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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世界的逻辑》
作者美)马库斯等著 康宏逵编译　页数:429页

简介:R.B.马库斯,40年代开拓量化模态逻辑,曾任美国符号逻辑学会主席:本书对模态逻辑几个成熟分支进行综述,大多具有历史、哲学、技术三者统一的特点。编译者增写了有趣的案例,谈哥德尔式自指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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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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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外说禅
【作　　者】 张中行
【出 版 社】 中华书局
【版次印次】 2006-03-01 【ISBN书号】 7101049826
【开　　本】 16开 【装　　帧】 平装
【国　　别】 中国大陆 【页　　数】 343

内容简介：
  佛教，教义或佛理，来源于对人生(或世间)有某种看法，对人生问题有某种解决办法。因此，说禅，说佛教，有如寻长江、黄河的源头，不能不由人生说起。本书作者以科学常识为依据，由人生之道谈起，然后层层深入，谈佛教，谈禅宗，谈禅的所求和修持方法，以及在人生哲学方面的价值和缺欠，最后还谈到它的影响和将来。全书知识面广，理精辟而言浅易，读后可以了解中国佛教的大略，可以了解禅是怎么回事，它并不像有些人说的或设想的那样神秘。
　　禅是中土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禅是一种灭苦的生活之道，顿悟的理想玄妙，修持的方法也玄妙，难以言传。但想了解又必须以言传。传统的传的方法是禅门内的传心和宏法式，或乞援于名相，或乞援于观心，结果常常是难于领会，甚至流为神秘主义。本书作者认为，禅是处理人生问题的一种方式，它就不能是人间的，也就必可以用科学常识的语言讲明白。这就需要站在充满神秘气氛的视野外来看，来谈。对于这种看法，作者以科学常识为依据，由人生之道谈起，然后层层深入，谈佛教，谈禅宗，谈禅的所求和修持方法，以及在人生哲学方面的价值和缺欠，最后还谈到它的影响和将来。全书知识面广，理精辟而言浅易，读后可以了解中国佛教的大略，可以了解禅是怎么回事，它并不像有些人说的或设想的那样神秘。

目 录
  
禅外说禅读后记(启功)
图版
一 灵山香堂遗址
二 石雕释迦牟尼禅定像
三 石刻菩提达磨像
四 六祖慧能铜像
五 杭州灵隐寺
六 敦煌本《六祖坛经》书影
七 明北藏本《六祖坛经》书影

张中行简介：
　　张中行，原名张？，字仲衡。后以名字难认，改今名。1909年1月生于河北香河一农家。1929年毕业于通县师范，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先后任教于中学和大学。建国后就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至今。先生涉猎广泛，博闻强记，遍及文史、古典、佛学、哲学诸多领域，人称“杂家”。自觉较专者为语文、中国古典和人生哲学。晚年为文，以“忠于写作，不宜写者不写，写则以真面目对人”为信条。自20世纪80年代始，十馀年间，相继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文言津逮》《文言和白话》《作文杂谈》《文言常识》《顺生论》《说梦楼谈屑》《流年碎影》《说梦草》《散简集存》等著作行世。其中或记旧人旧事，或谈学论理，或探究人生……钩玄提要，百炼工纯，以其见识之深邃，文笔之独特，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
格式： chm

【页数】333
【字数】300,000
【ISBN书号】750626076X
【出版时间】2003-10-01
【定价】￥35.00


  家庭系统排列（Family Constellation）是由德国当代系统心理学大师伯特·海宁格(Bert Hellinger)所发展出来。海宁格发现每一家庭或组织都有一股隐藏的动力，家庭或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会受到这股动力的影响，而这个动力是在潜意识的深处，一般人不容易察觉。在家庭或组织中所发生的许多负面事件如：家庭失和、身心疾病、自杀、伤害意外、暴力犯罪等都是抵触这股力量所导致，而使整个家庭或组织的“爱的序位“(Orders of Love)受到干扰，有的时候这些事件还会重复发生，延续到下一代。

  系统排列的功能，就是要协助我们辨识家庭或组织背后的动力状况，把隐藏在潜意识的动力，藉由这个方法带到光亮的地方。同时也能找出解决的途径，调整被干扰的家庭或组织系统，让爱重新在家庭或组织中流动，不会把伤害再传递给无辜的下一代,也让组织能够顺畅的运作。

  作者伯特·海灵格以诗一般的语言向读者阐述了其发现的一些事情，而那些事情往往和家庭中的亲密关系有关，这种关系控制着人们并改变着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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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博雅文丛： 《批评的考究》



【内容介绍】
博雅文丛-批评的考究
出版社　：复旦大学
作者　　：汪涌豪
图书类别：文学艺术
图书品种：文学艺术/文学理论
条码　　：7309034384
定价　　：18.00元
优惠价　：18.00元
出版日期：2003-8-1
装帧　　：平装　
开本　　：32开　　
品种标识：7309034384001

作为一个经济圈外的读书人，本人素来不擅理财，但这并不表明对此没有白己的话要说，只是格于学养，许多事空萦在心未收腕底罢了。现在，林先生以上乘的专业素养和所养成的“纯正的鉴赏力”度越众人，又有一支健笔潇潇洒洒吸引我辈。读罢他的书，直觉得有此半日之暇，定以抵去人十年尘梦，张五常的“老子天下第一”，不看也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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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现代的知识分子不仅是掌握专业知识与技术的脑力工作者，他还应具有关怀文化的全面眼光和维护人类精神价值的重要作用。但在当今偏重物质发展的总体态势下，加以百年来中国历史的剧烈震荡，中国的知识分子正经历着边缘化的危机，并映现出一个时代文化价值层面的深刻危机。

   面对危机，作为“社会的良知”的知识分子究竟取何种态度至关重要，它决定着我们是否还能有一个健康的未来。因此，在亲历危机之时，不忘一己之责，把社会与文化的重任放在自我求索的生命历程中的人，今天尤值得佩服推崇。汪涌豪在他的《批评的考究》（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展示的就是一个无愧于“现代知识分子”真义的学者所具有的态度与价值。

   此书收录散文随笔、学术论文、书评等各类文章共七十五篇，计二十八万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涉及社会人生、学术文化的诸多方面。作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从事古典文学及批评研究的学者，作者既不乏长期于专业领域中陶冶蕴蓄出来的学术功底，又特具时代背景下充沛敏锐的感知力、广博的知识兴趣以及开放求真的意向勇气。由此使得作品在自然流显出纯正的学术品位之际，更表现出另一种超越的追求与理想的旨趣。而这种追求与旨趣，是透过那种融入自我体验的厘析检索和严肃谨慎的批评彰显出来的。因此作者将“批评”二字放在了所有文字之前，坚持以清明的理智为我们身处的时代文化作出一个知识分子应当作出的、责无旁贷的观察与批评。

   在世纪之交，社会表面的热闹繁盛下到底有着怎样的内里与实质——这是作者十分敏感的问题。由此他在观览世相中迹轨人心，敏锐地揭示出时代的虚华沦丧，精神的黯淡迷失。作者透过网络爱情剖析人性的缺失与困境；从读图时代的平浅发见文化的无力衰颓；指斥传媒的社会责任感匮乏，叙说人类精神生命的空虚；批评学术、文化的浮伪淆乱，针砭当代学人的不良心态和学术环境规范的无序失衡。同时，作者的索古亦可用以照今，战国书生实际生活状态的揭示，能启人思想今日读书人的际遇；评论韩非子法治理论的局限性，恰为今日的法治建设提供了警戒与参考。社会的多种病象在广泛观照与清晰省察中毫不含糊地呈现出来，作者虽无取严词厉语——恰恰相反，以其幽默的刻画与才情机趣的点染，但因骨子里特有的责任感与评议精神，而让人感到文中一贯清醒的批评意识。

   然而不仅仅是批评。如果读者能细心地寻绎体悟，自会从批评的姿态中看到批评背后的东西。这些东西强烈深沉，它们是同情理解，也是追求与担当。作者深知，仅停留于反对和否定，未必能真正地自救救人；所以批评最终指向的是苦心孤诣的求索，是对整合之道的探寻。因于对传统文化的沉潜精研，他深味古人对心灵的涵养修持，感受到古人心灵与文化精神的默契通一。从“中国古代文学是一种被人生修养所涵括的文学”的解悟出发，认识到研究经典应力求“与前贤‘结心’”，最终使研究成果“贴近古人文心和古文论真髓”（《当代视界中的文论传统》代序）；由此作者还能怀之以参悟现实，提醒那些身心分离、散漫无定的迷失者：“人走向自己内心的路，远远比走向外部世界的要遥远漫长得多”，“大道多歧，要迷失太过容易，而执此一心，沉静下去，既了解自己，又把握了世界”（《你能走多远》）。《代后记：一种敏感的文化立场》是他为文集作结的尾篇，以犀利之笔为时代写下断语：“在这样一个时代，每一种文类都在没落，每一个人都无可例外地需要救赎。”初读总觉震撼，思之未始不是实语。因此作者真心倡导在“文化未经整合，人心未得收拾的纷扰之世”，“有必要进行发见民族精神和理想人格的多途探索，它可以是知识论的，经验论的，也可以是形而上学的。”（《颓败线上的悲悯》）关切之情、承当之责，寓目了然。虽然他有时也慨叹“在都市来来往往的人流中独立市桥会很累，满袖是风满心是忧也很痛苦”，但这恰恰分外真实地反映了作者自始至终不能释然的甘愿担当。

   也许正是这种勇于承当自我及群体命运的决心，最终助人走上救赎之途。对于脆弱渺小的人来说，只因有了重负与担当，才会有压力下的自我激发与心灵跃迁。而危机所导致的分裂震荡，或许正是更高的整合即将到来的前奏。但在这个痛苦且可能较为漫长的过程中，我们永不能舍弃的就是怀抱着信念的持久承担，追踪着理想的不断超越，以及护卫着价值的清醒批判。维特夫哥说：“在一个危机的时代，任何思想的真空，正像任何权利的真空一样，足以招致灾害”，而奥立弗•温德尔•福尔摩斯说：“世上最重要的事，不在于我们在何处，而在我们朝着什么方向走。”因此，我们应当加倍重视富有思想的批评，也期待着更多真率透彻的作品的诞生。

[作者简介]：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余姚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做过几年学院院长，辞职后潜心写作，在繁多的头衔中比较重视上海市写作学会一职，因为这个学会由全上海各大学的写作教授们组成，专门研究“写作”究竟是怎么回事。近年来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台湾联合报读书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上海市出版一等奖等。

　　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也备受学术界重视和尊崇。例如他在1983年出版《戏剧理论史稿》，此书是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释世界各国自远古到现代的文化发展和戏剧思想的史论著作，在出版后次年，即获北京全国首届戏剧理论著作奖，十年后获北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而另一本于1985年发表中国大陆首部戏剧美学著作－《戏剧审美心理学》，次年亦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其学术成就可见一二。



（《千年一叹》自序）


  这是一本日记，记录了我亲身越野数万公里考察人类各大文明遗迹的经历。

　　目的是去寻找人类古代文明的路基，却发现竟然有那么多路段荒草迷离、战壕密布、盗匪出没。吉普车的车轮紧贴着地面一公里、一公里地碾过去，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会遇到什么，所知道的只是一串串真实的恐怖故事：这里，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在几分钟内射杀了数十名外国旅行者；那里，近两个月就有三批外国人质被反政府武装绑架；再往前，三十几名警察刚刚被贩毒集团杀害……

　　以前我在实地考察中国现存原始文化、写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时候，也曾一次次地投入过肢体历险和精神历险，但与这次相比，那时总还能转弯抹角地找到帮助和保护。而这次，小小的车队就像几只蚂蚁在荒原上蠕动，任何一种不知来由的暴力都能把它们捻得粉碎。

　　不仅仅是荒原。荒原深处有断壁废堡、幢幢黑影、闪闪目光。硬说自己没有恐惧，是不真实的，但我的恐惧有一大半被震惊所掩盖，震惊人类文明的巨构崩坍得如此凄凉。它们究竟是如何崩坍的？历史书提供过一些猜测性的答案，多数也是大而化之、语焉不详。其实，一切摧残都是具体的，一切委屈都是难以表述的，因此那些答案也是值得怀疑的。不必怀疑的是结果，衰草瓦砾，承载着一个个从古到今的灾难。

　　我甘愿在毫无保护机制的险境中去面对这一切，就像脱去手套去抚摸老人的伤痕。

　　这种抚摸经常会引发苦思：作为我们的生命基座，中华文明也伤痕累累，却如何避免了整体性的崩坍？这种避免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哪些代价是正面的，哪些代价是负面的？过去的避免能否担保今后？

　　更重要的是，现在世界上生龙活虎的年轻文明，过多少时间，会不会重复多数古代文明的兴亡宿命？

　　整部日记，都贯穿着这种疑问。

　　在这样一个历险过程中每天写一篇日记，不太容易。

　　我是随香港凤凰卫视的越野车队进行这次历险考察的，起初谁也没有指望我能坚持把这些国家一个个走完。每天行车十几个小时，沿途买不到什么像样的东西下肚，找到旅馆后还是饥饿不敌困倦，倒头便睡，但伙伴们入睡前都会关切地看我一眼，大家知道我还要熬夜写作。我不会抽烟，要提神只能靠喝茶，但沿途十个国家的旅馆客房都没有开水供应，同车的赵维便每天端着自己的保温杯，满面笑容地到餐厅向侍者讨半杯剩余的红茶，讨来后就倒给我。另外一些伙伴知道我喜欢吃萝卜，每到一座城市便满街找，终于在伊朗买到一种黑萝卜送来，可惜这种黑萝卜实在太难吃了。

　　很多住地无法写作，我只能趴在车上写，蹲在路边写，所以多数字迹都歪歪扭扭。这些字迹当天就要通过卫星传送万里，接收者看不清，便造成海内外各家报刊发表时的很多错讹。我把原稿放在一个塑料洗衣袋里随身带着，直到进入伊拉克前几分钟才想起，那个洗衣袋上印有以色列的希伯来文，赶快停车换下，要不然如果被伊拉克海关查到，不知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我怎么能够说得清，这厚厚一大堆装在敌国口袋里的象形文字，居然是什么“日记”？

　　在穿越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这个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段时，我把这包书稿放在离身体最近的背包里，连每天做梦也都是抱着这包书稿奔逃的狼狈情景，而且每次奔逃的结果都一样：雪花般的纸页在荒山间片片飘落，匪徒们纷纷去抢，却不知是什么。

　　为此，我对这样的写作方式珍惜起来，愿意小心翼翼地保存它的原生状态和粗糙状态，只等春节那天车队进北京后就把这包书稿交给出版社，基本上不作整理修改。这种做法有点像现代的行为艺术，一切只在行为过程中完成，不再在行为之外进行涂饰；也有点像中国书法，大笔一挥总有诸多遗憾，却不宜在收笔之后东修西描。根根攀攀、泥污水渍都留着，图个真切。

