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卯读书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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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民主」（bourgeois democracy）

当年列宁於是辩解说：自由主义的信徒当然要笼而统之论「民主」；马克思主义者则永远不忘问一句：为哪一个阶级？（“...it is natural for a liberal to speak of 'democracy' in general; but a Marxist will never forget to ask:'for what class?”）。

Desmond Maccarthy一九三二年写过一本Criticism，我手头没有这本书。听吴小姐说起他，我翻了好几本书想找出他说过什么充满「骄傲俏皮的智慧」的话。只找到两三句，果然并不太惊人："A critic is a creature without a spiritual home,and it is his point of honour never to seek one";"While watching the ups and downs of reputation,I have often found myself exclaiming,'Ah! The rats are leaving the floating ship....;"when I meet those remarkable people whose company is coveted,I often wish they would show off a little more".

　　说话艺术有的与生俱来，有的后天苦练，跟学养阅历不无关系。英文说repartee（巧妙应对），有教养的人家多多少少都会一两招。英国小说家毛姆文章里常常提到这门功夫，写的小说对白也尽见「妙对」，其实他本人口吃得厉害，与人交谈并不精彩

英文有the rats leave a falling house或者sinking ship之说，所谓屋塌、船沉鼠先溜，意指树倒猢狲散。Desmond Maccarthy改为漂浮的船鼠先溜，寓意容或深长，措词略嫌平实。

新闻专业和新闻自由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的标帜，新闻工作者誓死维护本身专业的尊严之余，也必须不要忘记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学养和写作能力，保证写出来的稿子具有专业水平。

轮回是梵文「流转」（Sams-ara）之意，佛教沿用婆罗门教的说法加以发扬，认定众生各依所作善恶业因，在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之六道中生死相续，升沉不定，恍如车轮之旋转。天下文章与其说是一大抄，宁可说是生死流转之轮回。西方文评家有「作者之死」与「作品不死」之说，最终正是指望文字的轮回：「以诸欲因缘，坠堕三恶道，轮回六趣中，备受诸苦毒。」

　　我始终相信Roland Barthes的The Pleasure of the Text所宣示的是文字苦海中企盼横渡彼岸的心愿。文字既是知识苦厄的根源，一切文字因缘最终都必须向「禅」的境界昇华。

古今中外所有动人的真挚的悼文，都能提示轮回的一星玄机，以人生旅程的流转，寄望逝者的杂虑归於禅定。这正是文字处理的最大考验，更是感受文字苦味最逼真的一刻。

“But then transform’d him to a purple flower/Alack that so to change thee winter had no power .”

《庄子》记孔子「休坐乎杏坛之上」，因而讲学场所和道家修炼之处，古人都称「杏坛」。三国时吴人董奉住九江的庐山为人治病，治好的病人，董奉都要求他种杏五棵，人称「董先生杏」。王维有「董奉杏成林」之句，医师诊所因称「杏林」。

　　李时宇先生说，约翰森这部书（Paul Johnson的Intellectuals）以传记方式揭露西方若干著名知识分子凉薄无行的一面。这本书共收十几篇文章，论尽卢骚、雪莱、马克思、易卜生、托翁、海明威、布莱特、罗素、沙特等大家。约翰森学问文笔都好，立论头头是道，读来不能不惊叹於他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史识。不过，我并不太担心他的论断就是这几位知识分子盖棺的定论。学术文章是剪裁史料缝制而成的绣花被子，各人所取角度与观点不同，可正可负，可褒可贬。再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这几位知识分子在他们本行里的专业成就具有不朽的功德，人格上的缺陷和生活上的过失不妨受后世的鞭笞，名字还是会传世的。成就的代价本来就很大很大。

一八四七年的日记里说患淋病；一八五二年写信给亲兄弟说性病虽治好，服用汞盐（水银）副作用甚剧，苦不堪言（“The venereal sickness is cured but the after-effects of the mercury have caused me untold suffering”）。他讨厌女人又要靠女人泄欲；满口社会良心，对自己的私生子却毫不怜惜。他断定一切邪念欲望都是女人惹出来的；断定女人毁掉男人的道义理性（“Who indeed is the cause of sensuality,indulgence,frivolity and all sorts of other vices in us,if not women? Who is to blame for the loss of our natural qualities of courage,steadfastness,reasonableness,fairness,etc if not women？”）托尔斯泰晚年反对爱国主义、资本主义、战争和一切暴力。他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却又视西方式的民主和议会制度为仇敌。约翰森认定托尔斯泰像所有知识分子，不惜牺牲别人去追求抽象理念。这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淋病；却也是他们提升自己的维生素。

　　文章计较平仄、讲究声调，原是正经的做法；可惜时代进步，新词迭出，议事说理抒情都以清楚明白为上，往往顾不得音节协调不协调了。

　　现代人不做诗词歌赋，少学平仄，不看韵府，实在未必知道「英华沉浮」、「风光无穷」全是平声，「疾缓适度」、「举债度日」全是仄声。我比较注意的反而是句子字数多寡的搭配。四字句子不可多，不可少；长句之后赶紧用两三字短句喘气。标点符号更是白话文章的灵魂，用什么符号断句，足以流露作者的本事和文章的气韵。老一代人写文言不会标点，那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新一辈人写白话乱用标点，彷彿穿衣服扣错了钮扣，一身上下不服不贴，毁了文气。接着是营造文章的吸引力要避生就熟。

　　　D H Lawerence名著《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第一章第一段话是这样写的：“Ours is essentially a tragic age,so we refuse to take it tragically.The cataclysm has happened,we are among the ruins,we start to build up new little habits,to have new little hopes.It is rather hard work:there is now no smooth road into the future:but we go round,to scramble over the obstacles. We've got to live ,no matter how many skies have fallen.”

