到。而这也是西方史学界的一大特色。事实上，在正文对史事的分析中，就有多处地方提出了对不少史料记事（特别是汉文史料）之真实性的质疑。这种细致而严谨的态度，还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另外，在史料的使用范围上，特别是一些外文史料的应用上，西方史学界似乎也比我们稍胜一筹。书中除了广泛应用汉文史料外，还涉猎了诸如波斯文古手稿《五世系谱》、拉丁文行记《鞑靼关係》以及希伯莱医生巴.希伯尔思所著的《叙利亚编年史》等较为稀见的外文资料，而这一方面正好是中国当今史学界所不易做到的。

   接下来，再就本书的内容分布对其中涉及到的西方汉学界在元史研究中的某些有特色的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

   重视蒙元史的特殊性是西方汉学界元史研究的一大特色。在本书的元史部分，作者认为蒙元时期是中国史与蒙古帝国史的“交集”，而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界将蒙古史视作中国史的一部分看法，他们是不甚以为然的。尽管本书作者并不认为蒙古在形成和兴起的过程中完全不受汉文化的影响或完全没有与中原政权发生关系，但坚持认为蒙古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立性，而中国元朝的历史不过是属于更大的蒙古帝国史中的一部分而矣。应该说这一思想己经渐渐影响到当今中国的元史学界了。

   元代文化是多元化的文化，而本书则将此概括为“元代文化的世界主义”。书中十分强调非汉文化对元朝文化的影响（见本书Ｐ５２５），并重点论述了西亚、中亚、回回文化在元朝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不过，也许是矫枉过正吧，作者在肯定这些非汉文化的过程中似乎有失偏颇，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元大都的建造问题：书中认为“尽管回回人监督这项工程并有大量外国工匠参与建设，在概念上和风格上这座城还是中国式的”（Ｐ５２４）；又认为“回回建筑师也黑迭儿和他的助手把大都建筑成典型的中国式的首都”（Ｐ５２５）但实际上元大都的设计师是刘秉忠而非也黑迭儿。元大都在建造过程中尽管融合了中亚、回回等一些建筑艺术，但还是以汉式为主的。

   对于蒙古族以较低的发展水平如何建立自身的统治并向外扩张征服的问题，西方汉学界也十分重视，并提出不少有见地的概念——“内亚式的政治制度（分封、岁赐等）”、“蒙古帝国主义”、“汉人官僚和蒙古人军事二元制”、“分立王国（行省）”等等。例如关于对元代行省的研究，中国史学界的传统观点一般认为行省的设立是一个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影响深远。但在本书中则认为，行省作为中书省的永久性派出机构，是和其它大量使用的中央派出机构一样，其实质是中央向地方分权及地方权力化的加强，即政府权力由中央向地方转移的一个重要表现。又如关于蒙古及元朝的“岁赐”问题，过去中国史学界往往更多的是强调这一举措带来的弊端，而本书却指出了它之所以得以存在的制度上的根源及其必然性。

   关于蒙古帝国的对外扩张征服及其造成的破坏性问题是蒙元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西方汉学界在这一问题上似乎更多地着眼于由征服而带来的破坏性这一方面。书中特别注意到蒙古在灭金过程中对华北地区所造成的巨大破坏，认为“蒙古对金的战争造成﹞普遍的破坏、杀戮和社会混乱。他们（指蒙古军队——笔者注）用蹂躏乡村孤立大城市的手法，意味着城市和农村居民都要遭受严重伤亡和穷困。（Ｐ４２２）”并引用《纳昔儿史话》中的相关描述加以印证。随后又强调了因战争原因而导致的疾病（瘟疫）、饥饿、苛刻的剥削、繁重的劳役和混乱的赋税征收对当地社会及民众造成的破坏。

   关于蒙古的军事征服对华北地区的破坏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华北人口的锐减，从书中的论述可知，西方的元史学界对这一问题十分感兴趣，但同时又感到极为困惑。他们从宋代的人口数字和元、明之际的人口数字相比较后发现，中国在这一历史时段内的人口数量从宋代的大约起过了一亿，急剧下降至元明之际的五六千万，并因此设想“１２００年到１４００年之间中国人口曾发生灾难性锐减，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极端情况”。（Ｐ７０７）对于这一疑问，西方元史学家们设想了种种可能的理由：人口管理所混乱、战争的耗损、自然灾害的影响、乃至于人口的迁徙等等，但都不能完全另人满意。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还特别针对邱树森、王颋所撰的《元代户口问题刍议》一文所作的分析提出质疑，认为文中“没有分析１２９０牟至１３４０年间人口的年增长率，而这对估算１３４０年的最高人口数是很必要的”；又提出“该文亦没有解释为什么１３６８年后的数年间没有再次出现大幅度人口增加”的问题。并特别指出要注意１２１５年之后和１３４０年之后出现的两次灾难性的人口锐减现象。

   本书第七章在探讨元朝为什么灭亡时特别重视由于气候恶化问题所导致的社会动乱因素。作者在书中提醒了在１４世纪到处发生灾害这样的历史事实——“在各个蒙古汗国内外，从欧亚大陆一端到冰岛和英国，到另一端的日本，各国都苦于瘟疫、饥荒、农业减产、人口下降以及社会动乱。几乎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免遭其中的某些灾害。中国则无一幸免。在１４世纪中，至少有３６个冬天异常严寒，比有记载的任何一个世纪都多。在黃河流域地区，水灾和旱灾在１４世纪似乎比以往任何肘侯发生得都要频繁。１４世纪四五十年代还发生了极为严重的瘟疫。”（Ｐ６６９--６７０）这种分析问题的角度和视野最好不过地体现了西方元史学界在分析历史问题时所具备的世界眼光，这比起国内史学界在分析类似问题时动不动就套用阶级压迫、农民起义等等的僵化模式要有说服力得多。此外，作者还进一步认为“元末各届政府都尽了最大努力试图从这些灾难中解脱出来，他们并没有忽视这些问题”，并提出了“面临这样反反复复的大规模的灾难时，还有哪一个朝代能比元朝做得更好？”的疑问。这样的见解和国内传统的那种几乎是单纯地强调由于元末朝庭的腐败无能导致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观点也大相径庭。

   统而言之，《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作为反映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西方汉学界史学研究水平的集大成之作，其中的元史部分较集中地反映了西方元史学界的学术成就。而西方元史学家们的努力，则无疑为我们以后在石开究元史的相关问题时提供了很好的榜样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