　　这也是一种有关写作态度的边缘试验。没有资料可供查证，没有时间琢磨文句，未及修改便已经传送出去发表，比较彻底地阻断了“做学问”或“做文章”的任何企图。我早期的散文还有一点“做”的痕迹，容易碰擦到我已经离开的某些领域，这次终于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白了。与笔端相比，我更看重脚步；与文章相比，我更关注生命；与精细相比，我更倾情糙粝。荒原上的叹息总是糙粝的，如果要把它们调理成书斋里的柔声细气或沙龙里的尖声尖气，我如何对得起自己多年前就开始的辞职远行？

　　时间越长，越庆幸自己的选择。支持我选择的，是广大沉默的读者，因此只管安心走路，神清气爽。

　　这篇自序，写于二千年一月三十一日深夜，时在黄河壶口，隔窗俯视，见万千激浪全被冻住，无风无雪，无声无息，却严寒彻骨，吐气呵手，方可执笔。离“千禧之旅”结束还有五天。（二千年一月三十一日夜至二月一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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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丰和平

财富对话经典

信丰和平

《富爸爸，富孩子，聪明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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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从一个贫困潦倒的打工仔，到拥有百亿元的超级富豪；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流浪汉，到走进京城共商国事的人大常委。
  霍英东的发达历来被认为是个谜。
  在本书中可以找到他崛起的谜底。
  他是第一位到大陆投资的港商，
  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介入最早，
  他对中国的老百姓贡献最大，
  他向大陆无偿捐款10 多亿元，他投资百亿元建设番禺模范新城，
  他的胆识、他的气派、他的赤诚、他的慷慨，
  摄人心魄，使人动情，令人折服，催人奋发！
  有人评价：“上帝把霍英东送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让他做生意的。他是一个天生的商人。他的头脑就象一台运转得十分灵敏的电子计算机。”
  他本人说：“江山百年一轮转。轮也要轮到我们霍家出头了。要发财、要发大财！”
  胸怀大志、抓住机遇、敢冒风险。他成功了！
  现在，霍英东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德高望重，正积极推动着香港回归祖国的进程。
  读霍英东的人生传记，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霍英东生平大事年表】
1923 年
5 月10 日，降生在父亲驳船的舱板上。
1929 年
经营驳运生意的父亲在一次风灾中舟覆人亡。仅仅过了50 多天，
又一次出海翻船，两个哥哥落海淹死，葬身鱼腹。
一家人迁入简陋肮脏的棚户区。
1932 年
在敦梅小学的免费义学读了三年。
1936 年
考进皇仁书院，刻苦学习五年半，成绩优异。后因日军占领香港，
加上家境贫寒，欠债累累，再没有去学校。
1942 年
被生活所迫，每天到船坞、机场当苦力，一次扛油桶，一个指头被
压断。有一段时间几乎处于半流浪的状态，浪迹香江，受尽凌辱。
在母亲与人合资买下的杂货店里当售货员。
1943 年
结婚，一年后女儿霍丽萍出生。
1945 年
日本宣布投降。霍英东母亲再次经营起搁置多年的驳运生意。
霍英东仍在母亲的店铺打工。儿子霍震霆出世。
1946 年
说服母亲，拿出自己份下的佣金，作买卖战后物资的生意，勉强有
了一些积蓄。
1947 年
借钱参加一批战时剩余物资的投标，中标后因无钱出货，只好卖单，
赚得22000 元，这是第一次赚到作为日后发展的本钱。
1948 年
率领一批渔民到东沙群岛捞海藻，基本上是失败的，带回来的海藻，
仅够贴补开支。
1950 年
抗美援朝期间，驳运二次世界大战的“剩余物资”。
1954 年
成立立信置业公司，开始进军房地产业。首创了预售分层楼花。
1959 年
淘沙及疏浚澳门港口、开发航运和娱乐事业。
1961 年
应何鸿桑的邀请，合盟竟投澳门赌牌，一举成功。
1962 年
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成立，出任董事长。
1967 年
“星光行”大厦招租受挫。
1972 年
承建香港大埗海底淡水湖第二期工程。
1975 年
争取中国重返奥运及“国际足联”。
1979 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回故乡番禹寻“根”。
1980 年
建中山温泉宾馆，开创了国内第一家中外合作经营旅游宾馆的先
河。
被邀请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并在政协第五
届三次会议上被选力全闰政协常委。
1983 年
2 月6 日，投资兴建的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这是由中国人自己设
计、自己建造、自己管理，并率完向民众开放的第一座五星级豪华宾馆。
1984 年
捐款10 亿港元设立霍英东基金会，他说：“我成立基金会唯一的
希望是把钱用在国家需要的地方，对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起一点促进作
用，对海外侨胞发扬爱国精神起一点带头作用。”
10 月1 日，参加国庆盛典，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
10 月2 日，在国家体委的招待会上，捐赠1 亿港元设立霍英东体
育基金。
10 月6 日，向暨南大学捐款100 万美元。
10 月15 日，参加红线女的独唱会，即席以10 万港元买了一本《红
线女独唱会专辑》。
10 月31 日，公开悬赏50 万美元，给在5 年内有胡荣华参加的大
赛中，夺取冠军的非华人“国际象棋大师”。
11 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后，发表了题力“我的
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的谈话。
1985 年
2 月23 日，邓小平会见霍英东，海外有记者猜测说：“中共最高
决策人物邓小平对霍英东的接见，实际上是对霍在香港的地位的确认。
是有安排的、有选择的、精心设计的”。
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霍英东基金会捐资100 万美元，设立出国留学奖学金，鼓励和支持
学子走出国门，学成回国服务。
1986 年
4 月，捐赠1 亿港元，支持国家教委成立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并设
立青年教师基金及青年教师奖，资助和奖励全国高等院校的优秀青年教
师。
9 月，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伉俪访华，在广州、香港两次接见了
霍英东。
1987 年
2 月，接受南中国最高学府——中山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
1988 年
为表彰霍英东对广州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体育等多方面的重大贡献，广州市政府在9 月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
1990 年
2 月19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霍英
东，与他进行了广泛的交谈。
1991 年
5 月5 日，国内第一座双层桥式渡轮码头——虎门轮渡码头开始营
业。从此，珠江口东西两岸得到沟通，虎门海峡变通途。
11 月18 日，霍英东捐赠4000 万港元建设的北师大新教育楼落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表示祝贺。
1992 年
9 月30 日，霍英东在他家里的花园设宴款待在25 届奥运会获得金
牌的17 位健儿，并向他们颁赠金牌和奖金。
1993 年
3 月24 日，在全国人大会上，以“岁月峥嵘，喜迎机遇”为题，
就开发南沙问题发表热情洋溢的长篇演讲。
1995 年
7 月31 日，以“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为题，在欧洲华人学
会第八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演讲。
1996 年
3 月5 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并作为大会
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上就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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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面瓜

中国金融年鉴2005

继续


书籍类别： 年鉴书目
◇ 书籍名称： 《中国金融年鉴2005》(中文)
◇ 作者： 年鉴编辑部  
◇ 出版日期：2006年1月出版  
◇ 书籍简介： 编辑说明《中国金融年鉴2005》主要记述了金融发展的基本情况，并汇集了金融业的基本资料。?二、本卷采用分类编辑法，共设四大部分一个附录，四大部分共辖九篇。第一部分：改革与发展篇、国际金融与对外金融往来篇、各地经济金融篇；第二部分：文献篇、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篇；第三部分：统计篇、专题与调研篇：第四部分：大事记篇、机构名录篇。等详细内容。编辑说明?二、本卷采用分类编辑法，共设四大部分一个附录，四大部分共辖九篇。第一部分：改革与发展篇、国际金融与对外金融往来篇、各地经济金融篇；第二部分：文献篇、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篇；第三部分：统计篇、专题与调研篇：第四部分：大事记篇、机构名录篇。三、统计篇中由于四舍五入，总计与分项相加略有误差。"资产负债、经营成果"刊登了2002、2003两年数据，如与上年刊数据不一致，请以本刊为准。国民经济统计中部分数据有调整，请以本刊为准。? 四、为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形势及与现行统计制度接轨的需要，第一部分"各地经济金融篇"中的主要经济金融统计表的项目有变化。个别数据与上年刊不一致，请以本刊为准。?五、本卷对金融机构的排列顺序是按惯例进行的，无名次高低之分。

小面瓜

中国金融年鉴2005

最后4个。


书籍类别： 年鉴书目
◇ 书籍名称： 《中国金融年鉴2005》(中文)
◇ 作者： 年鉴编辑部  
◇ 出版日期：2006年1月出版  
◇ 书籍简介： 编辑说明《中国金融年鉴2005》主要记述了金融发展的基本情况，并汇集了金融业的基本资料。?二、本卷采用分类编辑法，共设四大部分一个附录，四大部分共辖九篇。第一部分：改革与发展篇、国际金融与对外金融往来篇、各地经济金融篇；第二部分：文献篇、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篇；第三部分：统计篇、专题与调研篇：第四部分：大事记篇、机构名录篇。等详细内容。编辑说明?二、本卷采用分类编辑法，共设四大部分一个附录，四大部分共辖九篇。第一部分：改革与发展篇、国际金融与对外金融往来篇、各地经济金融篇；第二部分：文献篇、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篇；第三部分：统计篇、专题与调研篇：第四部分：大事记篇、机构名录篇。三、统计篇中由于四舍五入，总计与分项相加略有误差。"资产负债、经营成果"刊登了2002、2003两年数据，如与上年刊数据不一致，请以本刊为准。国民经济统计中部分数据有调整，请以本刊为准。? 四、为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形势及与现行统计制度接轨的需要，第一部分"各地经济金融篇"中的主要经济金融统计表的项目有变化。个别数据与上年刊不一致，请以本刊为准。?五、本卷对金融机构的排列顺序是按惯例进行的，无名次高低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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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红楼
书籍简介  
　　这本女性职场生存手册，书中所说的人和事，或者是我朋友的经历，或者是我本人的亲为，并无虚构。渐渐就发现，这些复杂庞大的公司，我们真的或多或少能看到金碧辉煌的贾家国公府的影子，而这些人和这些事，却又都仿佛似曾相识。

ethanhunt

水煮三国
书籍简介  
　　不妨将三国看做竞争市场中的三类公司，一类是实力雄厚、产品占据市场半壁江山的大公司；一类是依据特色，固守一块市场，伺机扩张的中小型公司；还有一类是白手起家，迅速崛起的新兴企业。那么三国鼎立就是不同类型企业的管理者－曹操，孙权和刘备，运用适合自身发展的管理策略，搏击商海的故事。

bp机

《漏船载酒忆当年》（杨宪益自传）

作   者： 杨宪益 著  薛鸿时译

出 版 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1年4月  版次：  1  

I S B N： 753020626  页数：  258  


　　简介：

　　本书是“百年人生”丛书中的一种，由英文原稿翻译过来。它的意大利文译本书名为《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从一个侧面粗线条地概括了杨宪益先生这部自传的内容。先生前半生的漫游与学习经历，显露一位浊世佳公子喜好浪漫与冒险的情怀，读起来像一部流浪汉小说或传奇；此后个人命运随时代洪流浮沉簸荡，直道而行，与时俱进，又像一部政治宣言书。别具会心的读者，更不妨将它看做一册人生的读本：当生活的歧路纷然变乱于前，当世间的苦难不待招邀而至，你当如何选择，如何持守？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著译等身，酒杯在手，亦庄亦谐，从容淡定。他的文字简约传神，故事满蕴机趣。读者诸君，请珍惜这一回阅读经历。



　　书评：

　　　　高山安可仰——读《漏船载酒忆当年》　　（作者：韩敬群）

　　　　


　　　　过眼繁华乱蚁兵，皤然一叟卧王城。
　　　　名山已庆通中外，美酒真堪托死生。
　　　　谁信打油常恸世，从来秉正不求名。
　　　　高山可仰清芬在，无限临风渴慕情。

　　杨宪益先生这部小书，激起我沉埋已久的诗兴。先生看了我的小诗，稍稍感觉有些意外：现在的年轻人作旧诗的倒不多见；不过，平仄还都不错。

　　高山安可仰，从此揖清芬。我从古人的集中，借来这句诗，表达我对先生的敬仰之情。这并不仅仅因为先生一生辉煌的成就――那本是尽人皆知，无须赘言的――更因为先生博大无边而又亲切可感的精神感召力。两番阅读书稿（先生的英文原稿，我已先睹为快），听先生舒缓从容地叙述自己充满坎坷而又富于传奇的人生经历，似乎是坐在人生的课堂上，听一位文化老人毫无保留、推心置腹地指点评说。

　　早在少年时代，我就在《人民画报》上看到过先生夫妇切磋译事的大幅照片，后来在《文汇月刊》上读过记录先生浪漫爱情与婚姻的长篇纪实：婚礼上，两位异国母亲初次相逢，忧喜参半，各怀心事。读过先生夫妇译的《葬花词》，还记得他将"风刀"译为"biting wind"的简妙。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在后来的岁月中，还见证过先生大写的人格。我对这位风骨遒劲的老人一直怀着由衷的敬意。

　　套用今天的时尚话语，杨宪益先生该算得上老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另类”。先生出身于官宦富豪人家，从小天分极高，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学生”。他的欧洲留学经历看起来更像一段浪游史（流浪汉小说或传奇），与我们经常会读到的勤工俭学史、苦学成材史迥异其趣。1940年，当先生从牛津大学毕业时，勉强通过了毕业考试，得了四等，成了“稀有动物”。先生谐称或者说是自嘲说：“四等生甚至比头等生更难得。”从他以父亲的美酒喂金鱼，我们看得出他少时促狭顽劣的天性；从他游踪所至，总能有良朋相伴或总能缔结新交上，我们看得出他磁性的亲和力；而从他对一花一草、以及终其一生的对杯中物的喜好，更看得出他对生命 、对生活的挚爱。杨宪益先生是京城文化圈内有口皆碑的著名酒徒，黄苗子先生有文曾写道：“吾友杨宪益，沉湎曲蘖，嗜威士忌如命，而赐之以佳名曰‘苏格兰茶’。”如果一定要从中国当代的文化人中，找出与古代的刘伶、王绩等依稀仿佛的人物，我不知道还有谁比杨宪益先生更为合适。

　　一个真正热爱生命的人，一定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如如来之巨掌，逃无可逃。对于身罹百年忧患的老一辈知识分子，这一点尤其显得触目惊心。杨先生的文字平淡从容，奇闻趣事，不择地而出，似乎忧愁痛苦都已被蒸发干净。然而从先生不经意的寥寥数笔中，我们轻易就能掀开人生苦难的一角。先生惟一的儿子，在他入狱期间，患了轻度精神病，后因病情加重，先生将他送到英国治疗。后来，儿子在那里买了汽油自焚，葬身火海。对于先生，还能有什么比这更为惨烈的打击？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罹百忧；醉乡路稳宜频至，他处不堪行。所谓幽默，不过是应对人生苦难的一剂药方罢了。我读到先生狱中四年的经历，尤其深有感喟。先生将最无人性的地方写成了最具人性的所在：从刚入狱时与酒徒室友的问答，到年轻犯人以木刺为针、绣成松树图的巧慧，无处不可见到生命力的倔强。狱中四年这几章，是先生生命中最黑暗的岁月，却也是全书最华彩的篇章之一。我不嫌牵强，忍不住想将这几章与德拉邦特的名片《肖申克的救赎》相比。

　　这样写下去，似乎有将先生写成超然世事的名士的危险。其实，综观先生一生，爱国、追求真理、与时俱进从来就是他生命的一条主线。先生少年时喜读爱国志士如意大利马志尼等人的传记，痛恨列强侵略；在留学英伦期间，他把很多时间都花在组织抗日宣传活动、编辑爱国刊物上；在他毕业时，祖国正陷于炮火之中，朋友们给他提供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但他却始终抱定这样的宗旨？quot；我是中国人，我知道自己必须回中国效力。如果我放弃中国国籍，留在国外，我将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羞耻。"因此他义无反顾，携妻回国。先生本期望"成为一位历史学家，成为与中国古代史有关的各种问题的权威"，在沉潜冷漠了四年之后，先生又被震醒，出于对国民党中国的灰心和幻灭，他主动地接近中国共产党，接受地下党的领导，有意识地为党做了很多情报工作。作为党的同路人，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先生与党的高层一直保持着很好的联系。1980年，先生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共党员。此后先生因故退出了党的组织，但他始终认为党的问题只是一小部分人的问题。晚年的先生，深居简出，数度迁居，席不暇暖，杨氏沙龙亦无复当年高朋满座、胜客盈门的风雅热闹，但先生仍然一如既往地关注着国计民生，一如既往地为下层百姓鼓呼不平。我从先生的《银翘集》中读到："青海千村付浊流，官家只管盖高楼"（《青海》）、"希望工程成泡影，祖先基业换金条。官蝗吃尽民膏脂，反道人民素质高"（《又一首》）。这样的句子，出自一位年已八旬的老者之手，其沉痛的力量，应该不亚于年少贾谊的长太息与恸哭罢。可怜夜半虚前席，今天的少年贾谊又在何处呢？

　　“每见是非当表态，偶遭得失莫关心。百年恩怨须臾尽，做个堂堂正正人。”（《自咏》）先生曾有诗如此，自明其志。先生之让人敬重，尤在于他清醒的判断力与坚韧的持守精神。在自传的结尾，先生这样写道："我无意于写一部政治性的自辩书，因为我对我以前的所作所为并不感到羞耻或遗憾。假如我还能重新活一遍，我还会像以前那样生活。"作为后来人，我们真应该庆幸有先生这样的前辈作为精神的示范。

　　关于先生的这部小书，可说的话题真有不少。比如我一直以为中国人不容易写好自传、回忆录一类作品，杨先生这部书让我想到其实问题的关键在对自我是否能有恰如其分的认识。也是在自传的结尾，先生提出了"诚实和公平"两个原则，并特别指出希望自己的自传能“免除那种自恋癖和自我吹嘘的不良倾向”。我提示关注自传写作问题的有心人，能留意一下先生的这段文字。

　　周济的《介存斋论词杂著》中以这样一段话来比附词章的风格：“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严妆淡妆，均不免有意，不似粗服乱头纯出自然，所以品格高出一等。先生的文字正是这种粗服乱头、不事修饰、无意讨巧的风格，他的最大诀窍在于无意为文，“只是为了好玩”。大概文章的逸品，也只能在这种“好玩”的心态下产生吧。先生尤其擅长以寥寥数笔、在不动声色之中发现生活的趣味，刻画人物的性情。辞约意丰，笔简神完，宛有《世说》遗风。比如他写梁宗岱教授、写向毛主席敬酒的那几段文字，就是极好的例子。据说这部书90高龄的杨绛先生是一口气读完的，其他许多人也是如此，足见先生文字的引人入胜。说到先生文字的魅力，不可不提到本书译者的特殊贡献。如果隐去薛鸿时先生的名字，相信有很多人会把这部书看做杨先生的自著而不会有疑心。从这个角度说，薛鸿时先生的译事真是相当高明。

　　在记叙梁宗岱的故事的那一段的结尾，先生这样写道：“他和我一样都是性情中人。可惜的是，如今像他那样的学者和诗人已是凤毛麟角了。”这样的话，移以比况先生，最是恰当不过。前辈风流，去今渐远，思之不禁惘然。先生还有兴致约我们小酌呢，敢不从命？




　　书摘：

　　在中国境外居住、对中国过去几十年历史一无所知的人们，往往会把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看成是“疯狂”的同义词。他们以为中国只是在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期这一特定的时间内发了疯。事实上，疯狂开始的时间比这还要早十年。不是因为绝对权力意识冲昏了毛主席和其他老革命的头脑，就是因为毛主席感到自己逐渐衰老，想加快社会主义革命的速度，使他能活着看到共产主义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不管是哪一种原因吧，总之，从1955年的肃反运动，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再到1959年的大跃进运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连喘口气的工夫都不留，整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左”。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越降越低。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四十多年里，中国所取得的某些重大成就，尤其是在工业化和增强军事力量方面。但是，我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呀别扯这么远了，还是回过头来讲述我个人的历史吧。

　　1958年，造成人心惶惶的反右派运动刚过去不久，忽然有一位与我素不相识的年轻同志对我做了一次神秘的访问。他说他们知道我在解放前曾为地下党做过工作，通过我所接触的一些特殊人物，收集关于国民党政府的情报。他说，党组织觉得我的工作卓有成效，他们想让我重新与那些人恢复接触，通过类似的渠道为党收集消息和意见。他说，他可以提供北京城东部的一所房子供我们居住。他说，他的朋友在北京东北部有一所房子，现在那位朋友出国了，房子正好空着。我们马上就可以搬进去住。我告诉他，解放前，我和地下党接触的事，我是连妻子乃迭都瞒着的，因为我不愿她卷入危险。现在情况不同了，我要把你的建议和她商量一下然后再决定。于是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乃迭。我们两人达成一致，决定不妨去试试。能住在市里一座带庭院的旧式房子里，我们都感到高兴，这比住在西郊单元楼里强多了。我们立刻通知单位的办公室说，有一位朋友把市里一座房子借给我们住，我们已经决定要搬到那儿去了。那座房子位于北京城东北部一条叫做八宝坑的胡同里。庭院非常宽敞，长着一些枣树和胡椒树。我们非常喜欢住在那里，事实上我们住了大约三年，从1958年到1960年。但是后来我们决定不再与这些神秘的同志打交道了，于是又搬回了单位的宿舍楼。

　　那三年中，我如实地向那位神秘的联系人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但他们对我的汇报似乎不大感兴趣，他们准是感到很失望。到了1960年，暴风雨猝然而至。他们很客气地请我去吃饭、聊天。那天的筵席非常丰盛，气氛也真诚、热情。但是吃完了饭，我的主人（一个年轻男子，我很少与他见面，但他显然是那伙人的头儿）突然问我对历史人物曹操有什么看法。听他突然提出这么一个怪问题，我不禁吓了一跳，但我还是回答说，曹操是一位大人物，我喜欢他的性格，因为他喜爱诗歌、女人和酒，他天赋很高，多才多艺。我的主人用神秘莫测的语气说，他早就料到我会喜欢曹操的，因为他老奸巨猾、诡计多端。他又接着说：

　　“我想你的性格有与他类似之处。”

　　接着他突然转而谈另一个话题：

　　“杨先生，我听说解放前你曾对朋友们说过，你很喜欢一句中国成语叫‘狡兔三窟’，有这回事儿吧？”

　　我回答说，我确实说过类似的话，因为当时我不得不兼好几份工作，我在国立编译馆当翻译，同时又在几所大学里教书，因为当时生计艰难。

　　“很对。”他打断我的话，“不过，这话还有别的含义吧，不是吗‘三窟’可能是指国民党、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你是不是同时在为三方面工作呢？”

　　我震惊得说不出话。原来他们一直怀疑我是个双重间谍，表面上装出一副忠于中国共产党的样子，实际上是一名为外国某个秘密机关工作的间谍。我受到极大的伤害，感到非常气愤。他却冷冷地说，现在该是我彻底交代自己所作所为的时候了。我怒气冲冲地离开，他们用汽车把我送回家。第二天早晨，他们派人给我送来一大沓书写纸，供我写彻底交代的材料。我气愤地在第一页纸上只写了十个字就把那沓纸退了回去。我写的是：

　　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

　　这又是一句中国成语。从此以后，我决定再也不与那一伙神秘人物打什么交道了。接下来的几天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了一星期，那位首先来访问我、并请我搬到那座房子里去住的年轻同志又来了，他脸上挂着腼腆的笑，对我说类似这样的话：“认识您真高兴，不过我的朋友、那位房主最近从国外回来了，所以说我们要把那座房子收回了，您看什么时候搬方便”我回答说，我们很乐意搬回出版社宿舍，大约要一个星期吧。就这样，我们很快就搬回出版社宿舍，出版社方面没有问我们为什么要搬回来。

　　现在我知道自己已被确认为一名政治可疑分子了，有一段时间我情绪低沉。但是在出版社里，情况一切如常，我的同事们对待我像以前一样好。我又逐渐对自己的处境习以为常了。

　　1961年早春，我写了几首诗，为反对斯大林的赫鲁晓夫新路线辩护，并且批评中共的路线以及他们对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的支持。这几首诗给我带来新的麻烦。那时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已经开过，赫鲁晓夫在会上谴责了斯大林的罪恶，提出了一条苏共新路线。中国共产党认为赫鲁晓夫是个修正主义者，当时两党正在公开分裂。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刚和那几个神秘的同志闹翻，情绪非常不好。一天晚上，我一挥而就写出几首诗来，第二天早晨我上办公室去，誊写了一份，留在办公桌上。我这样做确实有点儿成心，我就是要让我的同事们看看——作为一种抗议。我的几位年轻同事看了，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这些诗让《中国文学》社的党支部书记偶尔看见了。这位女书记一向对我很好，可是我的诗使她非常震惊，她当下就让一位编辑抄录一份。当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是，后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几首诗被抄成大字报张贴出来，成为一桩严重事件。

　　1966年7月组织起一场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毛主席是这场革命运动的精神领袖。他一挥手，全体年轻的红卫兵都在他的号召下蜂拥而上。北京城里大字报铺天盖地，所有的墙上都涂满红漆。短短几天时间，整座城市就变成一片“红海洋”。

　　“红八月”里，外文局内部运动迅速开展起来了。局里的年轻狂热分子，包括编辑、翻译和其他行政人员，尤其是我们局长弄来的那些年轻退伍兵，他们开始佩戴红袖章，自称是“革命造反派”。他们组织斗争会，斗争他们的上级，包括：分部和科室的头头，甚至局级领导。没过几天，所有低级别的工作人员都成了“造反派”。外文局院内各座建筑物上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中最突出的那一张就是用醒目的大字抄录的我那几首支持赫鲁晓夫新路线的诗，上面还加了红色的大字标题，斥责我是一名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的孝子贤孙，还有别的胡言乱语。接着又有人指出，我不是共产党员，因此不能称作修正主义分子；从此他们把我改称为“反革命分子”。有几位同情我的同事暗示说，这都是那位女书记一手策划的诡计，目的是把群众的怒火引到我身上，她自己可以脱身。从那时起我便成了全外文局最坏的罪人，给我戴上了各种各样的帽子。在这之后，我参加了一连串的斗争会，有时单独挨斗，有时当局领导们的陪斗。我不喜欢开一个人成为斗争目标的那种会，因为那样我就必须回答各式各样荒谬可笑的问题，有些问题是根本无法回答的。我要是和局领导们一起挨斗，那就有趣得多。那些年轻人爱玩一种叫做“坐喷气飞机”的把戏。我们的姿势就像小孩们在模仿喷气飞机。我胳膊的肌肉很灵活，有弹性，所以我能轻而易举地做出这种姿态。可是其他一些同志才举了一小会儿就吃不消了，他们双腿发颤，接着就跪倒在地，引起群众一阵哄笑。斗争会上常玩这类把戏，有时会持续两三个小时。我的双腿非常强壮，我会产生一种与己无关的感觉，并且饶有兴趣地偷偷观察起别人来。这一切都十分幼稚和荒唐。这样的斗争会，每隔一天就开一次。1967年春天以后，局里的年轻造反派们决定将机关内一切受过批斗的人员统统拉到街上去进行一次游斗，本人也包括在内。我们分装在两辆卡车上。造反派让我们站在敞篷卡车上，开过西城的各条街道。他们时而把车停住，年轻造反派们高呼口号，并将早已准备好的铅印活页传单散发给围观的群众。街上的旁观者们神情冷漠，最多也只有几分好奇，几乎没人跟着喊叫或咒骂，充其量是有几个孩子在笑。那些日子里，街上的人们对这种场面看得实在太多了，因为许多别的机关也都是这么干的。当我们游斗到与外文局有联系的一些机关如广播电台和新华通讯社时，他们便让我们下车，在该机关的大院里排成一列。接着他们就挨个儿地介绍我们的情况并进行批斗，狂热分子们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之类的口号。整个游斗进程历时一上午，但倒也并不十分难受，除非那天天气很冷，我又忘了穿大衣，回家时，我会冻得浑身发抖。

　　“红八月”对每一个人都有可怕的影响。1966年8月以及此后开的那些斗争会，大喇叭日夜不停地大声吼叫，声讨这个、那个人的罪状，真让人的神经受不了。我感到自己顿时成了社会的弃儿。晚上回到家里，我发现乃迭和孩子们的生活一切如常，都挺高兴的，有时甚至还情绪热烈。他们还没有受到骚扰，他们的生活与我不同。白天在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同我说话或和我打招呼。我想，在“红八月”里，连我也真的感到害怕了。

　　我从来是不会轻易感到害怕的。以前在内地时，有一次在开往成都的车上，几个国民党兵士举起步枪朝我瞄准时，我没有害怕。我们乘船去南京，在长江上航行，那天夜里船上一片慌乱，都说船要沉了，我也没有害怕。可是这一次，我紧张不安，真的害怕了。我独自坐在办公室里时，似乎听到同事们在商量给我开斗争会的事，他们悄声说准备把我打死。我还觉得自己分明听到他们在说，某某人已经在受审时被活活打死。其实他们是在隔壁房间里商量事情，不想让我听见。而我却使劲儿听，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听不清就自己想象。我因神经高度紧张和恐惧，开始患上了听觉幻象症。我回家后对乃迭说，我的同事们商量着要害死我，请她替我送一封信给中共中央统战部，请他们赶快来救我。现在想想挺滑稽的，当时我怎么会被吓成那样，然而从那时起我真的得了精神分裂症，不断出现听觉幻象，这种幻听现象从1966年8月开始，直到1967年初才消失。在此期间，出版社那位女党支部书记称病在家不来上班，于是上边又派了一位新的政治指导员来临时负责，她也是一名女同志。有一次，我似乎听见我的一名熟人在受审问，不久就被打死了，我对新来的政治指导员提起这件事，并为那名熟人死于非命而表示遗憾。那位女政治指导员大笑起来，说我脑子有问题。她说那位同志明明活得好好的，吃饭时我可以在饭厅里亲眼看到他。我确实看到了他，正如她所说，他活得好好的。于是我对自己听到的一切都不能相信了。然而说来也怪，我听到的声音十分清晰，我不相信这都是我想象出来的。我又想，可能有个阴险的家伙躲在出版社某个阴暗的角落里，在用什么罪恶的无线电发报机不断发出只有我一个人能够听见的信号。这一切疯狂的想法似乎极端可笑，可是在当时，在我已处于半疯的状态下，这种理由似乎还蛮有说服力的。有敌人在害我，准是这么一回事，因为我根本不是阴谋反对自己祖国的坏蛋。于是在单独一人时，我就想找那个暗藏的敌人辩论，甚至想查明他是什么人。晚上，我独自坐在家里的起居室里，乃迭和孩子们都到寝室去睡觉了，我就大声对那个暗藏的敌人说话，想揭穿他的阴谋。有一回，乃迭还没有睡着，听见起居室里的响声，就走出来。她认为我已经疯得胡言乱语了。事实上当时我确实快要疯了。

　　也许因为我还保留着几分清醒，因为我仍然对自己抱有信心，也许因为“文化大革命”到了那个时候，群众性的歇斯底里已逐渐退潮，对我的迫害减弱了，我感到松了一口气，所以到了1967年初，我不再受听觉幻象之苦，精神比较正常了。1966年下半年，我从不敢冒险走出外文局的院墙一步，但是从1967年初开始，我星期天会进城去转转。每星期天早晨，我会步行到东城或西城去，看看贴在街上的大字报，从中了解外界的形势。这是我惟一的消遣。我仍不敢乘公共汽车，因为听说公共交通工具是不搭载反革命分子的。要是在车上发现一名“牛鬼蛇神”，人们干脆就把他扔下车去。于是我就靠长途步行来消磨时间，这也许对我的健康大有裨益。上班的日子我只能到办公室去，坐在我的书桌前。当然，当时已经没有什么正经的翻译工作让我做了，但每天早上我会被派去从事一些体力劳动，我发现干体力活要愉快得多。有一段时间，我被勒令打扫厕所。我们局里的公共厕所一向肮脏不堪，臭气熏天，而我干得很好，把便盆上残存的陈年污垢统统刮掉，用清水冲干净。不久，我就因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而受到人们夸奖。《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厕所成了全外文局最清洁的厕所。后来，我又被派到位于后院的厨房去，到垃圾堆里去捡煤核。这桩活更令人厌倦，但我很爱干，因为干活时我能吸到户外的新鲜空气，这要比坐办公室强。整个1967年和1968年上半年我干的都是这类活。在此期间，只给我开了一次斗争会，而且还是当我们局领导的陪斗人。当时年轻的造反派们分裂成各个“战斗队”，已经开始在打内战了。因此他们没有工夫来嘲弄我们这种被他们称为“牛鬼蛇神”的人了。我一面捡煤核儿一面老想着灰姑娘的童话，不知道童话里的仙后什么时候会突然出现，用一辆南瓜车把我带到王宫里去。然而，事实证明我这个灰姑娘决不会有进王宫的机会。恰好相反，我去的地方是监狱。现在的监狱虽不像王宫这么舒服，可也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可怕。在随后几年里，我的许多同事都挨了打，不少人被活活打死，或被迫自杀。而当时我在监狱里，所以躲过了这种劫难。或许监狱归根结底并不是一个很坏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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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数学的五大指导理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学天元基金资助:据约翰·威利公司1996年第1版译出 上海市版权代理公司版权代理:本书向读者展示了20世纪数学家的艺术的五个最精致的成就：极小极大定理(对策论)、布劳威尔不动点定理(拓扑学)、莫尔斯定理(奇点理论)、停机定理(计算的理论)、单纯形法(最优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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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敦煌学到域外汉文学

  

•作者：   •装帧：平装
•开本：    •人气：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3-1   •ISBN：7-100-0363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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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视野、新的开拓——读王昆吾先生《从敦煌学到域外汉文学》


  
王国维曾云：“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确然，二十世纪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大批敦煌文献的出土，使众多学者毕至，形成了二十世纪蔚为壮观的世界性汉学——敦煌学。二十世纪后期，陈庆浩、王三庆、郑阿财等学者编辑、出版了《越南汉文小说丛刊》①（以下简称《丛刊》）第一、二辑，越南汉文文献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学者开始关注越南汉文文献，论著不断问世，王昆吾（小盾）先生的《从敦煌学到域外汉文学》②（以下简称《文学》）即为代表之一。

《文学》一书乃王先生近年来学术成果的汇编，收有敦煌学、音乐史、中国文学、越南与东干文学等方面论文十三篇，其中最能体现王先生近年来研究方向和轨迹的是敦煌学、越南与东干文学等方面的七篇论文，“它们（编者注：越南与东干文学）和敦煌学一起，构成了本书所论述的主要内容”③。

敦煌文献从它被发现的那一刻起就备受世人的关注，《敦煌论议考》、《越南俗文学和敦煌文学研究、文体研究的前景》等三篇论文则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且处于研究的前沿。前者用历史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敦煌论议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为我们详细的描述、分析敦煌论议的文本以及论议产生、发展及与其他伎艺的关系等问题，揭示出敦煌俗文学中如论议这样一些独特文本不为人所注意的一点：作为民间伎艺的本质。后者则是结合越南汉喃文献中的俗文献来研究敦煌文学，如俗赋、曲子词、《孔子项橐相问书》、《太公家教》等，这样一方面拓展了研究的范围，另一方面也就加深了对敦煌文学的性质、传承等方面的认识，再结合它来研究中国的文体，提出了“依据文体展开的方式来辨认文体”，这样就使我们对中国的文体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不再局限于以往的认知。

越南汉喃文献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大概是在二十世纪后期，但时至今日，这批文献并没有引起学者的特别关注，尤其是中国大陆学者。王昆吾（小盾）先生则是一个例外，他一方面利用这批汉喃文献来研究中国文学，一方面对这批汉喃文献本身进行充分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文学》所收的五篇论文④则是这方面的代表。

对汉喃文献进行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对这批文献进行整理、分类，较早的当属陈庆浩、王三庆、郑阿财等先生编辑、出版的《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一、二辑。《<越南汉文小说丛刊>和与之相关的文献学问题》（以下简称《问题》）一文就是对《丛刊》进行客观的评价，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它首先充分肯定了《丛刊》，认为“从文献学角度看，《越南汉文小说丛刊》最重要的特点是有细致的整理体式。”“《丛刊》另外一个意义还在于：它不仅提供了一批小说研究的资料，而且提供了关于越南汉文小说的一种理解。”同时也指出了不足及其原因所在：主要表现在分类理论的自相矛盾、分类的自相矛盾原因就在于分类时采用了多重标准，指出了《丛刊》五个方面的遗漏，最后提出了自己的分类，认为可以分为章回小说、传奇小说、笔记小说、事迹传等四类，并对每类的渊源进行了分析。这不仅对越南汉文小说的整理和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对越南汉喃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如此，王昆吾等学者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即编辑、出版了《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①，这就为今后越南汉喃文献的研究打下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越南本<孔子项橐问答书>谫论》一文，则是比较越南本《孔子项橐相问书》（以下简称《相问书》）与敦煌本、藏文本、明本等不同写本（刻本）之间的异文，认为藏本、越南本、明本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提出唐五代时“《孔子项橐相问书》大略有北方、南方两个同源异流的传播系统”的观点，并分析了不同本《相问书》的生存环境，认识到生存环境对文体意识的影响。《越南俗文学和敦煌文学研究、文体研究的前景》一文充分结合越南汉喃文献来研究敦煌文学、文体，前面已有分析。同时，也对越南汉喃文献本身进行研究，《越南古代诗学述略》即是如此。他认为越南古代诗学是在俗文学与应用文学的环绕下发展的，因此不同于中国诗学，同时又认为他是中国诗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它沿袭中国诗学文体，主要有序跋、书札、笔记三种体裁”，并对这三种体裁的诗学文献进行了梳理，指出了越南诗学的两个显著特点：较富伦理学色彩的诗歌理论、主张兼容并蓄及明清后偏爱性灵理论，这样就使我们对越南古代诗学理论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东干文学和越南古代文学的启示——关于新资料对文学研究的未来影响》（以下简称《启示》）一文，就东干与越南等新资料对未来文学研究的影响和作用从文化、文学史、文字、诗等四个类别，结合文献资料和田野资料进行文学传播研究、文体观念、文学分类观念的历史性和区域性、文化交流及其对新文体的影响等十个问题来加以详细的分析、说明，这是从理论的角度来阐述这批新资料对未来文学研究的作用和影响，使我们重新认识这批新资料的作用和价值。并且提出了解决当前学术研究中出现的种种弊端的两条途径：其一，加强对新资料，特别是弱势文化资料的重视；其二，提倡通过历史研究、个案研究来解决一般的理论问题。

王昆吾（小盾）先生的《从敦煌学到域外汉文学》一书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越南汉喃文献与东干文学。这是一个以前不被我们所特别关注的领域，面对这样一个新的领域，王昆吾（小盾）先生在《启示》一文所提倡的两条途径上认真的实践着：对新资料的重视，尤其是象越南、东干这样弱势文化的资料的高度重视，将这样一些新资料引入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对敦煌学、越南与东干文学的研究，往往都是通过历史研究和个案研究来解决一些理论问题，如前面所分析的《敦煌论议考》、《越南本<孔子项橐问答书>谫论》等。正如王先生在《问题》一文中所云“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越南汉文化研究是一片亟待开垦的处女地。”、“对于21世纪的中国学术来说，越南汉文古籍代表了一个莫大的希望。它和20世纪初的敦煌文献一样，将成为中国古代史、古代文学、古代语言、古代艺术、民族史等众多学科的新的支撑点，只不过目前尚在沉寂中消蚀，未得到有效的开发和抢救。”如越南汉喃文献、东干文学等一些新资料，在王昆吾（小盾）、陈庆浩等学者的呼吁与号召下，必然会在21世纪的学术研究中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刊於《中國俗文化研究》第二輯。成都：巴蜀書社，2004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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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庆浩、王三庆主编，《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陈庆浩、郑阿财、陈义主编，《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二辑，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

② 王昆吾，《从敦煌学到域外汉文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版。

③ 王昆吾，《从敦煌学到域外汉文学·后记》，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版。

④ 对于《越南俗文学和敦煌文学研究、文体研究的前景》一文，王昆吾（小盾）先生将它归入到敦煌学一类，但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兼类，也可以归入越南与东干文学类，因此它就被同时归入了两个类中，这也就是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说敦煌学、越南与东干文学共有七篇论文，在后面的分论中说敦煌学有三篇，越南与东干文学有五篇的原因所在。

① 刘春银、王昆吾、陈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上、下，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

　

　《盛名之累-名人后代的命运》
  
　　著者：福布斯 ［美］
　　出版年月：2001-6-1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页数：363
　　定价：￥18.60



　　【介绍】



　　历史上事业成功的名人往往有—个共同的夙愿，那就是为自己孩子的出人头地和功成名就做许多有利的事情，而且希望比从前父母亲为自己做的还要周到。

　　但是，他们真的能够如愿以偿吗？使人：遗憾的是，答案往往是否定的。

　　许多富豪和名人连自己正常的生活都无法应付，更不用说去顾及孩子的成长。他们的成功和盛名有时会受到许多人的羡慕甚至嫉妒，有时更会遭来非议与攻击，成为事业失败和毁灭的直接原因。事实上，要维持自己和家族的声望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本书谈到有些名人的孩子，摒弃他们原先以为依赖自己双亲的名望、财力甚至权力而获取某些优势的幻想，凭借自身的努力和奋斗，不仅事业有成，而且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相反，本书也谈到了不少名人的后代无法过上正常生活的失败事例。

　　此外，本书更披露了部分名人的后裔，为过上正常生活而历经艰难的曲折经历。

　　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对百位名人后裔的境遇和结局作了详尽的描述和介绍。这对于当今社会那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的父母们来说，或许是一种启迪。

　　你不妨试试从中找寻你要的答案吧！



　　【摘录】



　　事业成功的名人往往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功成名就，出人头地。但结果常常并非如此。本书介绍了世界各国上百位名人后裔的境遇。他们凭借父辈的名望取得某种优势，有的经过自己努力的确取得了成功，但更多的恰恰反受盛名之累，甚至于走上歧途。这些故事使我们看到人生不会有统一格式，也让我们再一次体会到任何成功的来之不易。


　　（１）居里夫人之女获诺贝尔奖


　　居里夫人因致力于放射性研究及发现放射性元素镭和钋，两次获得诺贝尔奖。她的长女伊蕾娜·居里始终追随着母亲的脚步，毕生致力于科学研究，走上了一条与母亲完全相同的道路。

　　伊蕾娜·居里生于1897年，即她父母发现放射性元素镭的前一年。1904年居里夫人生下了第二个女儿伊芙。然而姐妹俩也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当妹妹伊芙越来越热衷于演奏钢琴的时候，年仅17岁的伊蕾娜协助母亲调试刚刚开发出的X光设备。1918年她成为居里夫人在巴黎大学放射研究中心的助理。

　　1926年，伊蕾娜嫁给了实验室研究助理约里奥，尔后两人便开始致力于自己的研究工作，这很像当年居里夫妇携手奋斗的情景。几年后，他们发现了合成辐射能，并因此于193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伊蕾娜夫妇俩还于1939年发现了核反应堆的基本原理。但是为了防止纳粹德国利用他们的发现，他们将实验研究的结果隐藏起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予以公开。在二战期间，约里奥与伊蕾娜还积极投身于法国抵抗运动，并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伊蕾娜从事放射性物质的研究，却没有先进的防辐射保护屏。1956年，她与母亲一样因白血病与世长辞，享年58岁。两年后，约里奥因肝炎引起并发症去世。他俩生育了两个儿子，都继承了家族的衣钵，长子海涅是核物理学家，次子皮埃尔是生物物理学家。

　　居里夫人的二女儿伊芙最终成为一名作家兼学者。她所撰写的母亲一生的传记作品《居里夫人传》引起轰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出任多家报社的前方记者，后来嫁给了亨利·莱柏斯。亨利曾任美国驻希腊大使。


　　（２）弗洛伊德之女继承父业


　　女孩子最初表露的感情，就是对父亲的爱慕。”这是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著名论断。在弗洛伊德的六个孩子中，小女儿安娜始终珍藏着对父亲的崇爱与依恋。虽然弗洛伊德没有向他的孩子们灌输自己的心理分析的理论，但安娜却高中一毕业便成了父亲身边的助手。

　　安娜经常出席父亲的演讲会，为他做记录。1918年她成为父亲心理研究的对象之一。这并非是很正统的实验，弗洛伊德的不少同行也批评他这样的安排，甚至连弗洛伊德自己也不愿别人以为他欲以研究为借口，来保持女儿对他的亲情。但是安娜经过这些研究，直接从父亲那里学到了许多心理分析的技术，并成为著名心理分析学家团体———维也纳协会的一名成员。

　　不幸的是，翌年弗洛伊德被诊断患了下颌癌。此刻安娜不仅成为他最优秀的学生，还担当起私人护士职责。在后来的16年里，安娜将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了父亲，随着弗洛伊德病情的加重，大部分的下颌因癌变而被切除。医生不得不为他做了复杂的下颌修补手术。安娜定期替父亲清洗伤口和消毒，直至弗洛伊德去世。

　　由于病情的恶化，弗洛伊德无法外出参加活动。安娜便代表她父亲，在各种会议上宣读研究论文，并代他接受各种奖项。因此在弗洛伊德生命的最后16年里，他的大部分朋友与熟悉的同行也都成了安娜的朋友。

　　尽管弗洛伊德非常感激女儿对他多年的奉献与照顾（他常常将自己比作希腊神话中双目失明的国王俄狄浦斯，而将安娜称为国王的女儿安提戈涅，安提戈涅一直照料着失明的父亲），但他也在为女儿的未来忧虑。当弗洛伊德谈到他身边这个剪着短发，始终未婚的女儿时，总会关切地问：“我死了以后，你又会做什么呢？难道真的愿意过苦修者那种禁欲生活吗？”甚至弗洛伊德选择以安乐死来结束病魔带给他的痛苦时，也希望医生将此事告诉安娜，而不是妻子。

　　父亲去世后，44岁的安娜进入她事业的巅峰。她不仅继续充任父亲研究工作的发言人，还仔细保管着父亲生前所有的论文与著作。安娜在照顾父亲的时候，还尝试作儿童心理分析研究，她在寓所外开设了一家汉普斯儿童诊疗所，发表了许多关于儿童情感发育的重要著作。她84岁去世时，被公认为是儿童心理分析学的先驱与权威。


　　（３）巴赫手稿毁于儿子之手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他有两位妻子，共生育了19个孩子，但只有10个存活下来。巴赫一直努力将自己的音乐才华传授给他的孩子们，次子卡尔在腓特烈国王的宫廷中担任乐师，长达30年之久。幼子约翰·克里斯在伦敦成功地举办了音乐会，创作了许多轰动一时的歌剧作品，他在伦敦结识了年仅八岁的莫扎特，并对其日后的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但是，巴赫最钟爱的长子威廉却走上了歧途。威廉很小的时候，巴赫就训练他，为他创作了一些风琴奏鸣练习曲。威廉20岁时，已俨然是父亲的得力助手，1733年还曾被喻为德国首屈一指的著名演奏家，成为一家著名乐团的指挥。但是不久他就放弃了自己的职位，再也没有好好工作。1750年巴赫中风去世，临终前，将毕生创作的作品手稿分别交威廉与卡尔保存。因生活所迫，威廉将自己所得的手稿变卖了。后来威廉越发随意处理父亲留下的音乐宝藏，他不仅拍卖巴赫的作品和手稿，而且到处宣称父亲的某些作品是他创作的。为了谋取利益，他甚至在自己一些拙劣的作品上签上父亲的名字，再以高价出售。1774年他移居柏林时，已经十分穷困潦倒了。他于73岁时去世。

　　威廉给音乐界带来了惨重的损失。正如传记作家麦尔康所述：“倘若巴赫将全部手稿都交由卡尔来保管，那么，我们今天对于巴赫音乐的风格也许会有不同的理解。”


　　（４）爱迪生的愿望落空了


　　爱迪生曾斩钉截铁地表示：“只要有雄心壮志，任何人无须上大学，就能在事业上干出一番成绩。”他认为他的六个孩子也可以和他一样，凭借天赋与努力，获得事业上的成功。然而事与愿违。

他的第一任妻子生了三个孩子。为了激发孩子们对创造发明的兴趣，爱迪生给他们的玩具是一只由他拆散了的闹钟。他鼓励孩子们将闹钟拼装起来。妻子去世后，爱迪生续娶了第二任妻子，便将前妻的三个孩子送往寄宿学校。长子小汤姆斯到16岁时，写信给父亲说：“很久以来，我心中一直非常难受，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做什么。”不久他又写信告诉父亲：“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用我希望的方式与您交谈，因为您是那么卓越杰出。在您面前，我倍感无地自容。”

　　几年后，小汤姆斯到父亲公司下属的一家机械厂工作。但没过多久，他开始冒用父亲的名字穿梭于纽约时髦人物的社交圈子。由于经不住一些投资者的怂恿，加之受到利润及声望的诱惑，小汤姆斯允许他们开办的公司冠上“小汤姆斯·爱迪生电子公司”之名，并且生产包括一种名称叫“概念摄影”的古怪机器。不久投资商还借用小汤姆斯的名义开办了“小汤姆斯·爱迪生化学公司”，生产“电子机能恢复仪”，据说这种仪器可以治疗任何疾病。

　　直到1904年，爱迪生不得不指控儿子冒用他的名字欺诈顾客，这些公司才被勒令关闭。但是爱迪生十分顾及父子情分，后来还是安排儿子到他的公司工作，还买了一座农场送给他。然而小汤姆斯又染上了酗酒的恶习，时常喝得酩酊大醉。1935年，在爱迪生去世四年后，60岁的小汤姆斯自杀身亡。

　　爱迪生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次子威廉，事业上也不顺利。尽管爱迪生一再在经济上资助他开办公司，他也尝试过许多行业，包括养狗、鸟类繁殖及汽车买卖等，但都很快宣告失败。由于多次生意上的不成功，爱迪生每周资助威廉夫妇40美元的生活津贴。很快儿媳布兰卡写信给爱迪生说：“您难道不知道，我们是世纪伟人爱迪生的儿子儿媳吗？仅靠您每周给予的40美元，根本不够开销。”爱迪生很不高兴，他回复道：“让您的丈夫和我一样自己赚钱吧！”

　　相比之下，爱迪生的第二任妻子米娜，比较重视对她生育的三个孩子的教育，她让他们去大学深造，其中查理和狄奥多去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就读。1927年爱迪生退休后，查理继任父亲的职位管理公司。之后查理还在罗斯福总统的政府部门任职，并于1940年当选为新泽西州的州长。


　　（５）小莫扎特不堪精神重压


　　莫扎特与妻子康斯坦萨共生育六个孩子，只有两个存活下来。小儿子弗朗茨·渥夫格·莫扎特出生后四个半月，莫扎特就去世了。不过康斯坦萨仍决定由弗朗茨继承莫扎特的事业，因为莫扎特在世时，有一次弗朗茨哭的时候，其哭声和莫扎特弹奏的钢琴曲十分和谐。

　　正如当年莫扎特的父亲训练莫扎特那样，她逼迫年幼的弗朗茨接受强化训练。在她的严格要求下，弗朗茨四岁就能演唱父亲的歌剧《魔笛》中的一首歌曲。为了杜绝众人对儿子身世的种种推测，康斯坦萨索性将儿子的姓名更改为“小莫扎特”。此举果真有效。小莫扎特经常住在父亲的朋友家中，接受良好的教育。其中包括莫扎特生前的主要竞争对手安东尼·塞林耶律。小莫扎特7岁即能演奏父亲的作品，11岁时创作了他个人的第一首乐曲，13岁时举办了个人首场钢琴演奏会，引起轰动。然而这样的成绩还无法让其母亲满意。

　　小莫扎特16岁时，经他的导师塞林耶律推荐成为宫廷乐师。之后小莫扎特去北欧巡回演奏，极受欢迎。其中他父亲的名望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一位音乐评论家就说：“如果莫扎特看到了儿子在作曲时犯下的错误，一定会大发雷霆。”巡回演奏会后，符腾堡国王邀请小莫扎特担任宫廷作曲家，但他却出人意料地谢绝了国王，孤身前往莱姆堡附近的小镇当了一名钢琴师。因为他发现，父亲在音乐界的盛名与杰出成就，处处让他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与威胁。

　　1822年有位画家见到过小莫扎特，发觉他是个极有前途的年轻人。12年后两人再度相逢时，小莫扎特却宛如变了一个人。这位画家写道：“小莫扎特眼中的光彩与热情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枯瘦的外表、呆滞的双眸以及极度的忧郁。”1842年在萨尔斯堡举行的他父亲的纪念碑揭幕式上，小莫扎特作了最后一次公开的表演。两年后，他就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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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经典的一部电化学老书、好书！初学者必备！做电化学的值得珍藏！
全书共分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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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表面状态的测定方法
第16章：光电化学
第17章：生物电化学
第18章：有机电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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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采访记 全译本

作者意)法拉奇著 嵇书佩等译  页数:715页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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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娜思想译丛  1963年的格林尼治村——先锋派表演和欢乐的身体》

【作　　者】 萨利·贝恩斯 [美]
【译　　者】 华明 等
【出 版 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次印次】 2001年11月第1版
【ISBN书号】 7563333606



　　1963年，对于你来说，也许不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但是却是西方文化史的重要时刻，就在这一年前后，在纽约的格林尼治村，出现了以先锋派表演为中心的大量艺术现象，而正是这些现象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实践和理论基础。本书作者贝恩斯讨论了这些现象本身，我们不难从中发现后现代主义所专注的那些主题！作者的研究方法包括插图、提供背景与进行阐释。
  

　目录：

  前言
  致谢
  序
  1另一个空间
  2社团的重新确立
  3何种文化？
  4平等
  5梦想自由
  6身体就是力量
  7渴望绝对

  

　　序

　　1963年，我们现在所谓的60年代开始了。对政治史家们来说这一年由于以下事件而值得纪念：禁止核试验协约、具有历史意义的向华盛顿进军的民权大游行、美国帮助颠覆越南的吴庭艳政府并把顾问团扩大了20倍、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访问柏林墙、中苏裂痕加深及发生在达拉斯城的暗杀，以及其他一些事件。①但在1963年的纽约格林尼治村，另一种历史与政治也在创造中。这是一种与国家、政府、军队或公众抵制无关的政治史；相反，却关系到艺术及其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地位。因为不仅有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在塑造着战后的美国文化，而且，重要的是，个人团体也为一代人的日常生活建立了模式--他们借助于弥合私人生活与公众生活、工作与娱乐、艺术与日常经验的界限，逐渐松动了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被松动的结构在60年代晚期终于解体了。而我在以下篇章中要讲述的则是这十年的前期，确切地说是1963年的故事。

　　在1963年的格林尼治村，众多小型的、相互交叠、有时又相互对立的、艺术家们的网状结构正在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文化建立一个涉及多方面的基础，这一文化将在60年代晚期的反文化中走向繁荣，给70年代的艺术运动播下种子，并将构建80年代及以后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论争。艺术家们(完全自觉地)为半个世纪以来的先锋派活动所鼓舞，为50年代富于幻想的言论所激发--形成了关于社团、民主、工作与娱乐、身体、女性角色、自然与科技、局外人以及关于绝对事物的新观念。这些艺术家中的某些人最终从视野中消失了，离开艺术的世界，或者工作在边缘地带，有些人则英年早逝。但他们中许多人在70年代和80年代作为他们学科的知名大师(有些甚至作为文化偶像)出现。其中包括安迪·沃霍尔、小野洋子、兰福德·威尔逊、萨姆·谢泼德、布赖恩·德·帕尔马、哈维·基特尔、凯特·米利特、白南进、伊冯娜·雷纳、克拉尼斯·奥尔登伯格、埃德·桑德斯、伯纳迪特·彼德斯、汤姆·奥霍根以及马歇尔·梅森。

　　60年代早期格林尼治村各个门类正在崛起的年轻一代先锋派艺术家们--从外外百老汇戏剧到事件剧、舞蹈、电影、视觉艺术--无论是在艺术界还是在一般美国文化界都占据了一个惹人注目的位置。正是借助于他们年轻与他们是美国人的优势，所以尽管他们是先锋派艺术家，他们还是突然地在艺术领域占据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中心位置。经济在扩展，艺术和对艺术的扶持以及国家对艺术的资助也在扩展。由于抽象表现主义的出现，在美国一种要支配国际艺术界的声音甚嚣尘上，一个年轻的市场迅速崛起。另外激增的大众传媒能够轻易快捷地传播美国文化--既在大众传媒把自身的形象从大西洋海岸传播到太平洋海岸这个意义上(以及世界范围)，同时也在这些形象再产生出一个“高”与“低”的文化光谱这个意义上。

　　本书并非旨在广泛记录60年代早期纽约那些不寻常的艺术活动。①相反，我想集中于一个年头。选择1963年(按照我的规划，包括1963-1964年间)并非随心所欲。这一年是1958-1964
这一时期--50年代与60年代的过渡阶段--最多产的一年。当然，1963年的活动植根于50年代后期，以及更早的20世纪第-个十年和20年代欧洲的先锋派，还有19世纪的恶魔派诗人。但1963年的确是那些运动达到高峰的一个年头。另外，我还将集中于一个地点--曼哈顿下层的格林尼治村。因为首先正是在这儿，一个在历史上和文化上被神话为先锋派活动领域的地方，崛起的一代前卫艺术家们生活、工作、社交，并重建了先锋派。我将集中论述少数互相交叠的艺术活动领域。表演艺术是我特别关注的，因为表演团体处于这一时期的所有互相联系的艺术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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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读片断：

   ……不同的地区传统的艺术家构成的自选团体时，这个社团为它自己而创造的艺术就呈现出了一种不同的含义。就艺术实践来说，这些艺术家们对他们自己所共享的传统——高雅艺术传统的断裂比对它的延续更感兴趣。从这一点来看，他们传承了浪漫派传统。即便他们借鉴了民俗的和通俗的传统，也不是因为这些传统的保守的价值观念，也就是说，不是因为这些传统的那种源于资历和社会惯例的权威性。说得确切一点，对于这些第一代后工业主义者来说，这些传统都是在符号学上有待探索的、强劲有力的、可供选择的源泉。因为作为两种样式，民俗艺术和通俗艺术都有一种跟60年代先锋艺术相适应的特殊含义，它们反等级、反专业，主张平等。在二战后的美国及其艺术制度的语境中，这些样式都是提升民众的激烈手段。

   在民主和社团的名义之下，这些艺术家们在他们所选择的艺术领域里公然反对专业化潮流。他们使用了一些“不好的”传统里的专业技巧，例如詹姆斯·罗森奎斯特的招贴设计，伊冯娜·雷娜所采用的脱衣舞里挺肚子扭屁股这一套动作，或肯尼思·安杰的宗教片里的一组现成镜头。或者他们重新把专业技巧业余化，例如，弗雷德·赫库在他的先锋舞蹈里利用了芭蕾舞，罗伯特·邓恩在给朱迪思·邓恩的舞蹈《标志》伴奏时用各种真实的人的声音来冒充电子音乐，安迪·沃霍尔一丝不苟地给一些布里奥连环画手工上色，许多电影制片人采用曝光不足或曝光过度，把片中的形象弄模糊，身穿无尾夜礼服、扛着法国号的激浪派出现在卡耐基大厅，但其“演奏”方法却是从中倒出数百个乒乓球落到舞台上，这让人想起达达主义早期对资产阶级的锦绣前程的攻击。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瓦解上流社会精英艺术传统的方法之一就是努力恢复另一种传统，即闹哄哄的、土得掉渣儿的民俗艺术。因此，当马克斯·科兹洛夫埋怨波普艺术及其观众平庸无聊时，波普艺术家们非但不觉得受到了侮辱，反倒觉得是大获全胜呢。“事实是，”科兹洛夫写道，“许多艺术馆都正被那些嚼着口香糖的人、赶时髦的少女，更糟的是，还有少年违禁者的愚蠢而无耻的作风所侵犯。”违反禁律，正是新一代先锋派艺术家所渴求的。

   一个艺术家社团的工作不必归类为民俗艺术。例如，在50年代早期，对一群在不同领域（如音乐、绘画、诗歌、舞蹈以及戏剧等领域）里的年轻先锋派艺术家来说，“生活剧院”就是一个中心。“生活剧院”的成员们和朋友们有时睡在剧院里或导演的公寓里，有时在圣热默酒吧里碰头，有时在最后一分钟里赶制戏装，而且演出后贝克一家还会在自己家里为观众举行宴会。然而那时“生活剧院”的志趣仍在高雅文化领域中的文学和诗歌上。朱迪思·马利纳虽承认她的那个圈子是一个社团，但她仍把切里莱恩剧院的首场演出节目称为“波希米亚剧院之夜”——这个圈子根本没有援用民俗表演，相反，它是一个精英圈子。当贝克一家在韦斯股德大街上他们的起居室里举行几场演出时，其气氛就像是一个现代主义知识分子的小型剧院，而不像一个儿童娱乐室（就像西诺咖啡馆里的那个一样）。这个群体跟抽象表现主义一样，勉强称得上是一个社团，但其艺术却是供极少数趣味高雅的人欣赏的。

   到60年代，世事变迁，甚至连“生活剧院”也不例外。今天的高雅便是昔日的过时、迂腐和脱离大众。这令人想起艾森豪威尔所处的50年代，这是一代先于它的时代成熟的人——一致、焦虑、专业娴熟。首先，如果同时具有了主流文化的和先锋派的民主精神，那么在60年代，要创造一种民俗艺术的新形式看来是可能的。（在如年代，我们一定会发现他们用以创造新形式的方法令人不可置信地具有超越历史和跨文化的特性。）它也似乎是前代艺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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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书评：


　　我看后现代主义

    一段时间以来，后现代主义一直是中国学界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学界的影响之大，甚至超过了80年代的现代主义，在我看来，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后现代主义比主要是在艺术领域的现代主义更加广泛，涉及更多学科；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越来越快。许多人为这些现象欢呼雀跃，我本人则属于对此深怀疑虑的少数人之一。对我来说具有嘲讽意味的是，在南京著名的学术书店先锋书店里，我所翻译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一书已经三次脱销，我想购买者多半是后现代主义的赞同者。

   我对中国学界如此热衷于后现代主义深怀疑虑，主要出于对中国文化全面西化的担心甚至是恐惧，一个可能而且可怕的前景是，大熊猫还活着而中国文化却消亡或者被西洋文化潜移默化地取代了。当然，但愿这是杞人忧天。中国学界如此热衷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爱屋及乌，其中有一些人并不十分清楚后现代主义的具体实践内容和来龙去脉，萨利·贝恩斯的《1963年的格林尼治村——先锋派表演和欢乐的身体》对后现代主义萌芽的时间空间进行了追根溯源，我们的这个译本也许对于深入了解后现代主义有所研益。

   贝恩斯认为，1963年是西方文化史上的重要时刻，就在这一年前后，在纽约的小小格林尼治村，出现了以先锋派表演为中心的大量艺术现象，而正是这些现象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实践和理论的源头或者基础。贝恩斯讨论了这些现象本身，而我们不难从中发现后现代主义所专注的那些主题。

   首先，1963年的先锋派表演不是像杭州飞来峰那样“来龙去脉绝无有，忽然一峰插南斗”，它是历史与现实的产物。20世纪以来，先有老左派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肯定和倡导美国民间艺术，后有自由主义者在冷战中要求发扬光大美国文化精神，这是历史的大背景。在地理上，格林尼治村从来就是福柯所谓的“异托邦”，它是城市里的乡村，经济海洋里的文化孤岛，更重要的，它是资本主义体制中的一个反体制的源泉。在1963年前后的格林尼治村，波希米亚艺术家们开始进行先锋艺术与波普艺术的充满悻论的联姻。先锋派并没有完全逃离资产阶级文化，而是沿着这条道路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改变了它。对于美国文化中从精英主义的现代主义到反精英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学界尚有许多争议，贝恩斯认为：这是一个过程，在“垮掉的一代”之后，还必须有一个能让年轻大众惬意地参与“局外人”文化的阶段：先锋派艺术必须容易为人接受，先锋派艺术家必须参与所有波普文化而不是从中退却。由于对于民主思潮的信奉，60年代早期的先锋派艺术在一种最终能被接受的包装下传播离经叛道的思想观念。这种矛盾预告了现代主义先锋派的终结和后现代主义的开始。

   纽约小小的波希米亚格林尼治村成为这个新运动的策源地并非偶然，贝恩斯在书中分析了个中原因。二战以后，美国出现了一种趋势，传统家庭开始崩溃，随后是教会和社会。贝恩斯认为，那些艺术家们背井离乡来到格林尼治村，既不是想要在此努力建立一种社团、创造与其相适应的艺术品，作为对小城镇消亡的补偿，也不是被纽约这个著名的波希米亚社区所吸引，逃离那些保守的小城镇，追求时髦的现代性。换句话说，他们既不是要将乡村的礼俗社会移植到城市中，也不是为了追求城市法理社会而自愿抛弃乡村，而是为了在纽约的格林尼治村寻找一种替代性的社团。他们对大部分事物的见解都不是田园式的，而是城市化的。艺术家们重建了乡村，只不过它明确地建在城市中。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特点：它对传统进行重新评价和重新改造。贝恩斯分析中最有价值的一点就是，后现代主义并非简单地抛弃传统，相反，与许多后现代主义学者对后现代主义的看法不同，后现代主义在积极批判传统的基础上主动创造传统，这正是后现代主义的悖论之一。

   格林尼治村的艺术家们的这一显著特点既表现在他们的生活上，又表现在他们的艺术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特别表现在他们的生活与艺术结合的表演活动中。与其他艺术相比，其表演是更加复合的。首先，表演处于文学、美术和音乐的交叉点上；其次，其表演是多人合作的；再次，表演涉及资金、场所等经济问题；第四，表演与观众的关系更加直接和密切，文学、美术和音乐作品能够以书籍、画作和乐谱的形式离开观众相对独立地存在，而1963年格林尼治村那种即兴式的表演必须直接呈现在观众前面，甚至要求观众参与，而离开观众它们就没有意义；最后，由于表演直接使用人体，因此在道德上更加令人注目，例如性和裸体在文学和美术上都没有争议，而在表演中则可能造成巨大冲击。

   在《1963年的格林尼治村》一书中，贝恩斯描述了一个以表演艺术为中心的巨大网络：戏剧方面的外外百老汇戏剧运动，它以贝克夫妇为中心的生活剧院为源头，包括以约瑟夫·蔡金为中心的开放剧院、贾德森剧院、约瑟夫·西诺的西诺咖啡馆、艾伦·斯图尔特的妈妈咖啡馆，源自约翰·凯奇音乐创作室的阿伦·卡普罗为代表的事件剧创作群，造型艺术方面的以安迪·沃霍尔为代表的波普艺术创作群和乔治·马西纳斯为代表的激浪派创作群，舞蹈音乐方面的贾德森舞蹈团，电影方面的以乔纳斯·梅卡斯为代表的先锋电影创作群。贝恩斯在描述这些团体及其成员、活动和创作的同时，着重分析其社团性这一特点，这些先锋派艺术家不仅创作了后现代主义的作品，而且创立了后现代主义的生活，他们的创作生活表现了“异托邦”的特征，与后来言论上反精英主义、生活中精英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完全不同，后现代主义这种艺术实践与理论归纳的矛盾，也是它的悖论之一。

   先锋派表演与社团性直接相关的两个特征是平等与自由。平等与自由不仅是艺术作品的内容，而且是它们的形式，不仅是艺术上的，而且是与艺术有关的生活中的。在平等的问题上，先锋派表演提倡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平等，表现日常生活中的人和物，使用并置与拼贴的结构；在自由的问题上，先锋派表演借鉴儿童游戏、庆典仪式、玩具、体育；同时，先锋派表演体现种族平等，攻击集权主义，挑战审查制度，批判社会体系。另外，在我看来，先锋派表演的反精英主义体现在它对平等的追求上，而它的精英主义则体现在它对自由的追求中；实际上，平等与自由是或者部分地是矛盾的，因为平等意味着消除差异，而自由则更多地意味着保留差异；同时追求平等与自由这两种有矛盾的理想，这又是后现代主义的悖论之一。

   先锋派表演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它的身体性。贝恩斯在书中讨论了食欲的身体、性欲的身体、种族的身体和性别的身体。而大量欢乐和放肆的身体形象既是对社会的反叛，又是对社会的反映。在道德上，对身体的大胆表现涉及了进食、吸毒、性交和同性恋等禁忌的领域，冲破了精神高尚肉体低下的传统观念，而在艺术上，身体形象又是后工业社会物质丰富、精神开放的反映，大量商品呼唤人的感官享乐，而市场经济要求人的身体放纵。后现代主义既是社会体制的极端叛逆，又是它的忠实奴仆，后现代主义的最大悖论，也许就在这里。

   也许先锋派艺术家并未意识到他们自身的这些矛盾，他们执著地追求各种绝对的理想，艺术的和生活的、个人的和社团的、肉体的和精神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性别的和种族的、文化的和物质的。这些理想之间常常是矛盾的，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在追求幻象，因此，贾德森教堂这样一个传统宗教堡垒奇妙地成为胆大妄为的先锋派表演的大本营之一。这也许有偶然性，但也有必然性，套用我们时下的话说，是美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

   译者
   2001年8月11日
   于南京望江楼



格式:超星清晰版

travis

(英):约翰.格雷: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



约翰．葛雷（John Gray, 1948-）是英国当前相当活跃的自由主义学者。他毕业于牛津
　　大学的PPE（跨哲学，政治与经济学的学系），在John Plamanatz的指导下，完成了研究
　　海耶克政治思想的博士论文，之后成为牛津大学基督学院的院士，并任教该校的政治学
　　系。1997年，布莱尔工党之新政府执政不久之后，葛雷转到伦敦大学的LSE（政经学院）
　　的欧洲研究所，教授欧洲政治思想课程。
　　葛雷是位自由主义者，或者，以197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论述的趋向来说，他可以说是激
　　进论的立场。他对于自由主义之思想传统，既有承继，亦有批判；在严厉批判当前以约
　　翰．罗尔斯（John Rawls, 1925-2002年）为取向的自由主义论述之余，他亦尝试重建一
　　具有现实性并富实践生机的自由思想。他在2000年出版的这本《自由主义的两种面貌》
　　充分表现他的这种企图心。这本着作的论点，基本上来说，乃延续他在1993年的《超越
　　新右派：市场、政府与共同环境》（Beyond the New Right: Markets, Government an
　　d Common Environment）与1995年的《启蒙之觉醒：世纪末之政治与文化》（Enlighte
　　nment&#39;s Wake: Politics and Culture at the Close of the Modern Age）的自由主义
　　之批判论，并综合这两本着作的主要论点，而做更有系统的表述。他新立的自由主义（
　　或者，以他的语汇来说明“后-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什么？立论的基础何在？他论
　　议自由主义的观点是什么？这种自由主义的论述可能激发什么样的争议？如果自由主义
　　与民主理念已构成了我们政治文化的部分，那么，葛雷的自由可以提供什么反思的资源
　　？
　　一、自由主义的传承
　　自由主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从十七世纪中叶以来，到十九世纪，在某种程度上
　　，构成了西欧政治的主要思潮之一。既是一种思潮，自由主义随着历史的进程，因应各
　　个时代具体的问题，而有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案，以及思想论证的主题。举例言之
　　，十七世纪中叶的自由思想关注宗教冲突及其引发的政治与社会动乱，因而思考的主题
　　在于，宗教宽容的可能性，以及宪政秩序如何可能被建立。十八世纪以苏格兰启蒙运动
　　为主的自由思想，关切商业文明对公民之德性的负面影响，继而思考私利与公利冲突及
　　相互协调的可能性。在十九世纪时，自由主义受到共和民主理念，以及马克思思想与社
　　会主义的冲击，因而思考如何坚持宪政法治的原则，并同时兼顾人民主权、民族自决与
　　平等主义的要求。从这个历史角度来看，我们难以界定自由主义的本质意义。
　　然而，自由主义既为一种政治思想与实践的传承，它在理解上必要被塑造成一套具有共
　　同（或同一性）观念的系统，以别于其它的政治思想与意识型态。粗略而言，自由主义
　　有下列二项基本的共同理念：（1）自由主义肯定个人的自由（或自主性），依此理念，
　　人拥有不可被剥夺与侵犯的自我选择的自由，譬如，任何人皆有自由选择他认为有价值
　　的生活方式；在此，所谓个人“自主性”乃指个人的抉择出自于个人的意愿，而不受到
　　其它外在力量（包括：社会习俗与国家权力）的干涉或支配。（2）自由主义强调唯有在
　　宪政制度之安排下，每个人才有可能调节彼此冲突的价值与生活方式。与此相关的是，
　　自由主义坚持人权的普遍性，并依此作为政治实践的道德基础，以及国家权力之治理权
　　威的正当性根据?
　　针对自由主义的传承，葛雷基于多元主义的论述，从事一种批判性之阐释的工作。他的
　　多元主义，基本上来说，承受英国政治哲学家，如艾萨&#8226;柏林（Isaiah Berlin, 1909-
　　97）、约瑟夫&#8226;雷兹（Joseph Raz）与麦可&#8226;欧克秀（Michael Oakeshott, 1901-90）
　　的基本论点。但是，在葛雷的解释中，多元主义被推向一种激进的思考途径。据此，他
　　的自由主义理念也显现出某种颠覆性，尝试冲淡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性格，连带地
　　，也批判现代的主权国家，民族自决与民族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理念?
　　二、多元主义的基本意义
　　葛雷在《自由主义的两种面貌》中，花费极大的篇幅厘清多元主义的意义。他的多元主
　　义学说以人的“善”（或福祉）及其价值的内涵，而非以“正当性”（right）或“权利
　　”为立论之出发点。一般而论，“善”（或”福祉”）乃指跟人的生活相关，且为人的
　　生存所需求的事物，这些事物包括“物质性”（如干净的空气与饮水）与“非物质性的
　　”（如友谊、尊敬、和平、或者权力、声望）。“善”（或福祉）并非被给定的，虽然
　　它们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脉络，可是，每个人随着具体的处境，对于特定“善”
　　的形式，有个人的解释、判断与抉择；也在这处境中，每个人往往会面临各种“善”及
　　其价值内涵彼此的矛盾与冲突，有些冲突甚至是生死攸关。无论如何，每个人都必须在
　　众多的“善”与价值当中做选择--甚至，不做抉择本身也是一个抉择。不仅个人的生活
　　处境会面对这种“善”与价值之抉择的冲突，一个国家在决策上，或者一个地区或民族
　　的集体生活的转向，亦会面临同样的处境。举例当之，国家的安全与人权的保障，不受
　　歧视的自由与宗教结社排斥某种信仰，或者性别的歧视（如对同性恋者的排斥），民族
　　的认同与多元文化……等等，皆会产生相当程度的对立。再者，以葛雷所举的例子而言
　　，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以防止无政府之混乱，这可能造成残酷的专制政权；另一方面，推
　　翻暴政可能引发一连串内战。
　　依循这样的解释脉络，葛雷指出“善”及其价值的内涵，以及社会文化生活形态乃是多
　　样且分歧，它们不仅无从比较，无法区分优劣、高下，而且往往彼此不兼容，以及对立
　　冲突。就此，多元主义的基本论旨在于：承“善”与价值，以及社会文化生活形式的“
　　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le），它意指我们无法经由比较的途径，而得以建立一种
　　分判“善”与社会文化生活之优劣、高下的绝对性尺度或准矩。换句话说，在多元分歧
　　的“善”与社会文化生活形态当中，我们无法确认某种最高之“善”、最优良之社会文
　　化生活方式，或者最好的政治体制。
　　葛雷以这种多元主义的观点，质疑任何普遍性之判断原则成立的可能性，因而对于任何
　　完美之社会组织与政治体制的主张，葛雷持着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由于主张社会文
　　化的多元性，葛雷论辩西方现代性的社会文化与体制乃是特定的历史脉络的产物，因此
　　无法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原则与典范。依此推论，每一个文化在某一特定时期，皆会形成
　　独特的价值规范与生活方式，我们无法从中择其一，并且将它解释成一种建构完美之社
　　会组织与体制之普遍性的理想原则?
　　针对自由主义的传承而论，葛雷深受柏林与欧克秀的影响，他特别关注阐释自由主义蕴
　　含的“启蒙思想的计划”（the project of the Enlightenment），他认为自由主义从
　　它的发源开始，便企图替人类规划一种最优良的自由政治体制，以及一种普遍皆同的文
　　明，并且以这种理想作为全人类历史的终极目标。这种倾向让自由主义的论述忽略了一
　　个社会的传统及其文化，在人的实践活动上所具有的深刻意义，继而忽略了文化的多元
　　性，甚至冀图抹煞它们。另一方面，葛雷亦指出自由主义在发展上过度偏向“法律制度
　　”（juridical-institution）的思考层面，与坚持普遍人权的信念，致使自由主义在实
　　践上往往走向“法治主义”（legalism）的途径--以为力行立法权，以及落实普遍人权
　　即是解决一切冲突的万灵丹。这种“法治主义式”的自由主义，以葛雷的评论来看，无
　　法正视政治冲突的复杂性--甚至无法真正了解人权本身亦是政治争议与冲突的来源之一
　　--因而它的论述解释掉“政治”的基本意涵，以及忽略了“政治审议”（political de
　　liberation）的作用，以致于在实践上无法分辩哪些争议是可以，以及哪一些是无法透
　　过立法权与人权的理念给予化解的。
　　葛雷的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论述亦引发不少的争议。举其要者，有下列几项问题：多
　　元主义的主张是否不坚持任何“善”（或价值）的基本立场？多元主义否认任何判断“
　　善”（或价值）高下，优劣的尺度，既是如此，这是否表示价值的抉择是主观性，或者
　　说是任意性的？如果人行为的道德性在于信守某种连贯且一致性的正当性原则，那么，
　　多元主义是否缺乏道德性的考量？同时，文化的多元性是否表示各个地区（或各个民族
　　）的社会文化各自具有特异性，因而难以相互沟通理解，继而无法判定各自之是非？
　　葛雷批判自由主义所蕴含的“启蒙计划”的理性主义、历史目的论、普遍主义、文化趋
　　同论，以及人权主义。他的这种批判亦涉及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特别是对于纯悴
　　市场经济的理念，以及民族国家的理念（包括民族自决与民族主义）与建制。但是，问
　　题在于，葛雷批判“法治主义式”的自由主义，这是否表示他否定法治的重要性？如果
　　民族国家建制所蕴含的“主权”与“民族自决”的理念，在葛雷的解释中，乃是当前一
　　个国家内部与国际之间冲突的主要来源之一，那么，有甚么机制可以缓解这个冲突，或
　　者有甚么其它选择的途径？
　　葛雷在《自由主义的两种面貌》中，对于上述的多元主义的基本问题，有相当详细的解
　　释，在此不再赘述。但有必要指出的是，葛雷本人肯定善（或价值）的普遍性，也不否
　　认道德的一致性原则。但是，他认为任何善（或价值）与道德原则必然落实于个人处事
　　与作为的特殊处境，以及具体表现在个人的判断与抉择。因此，随着个人处境的差异，
　　善（或价值）的理念与道德原则在了解上与做法上，亦呈现差异，甚至对立与冲突。在
　　这里，基本问题乃是我们是否能够确立一种分判善（或价值）之高下的恒定原则？对此
　　问题，葛雷持否定的观点。据此，他批判近代自由主义由于受“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
　　，持续不断寻求这种恒定的判断原则，而这种努力是徒劳无功的。
　　因此，若忠于多元主义的基本立场，我们不可能偏执于某一种终极性的原则。基于这样
　　的立场，葛雷批判柏林、欧克秀与雷兹--这三位深刻影响他多元主义论述的当代英国政
　　治哲学家。以葛雷的批判观点来说，这三位政治哲学家虽肯定价值与文化的多元主义，
　　可是他们终究避免不了以一种价值与文化的立场，以奠定自由主义的基础，如柏林的“
　　消极自由”的理念，雷兹的“个人之自主性”的观念，以及欧克秀的“传统论”。在这
　　种论证的脉络中，葛雷的多元主义近乎消解了近代自由主义之政治哲学极力要建立的正
　　当性的原则（如自然法则与正义原则），或者说，挖空伦理政治实践之正当性之基础。
　　葛雷的这种思维，在某种程度上，跟西方现代性的解释有关。
　　三、多元主义与现代性
　　从欧洲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来看，多元主义自文艺复兴以来，便构成伦理与政治论述的
　　一主要问题。从古典“异教”与基督教之基本价值的冲突，以及基督教本身内在教派与
　　教义的分裂，以至于从十七、十八世纪以来，在所谓“世俗化”的进程中，当基督教教
　　会及其教义无法提供伦理与政治之实践的基础时，多元主义变成为一项迫切的问题。这
　　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可能寻究某些确定性的统一原则，藉此以调节宗教信仰、价值、
　　文化生活形态的多元分歧？在承认多元主义的前提下，如何可能确立稳定之政治社会秩
　　序的基本架构？针对此问题，近代欧洲政治思想家大致循“人之主体性”（不论是个体
　　的思想或意志）的前提，分别设立各种不同的伦理与政治实践的原则（譬如，自然法，
　　以及功利与正义原则），并且确立“法治制度”之宪政为根本的政治社会秩序。但是，
　　这些理念能够提供给现代性（包括现代之伦理与政治实践，以及政治社会之秩序）稳固
　　之正当性根基吗？从思想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征结在于，以人之主体性之形上论证为本
　　，而设立的正当性原则与政治社会秩序的基础，在缺乏超越性之神性论证下，是脆弱的
　　。在启蒙时期，自霍布斯、洛克以至于康德皆已明示这种自我的怀疑。以康德为例，他
　　以先验的（transcendental）论证建立“道德定言律令”的实践原则，并确立以“原初
　　之契约”（original contract）为本的自由政体的理念。可是，他以人性之“根本之恶
　　”（radical evil）的观点，怀疑这些理念落实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它们无法成为现
　　实的构成原则，而只能被视为一种规约原则。这种现代性的自我怀疑，到二十世纪初叶
　　，在尼采与佛洛伊德的思想中，形成一种颠覆的力量。尼采的“上帝已死”的声明宣示
　　一切形上的，以及正当性之基础的瓦解，佛洛伊德发掘“人之潜意议”，暗示启蒙式理
　　性的破灭。从是观之，自现代性开启的多元主义，可以说蕴含“一切确定性之标的的消
　　解”（若用当代法国政治哲学家Claude Lefort的用语）。
　　葛雷怀疑任何绝对性之价值，也抨击那些自信可以替全人类规划完美之政治社会体制的
　　伟大理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葛雷亦表现“反基础论”的思维方向。这些“否定论”
　　，葛雷本人虽未明示，乃承续现代性的这种自我怀疑。若此，葛雷反思与批判自由主义
　　传承的主要论点是什么？再者，对于社会政治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葛雷的多元主义式
　　的自由观点可能提供什么思考的途径？
　　四、自由主义的自我批判
　　葛雷的自由主义的自我反思，在某种程度上，乃源自他批判当代美国罗尔斯式的自由主
　　义政治哲学及其引发的所谓“社群主义”之争议。从这种反思的脉络当中，葛雷继而分
　　判自由主义的两种传统：一是自霍布斯以至于当代英国的欧克秀、柏林与雷兹的自由主
　　义传承，另一则是自洛克与康德以来，以至于当代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任何二
　　分法总会有历史论据不充分与论证不周延的缺陷。若不论及这些粗疏，葛雷分判自由主
　　义思想传承，基本上来说，乃反思自由主义的论述是否偏执于某种绝对性的价值，是否
　　忽视价值与文化之冲突的复杂性，是否昧于自由文化本身的限制，因而无法严肃地对待
　　其它文化的问题，以及是否坚持一种最好之政体的理念，而无视政体的形成与文化环境
　　的关联……等等。以葛雷批判罗尔斯之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为例，葛雷不否认罗尔斯在思
　　考多元主义之问题的苦心造诣；但是，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却预设了难以不证自
　　明的“首要的社会之善”与“基本之自由”。针对于此，葛雷认为类似“社会之善”之
　　概念本身具有相当大的争议性，任何一位哲学家如何可能替人设定所谓“基本自由”与
　　“社会之善”而不会招致争论？另一方面，葛雷也指出，罗尔斯在规划“良好之社会秩
　　序”的基本结构及其宪政之根本上，陷入了“法治主义”（legalism）的范畴。当然，
　　任何一位自由主义者必然肯定法治与制度的宪政安排乃是建立良好之社会政治秩序不可
　　缺少的重要条件。葛雷亦不例外，他个人强调法治之自由体制在调节多元性之价值与文
　　化生活形态彼此之纷争与冲突上，发挥极大的功用。然而，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却主张这
　　种法治的自由宪政体制是一种最优良而且具普遍性的政体。在这一点上，葛雷批判这种
　　信念不但忽视宪政（包括人权的理想）在各种不同的文化脉终中各有其发展的特质，因
　　而我们无法以一种单一的理想模式作为模板。另一方面，罗尔斯也天真地相信一切有关
　　价值与文化的争议都可以透过立法的程序给予化解，譬如，对于族群与女性平权的争议
　　，这种自由主义往往认为法律“配额制”（quota）是唯一解决之道，也因此无法思考个
　　体与群体权利彼此间可能产生的冲突。法治主义的自由主义虽声言“政治性”的主张，
　　但排除了政治审议，以及否定因地制宜，因时权变的“政治理性”（political reason
　　ing）。
　　针对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所激发的“社群主义”的争论，葛雷接受“社群主义者”所强调
　　的，伦理与政治实践皆具有特定文化生活的肌理。但是，他也同时指“社群主义”的主
　　张很容易被误用，而成为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的本质主义），以及各种文化相
　　对主义，甚至是民族主义的意识型态。就自由主义本身的自我反思而言，葛雷指出社群
　　论的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因此而能跨越西方自由之政治文化的脉络，进而严肃地思考政治
　　与文化的差异性，并且能同情地了解“非西方世界”所面临的现代性的各方面难题。
　　如上面所提示的，葛雷依据这种批判的观点，重新阐释自由主义的传承，并提出在自由
　　思想的发源处，出现两种政治哲学的交错混杂：一是以洛克和康德为代表，他们政治哲
　　学的宗旨在于追求统一性的理性共识，以及强调政治社会的秩序乃建立在共有的信仰之
　　上，并依此提出一种法治之自由体制的普遍理想；另一则是以霍布斯为代表，他的政治
　　哲学的要旨，不在于确立统一性的信仰，而是思考如何以一种具代表性之主权权威及其
　　政府为架构，而带来和平共存的可能性。葛雷以一种尼采式的系谱学（genealogy）的诠
　　释方式，冀望能引发我们对另一种自由思想传承的关注与了解，并因此得以开发一种更
　　具有实践活力的自由思想，而有助于我们深入解释现今的处境的复杂问题，如市场经济
　　的全球化扩张，以及多元文化的混杂与冲突。
　　对于多元主义的复杂议题，葛雷指出了什么自由主义式的思考途径？当然，葛雷的政治
　　思想依旧在发展当中，我们无法骤下定论。但是，从1993年以来，我们大致可看出他思
　　考这些议题的脉络。基本来说，他受到柏林与欧克秀的政治哲学的深刻影响，尝试以多
　　元主义为取向，形成他所称谓的“争议式的自由主义”（agonistic liberalism），并
　　提出“暂订协议”（modus vivendis）的理念，思考和平共存的可能性。
　　
　　五、自由主义之新思维
　　葛雷的多元主义学说不脱离柏林（与雷兹）论述的范围；但是，在思考多元主义与自由
　　主义的理论关联上，葛雷评论，柏林的自由学说违反了多元主义的立场。就此而论，葛
　　雷认为柏林的思维终究无法摆脱“基础论”的窠臼，柏林因而试图以“消极自由”作为
　　自由主义成立的基础。另外一位英国当代的政治哲学家欧克秀则提供给葛雷之自由主义
　　论述许多思想资源，举其要者而言，譬如，对启蒙思想蕴含之“理性主义”的批判，以
　　及传统对伦理的政治实践的暗示性，以及人的存在的历史性格的观点……等等。但是，
　　葛雷亦评论欧克秀的自由主义有流于“传统主义”、“社群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倾
　　向。姑且不论这种评论是否恰当，葛雷指出欧克秀的自由论述虽然摆脱了“基础主义”
　　。可是，当欧克秀揭示政治与伦理的实践在于“寻求传统的暗示”时，他并没有特别说
　　明传统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内蕴的对立冲突。这样的传统论遂蕴含文化保守主义与相对主
　　义。
　　经由这种批判论，葛雷提示下述的自由主义的基本取向：
　　（1）自由主义是在欧洲近代政治文化的脉络中孕育而生成，因此它本身秉具历史与文化
　　的特殊性，而无法被解释为普遍性的伦理政治的原则。自由主义所肯定的法治之自由政
　　体亦无法被视为最优良的宪政体制。
　　（2）自由主义作为一主要的政治与伦理的传统，本身并非成为单一的，有其“本质性”
　　的思想传承。我们虽然可觉察各种自由主义论述在其历史进程中，有“家族式的近似性
　　”（若以维根斯坦的用语）。但是，这种近似性也不表示自由主义内在没有蕴含矛盾对
　　立。以葛雷的诠释来看，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哲学作为自由主义论述的根据。自由主义的
　　传承既有其复杂性，对于自由主义的任何批判不表示全盘地否定自由主义。
　　（3）自由主义在构成其“法治制度”之宪政思想的环节上，必要正视多元价值与文化生
　　活形式彼此形成的冲突。若非如此，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的理论，将丧失其“政治性
　　”（the political）。以葛雷的解释，自由主义之“政治性”不必然需要像查尔斯&#8226;泰
　　勒（Charles Taylor）一样，视自由主义的一种“博斗之信条”（fighting creed）。
　　相对于“法治主义”与“制度主义”，葛雷强调政治审议与判断的重要性，并且肯定审
　　时度事，因事宜制与权变乃构成审议与判断的重“德性”。政治不追求知识与道德的真
　　理，而是寻求和平共存的可能条件。政治的审议也不是将普遍原则应用于个别事例，而
　　是针对具体处境的实际议题，做出合宜的判断与决策。在这里如果追问政治哲学是否可
　　能确立某些恒定的准则，以作为政治审议与判断的依据，至少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恰当的
　　判断与决策？对此问题，葛雷认为人置身于判断与抉择的处境中，皆会面临各种价值的
　　冲突；即使普遍性的原则，它们一旦落实在这种处境中，亦会产生各种解释与判断的矛
　　盾。从是观之，不确定性乃是人的判断与抉择（或者广泛来说，人的实践活动）所无法
　　避免的。面对这种人的基本处境，葛雷难以提出任何主导人之实践的正确原则。
　　多元主义的观点也使得葛雷比起其它当代的自由主义者，较能抽离西方政治文化的脉络
　　，而了解“非西方世界”及其面临的现代性的复杂问题。多元主义强调各个地域（与民
　　族）随其历史皆各自发展独特的文化生活方式。它们亦跟人的价值一样，秉具“不可共
　　量性”。然而，这种文化多元主义的主张并不包含文化之相对主义。依葛雷的观点，人
　　的价值，以及对“善”之要求有其普遍性，各种文化透过彼此的学习，亦可以相互沟通
　　与理解。学院里对于文化与价值相对主义的争议，在葛雷看来，是毫无意义的。然而，
　　葛雷并没有忽略人类各个文化生活及其理念彼此冲突的问题。从历史解释来看，文化的
　　价值的冲突成为严重的问题是近代历史之事，此问题的征结在于西欧现代性的兴起及其
　　全球化的扩张。一方面，自十九世纪以来，西欧“启蒙思想的计划”逐渐走向“欧洲中
　　心论”，同时，因其强大的物质文明之势力，而表现出极大的侵犯性。另一方面，欧洲
　　以外的地区，在受到此种文明的侵压，兴起了“迎头赶上”的驱迫力。学习欧洲之“先
　　进”之制度与文化遂成为此地区各民族存亡的重大问题。
　　然而，百年来的历史进程显现“启蒙理想”为基础的现代性的挫败。在西方脉络中，启
　　蒙思想企求的自由与人类的解放、理性政治、历史的进步，以及普遍的文明……等理想
　　，不但没有落实反而遭致各种”狂执作风”（fanaticism）的意义形态（如民族主义、
　　种族主义）的致命打击。政治的野蛮作风在二十世纪前期横扫这个自诩有高度文化的欧
　　洲大陆。在非西方世界中，各个地区与民族因西方文明之冲激，致力于移植主权国家体
　　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市场经济，以及启蒙思想的自由与解放、自决与独立……等
　　等理念。然而，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非西方世界所建立的，不是自由民主宪政，而是各
　　种形态的专制政权。移植资本主义体系带来的，不是健全的经济制度与富厚的民生，而
　　是恶性竞争的无政府状态、腐败的官僚政体，以及贪婪的社会与贫穷。另一方面，启蒙
　　理想带给它们的不是和平，而是激发各种激进“民粹主义”，以及好斗的民族主义与种
　　族主义，而带给这个地区层出不穷的族群与种族的冲突与屠杀。
　　从西方的历史与政治文化的脉络转移到非西方世界来时，葛雷之自由主义论述关注的重
　　心在于文化的互动与冲突。他的解释既是分析性的，也是规范性的。自由主义在西方历
　　史脉络中，牵涉了主权国家、法治宪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个体性之伦理与个人
　　和群体的解放与自决理念……等等复杂的议题。因此，当自由主义被移植到非西方世界
　　时，这些复杂的议题亦被带进了另外的历史与政治文化的脉络。从《启蒙的觉醒》到《
　　虚幻曙光：资本市场全球化的危机》（False Dawn, 1999），葛雷进行这些复杂议题的
　　分析。
　　依葛雷的观点，非西方地区的领导阶层与知识阶层在接受欧美的文化及其理念上，亦犯
　　了启蒙思想的政治理性主义的谬误。他们往往认为只要凭借着集体的意志与行动，即可
　　摧毁一切旧有的、腐化的事物，而构造出西方式的政治与经济的理想制度。为凝聚众志
　　以达成此目标，西方之政治与社会理念的接引经常成为一种策略性的或者工具性的运用
　　。在缺乏这些理念之历史与文化背景的深刻了解下，这些理念在解释上也常常被推向极
　　端与激进的途径，因此，个体性的伦理被推向自我中心的作风，或者追逐物欲的享乐主
　　义；自决的理念被推向民粹的作风，更甚者，导向侵犯性的民族主义。从近年来的历史
　　经验来看，欧美之建制与理念的移植在非西方世界中，带来了动乱与破坏。理想性的西
　　方体制，如自由民主制，非但没有被确立，反而走向反自由民主的独裁体制；在推翻旧
　　传统上，不但陈旧腐败之事物没有被铲除，一切旧有良好之事物却被根除。
　　另一方面，在欧美强权之侵压下，非西方地区亦产生对西方现代性的反动。在接受西方
　　的科学知识与技术之同时，该地区的统治菁英试图强化传统的价值与信仰，藉此维系与
　　巩固区域性的民族或族群的认同，并以资反抗所有西方价值。然而，这种作为无异把复
　　杂的传统简化成为某些价值的集合，而且不费任何心思去检验本土性之传统有哪些具普
　　遍性，哪些具特殊性。也不反思传统的价值在西方文化的冲激中，有哪些是可以维系的
　　，或者可以转化的，有哪些是应该舍弃，或者是无力维持的。
　　针对这些历史事实，葛雷的多元主义指陈，如果有西方之现代性存在的话，那么，西方
　　现代性之发展因欧洲各国之历史与政治文化的差异，而呈现多样性。再者，现代性之发
　　展亦呈现不均衡的动态。就此而言，现代性无法被解释的整体性的，具目的性的发展，
　　宛如其中无任何决裂，没有任何激烈的矛盾与冲突。就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例，它在
　　英国、法国与德国等地的发展就不尽相同，也各具差异性。依此而论，我们委实无法从
　　这么多样分歧与复杂的现代性的进程中抽离某些成素，将之形塑为某种普遍性的原则，
　　或者理想的制度，以为可成为人类发展的示范。
　　同样地，非西方地区承受欧洲现代性建制与理念也是多方面的，各自有别，彼此相异。
　　欧洲现代性之事物非如物品一般，可以传送到欧洲以外各地，而直接被取用。它们被接
　　引必经过当地本土文化的涵容，这个过程亦非单一的进程，而是充满误解、对立与冲突
　　的曲折。譬如，以个人主义伦理与法律之契约关系为母体的英国式之市场经济制，一旦
　　在东亚地区落实，这个地区重视家庭伦理与人际关系的文化必会与之对立、冲突。因此
　　，同样的制度可能因文化质素之影响而出现不同的实践内涵。
　　葛雷的多元主义指陈这种文化的变化。但是，这不意涵每一个地区的文化可以自成一种
　　整体性的价值系统，如亨廷顿所提的“文明”体系，或者如不久前流行的“东亚价值”
　　……等等。任何一个地区（包括西欧在内）的文化虽然在历史发展中，会形成某种同一
　　性的特质；但同样明显的是，文化亦是由多种异质性的质素所构成。这些异质性的构成
　　质素彼此往往是对立，甚至相互冲突的。忽略这种复杂性的文化构成，任何一?“整体性
　　”之文化的建构便极容易流于“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意识型态，换句话说，文
　　化变成政治权力之支配与集体性之认同可资利用的事物。
　　六、争议式的自由主义与暂订协议
　　葛雷之多元主义的批判，基本上来说，反对任何单一性之价值的偏执，排斥整体论式与
　　基础主义式的思维，对于”原则性的政治”也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在反思西方现代性的
　　成就上，葛雷不完全地肯定主权国家与民主（和民族）自决的理念，也否认纯粹的市场
　　经济。这种批判的观点表现了自由主义者的自我反思。然而，任何多元主义者终究必须
　　面对合理之社会政治秩序如何可能建立的问题。或者，换句话说，如何在差异的价值观
　　念与文化生活方式中，寻求共识，以及这种共识的可能条件是什么。就如萧公权在《政
　　治多元主义》（Political Pluralism, 1927）所提的问题，多元主义者一向否认主权（
　　包括现代性之民族国家）与任何终极性的权威存在。若此，他们如何可能思考一个良好
　　之“共同体”（a good community）成立的条件？
　　葛雷的多元主义批判自由主义者向来无法正视冲突，或者即使正视这个问题，自由主义
　　者也往往寄望透过道德的原则，以及以普遍人权为基础的主权国家，得以处理人间的冲
　　突。在这里，葛雷不否认自由主义在思考与实践上带来的这些成就。但是，他以多元主
　　义的观点，批评自由主义蕴含道德、法治与人权原则的偏执，自由主义者因而以为藉由
　　这些原则的落实，便可以确立一种稳固的政治社会之秩序。因这种理念的从中作梗，自
　　由主义者往往在其论述中，无法正视这些原则在实践上是人间冲突的主要来源之一。再
　　者，自由主义”启蒙思想之计划”的主导下，一方面缺乏历史的见识；另一方面忽视欧
　　洲之外各地区的历史与文化的理解，致使他们的论述往往出?“欧洲中心论”的偏颇。
　　在正面响应自由主义的这些缺失上，葛雷提出了“争议式的自由主义”。关于这种另类
　　的自由主义，葛雷陈述下列的几个主要论点：
　　（1） 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理念，以及它们肯定的文化生活形态与政治体制都是在欧洲近
　　代历史的脉络中形成的，既然有其历史之偶然性，自由主义无法自称代表一种普遍性的
　　原则，可以强加在其它地区的文化。自由主义跟其它的主义一样，只是众多理论当中的
　　一种。它是否能够被接受，端赖它是否能随历史环境的变迁而自我修正与更新。
　　（2） 自由主义的思想源自对于任何专制之权力与宗教垄断性之权威的批判。从这种批
　　判论中，自由主义形塑了自由、平等与宽容之理念，确立了人权与宪政法治的政治原则
　　。既是如此，自由主义的传承不能丧失对任何专制之统治与不平等之社会的批判。但另
　　一方面更不能丧失自我的批判性；葛雷之所以批判当代自由主义“基础主义”，主要的
　　理由在于，自由主义若自称建立在稳固的根基上，并据此自认为可以充当政治实践的指
　　导原则，那么，它就很容易丧失自我批判的能动性。自由主义在当前的处境中，欲有其
　　生机活力，必须具有此批判的争议，不仅对其他的理论，也对自己本身。
　　针对上所提的，多元主义如何解释有关多元分歧的共识，以及社会秩序的问题，葛雷提
　　?“暂订协议”的论点。粗略来说，“暂订协议”意指在各种不同的对立的价值与生活方
　　式中，寻求彼此兼容的，或者和平共存的条件。这项概念与罗尔斯的“交叠共识”最大
　　不同之所在乃是，它不预设理论性的道德原则，同时，它也不是多元社会得以确立良好
　　之政治社会秩序的基础。“暂订协议”虽然肯定和平与安全的价值，但是，它们不是唯
　　一的价值。因为这些价值，皆可能与自由与正义，或者其它的价值，在某种特殊的情境
　　中，发生对立，甚至冲突。就此而论，“暂订协议”不追求所谓“永久和平”的理想。
　　相异之价值与生活方式彼此的折冲、妥协，以及相互同意和平之条件”暂时性”的，换
　　句话说，它具历史之适然性，随着时空之变迁而有待修正。这种以“权宜性之和平条款
　　”为取向的”暂订协议”如何可能落实？
　　葛雷的“暂订协议”虽然不要求达成恒久不变的、一致性的共识，但是，在差异中寻求
　　彼此能同意的兼容的条件，却有其必要。在这一论点上，葛雷特别强调和平共存与安全
　　的价值。尽管这个价值会与其它的价值冲突。但是，葛雷以一种霍布斯式的思维，解释
　　它在众多价值的首要性。没有一种和平共存的安全的环境，人类所企求的价值（包括自
　　由在内），或者福祉，就很难有被实现的可能性?“暂订协议”虽不预设如罗尔斯的道德
　　原则，或者如康德式的先验原理。但是，它们的落实也必须预设人的某些德性，譬如，
　　起码的“礼仪节度”（civility），以及特别是十七世纪自由思想所倡导的“宽大为怀
　　的作风”（latitudinarianism）。如上面所讨论的，葛雷批判自由主义蕴含的“法治主
　　义”，他认为过度强调法律与制度的治理很容易抹煞政治的审议，以及忽略法治与制度
　　在解决冲突的局限性。虽然如此，葛雷的“暂订协议”依旧预设法治的制度架构，缺乏
　　这个架构，相异且冲突的价值与生活方式就少了相互折冲的媒介。从是观之，”暂订协
　　议”的落实条件依旧依据自由主义传统中的“积极”因素。
　　从西方之政治文化的脉络来看，葛雷的“暂订协议”有其现实性。但是，当放在非西方
　　地区的脉络中，进而思考相异之文化与政治体系和平共存的可能性时，“暂订协议”是
　　否有其可能性？葛雷从全球化的观点，说明唯有在现代性的主权国家式微，以及各个地
　　区不再激化民族自决与民族主义之意识型态下，以“权宜之和平条款”为取向的“暂订
　　协议”方有落实的可能性。但是这些条件的现实性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