「我们这个时代根本是个可悲的时代，我们偏偏不肯认命。狂澜既倒，我们都在断瓦颓垣之中，慢慢养成一点新习惯，抱着一点新希望。费劲是相当费劲了：此去并无坦途：可是重重障碍，我们也有法子绕路走，甚至手脚并用攀过去。反正我们不管天塌了多少下来都只好活下去。」

　　　旅居澳洲数十年的这位李时宇先生对文字的要求很高。他认为「人力资源」一词有损人的尊严；「晨钟暮鼓」若改为「暮鼓晨钟」当更有余响效果；「通过民主方式表达出来的意见」可删改为「以民主方式表达的意见」。我写「难度更高」，李先生说：「先生用『难度』，想必心有戚戚然。『知名度』、『难度』之类与『可读性』、『可信性』、『可塑性』一样可怕。Sooner or later one gives up the fight，奈何？」我译「小病是福」为a slight indisposition may not be a bad thing，李先生说：indisposition似乎已包含slight之意，但是，“an indispostion”念起来也不顺口。我实在很佩服李先生的学养和细心。我在《沉浮录》里引述一些中国人写的英文，李先生看得很用神，指出不少不妥之处。我越老越宽容，总觉得英文是人家的语文；中国人能写得达意，实在很好了，偶而犯些小错无伤大雅。至於中文，我真希望大家多用多写；一见通顺之作，我常常有惊艳之感，那也许是因为我深知中文真难。李先生说我对朱自清的文章似乎过誉了；这点我承认。人生难免偏爱小时候背诵过的文字：朱自清的一字一句都勾起我温馨的回忆。回忆是滥情的；请容许我偶然滥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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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坤耀教授接受《经济日报》访问，谈到他一向向往美国一些大学的liberal arts education，很希望把他领导下的岭南学院拓展成第一流的liberal arts college。Liberal arts一般译为「人文」，於是衍生为「人文教育」、「人文学院」。陈坤耀用的是「博雅教育」。查liberal是“allowing and encouraging people to study a lot of different academic subject especially arts subjects”，所谓既「博」且「雅」。《英汉大词典》的liberal arts条译为「大学文科（如文学、语言、历史、哲学等，有别於技术及职业学科）」；第二个意思是「（古罗马中世纪大学的）文科七艺（指语法、修辞和逻辑「三艺」，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四艺」）」。Liberal arts译为「文科」原是不错的，只是今日社会功利，办liberal arts college的人未必愿意正名为「文科」，惟恐过份强调文史哲，无补於实际谋生之本领，影响观瞻。译为「七艺」又嫌包容不了其他人文科目。陈校长的「博雅」之说虽属新创，却也囿於此词之古意，不能传尽liberal arts的内涵。「博雅」语出《楚辞•招隐士序》：「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虽指学识渊博纯正，毕竟与遗世好古之观念纠结起来。
　　　　我跟刘绍铭谈过liberal arts的问题，想到中文「艺文」一词。由《艺文志》内容所见，似乎包罗了人文与实用两个范畴，很接近liberal arts所标举的精神。可惜还是担心人家难辨「艺文」与「文艺」之分别。我於是相信liberal arts应该译为「人文」：「人文教育」、「人文学院」，以便泛指各种文化现象之学习与宣扬。中文早就把拉丁文说人性、说教养的humanitas译为「人文科学」。古欧洲用「人文科学」概括与人类利益相关的学问，以别於中世纪教育中佔统治地位的神学。几经演变，「人文」狭义指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学的研究；广义则指钻研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等等。陈坤耀校长心目中的liberal arts education，一定是指这些学问的传授与领悟。


　　《易•贲》中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现代教育的最大弊端，正是丧失了「察」与「化」之诱导。思而不学当然成不了格局；学而不思更是只配做个「人材」而成不了「人才」。

　　中国国画家都有一颗百年孤寂的心灵。中国国画家必须百遍千遍万遍不断临摹古老的山神、花魂、树精，为的是带领自己走回古人的精神天地，然后指望有一天突然穿过一道道的月亮门，昂然迈进今日的现实世界之中，以湖笔、徽墨、宣纸、端砚摇摇曳曳的传统薪火，烛照这一生的悲欢离合。

　　深厚的功底加上率真的性情，往往是老一辈画人墨客笔下风采之所自。齐白石诗、书、画可贵之处在於浓郁的民俗风味。他的木匠生涯带给他一生受用不尽的乡土情怀；他跟王湘绮读书，则带给他一生受用不尽的生猛脑筋。他的题画诗跟明代民间歌曲一样隽永，在浪漫主义色彩中渗入清新纯朴的价值取向。白石老人一定背诵过明朝那首有名的《锁南枝•风情》：「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儿捏咱两个。捏一个儿你，捏一个儿我，捏的来一似活托，捏的来同床上歇卧。将泥人儿摔碎，着水儿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民间文学发展到这样精緻性感的境界，显然已经跟当时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年画艺术隔江呼应，挽救了士大夫阶级渐见苍白的馆阁笔墨。

　　张大千练成一手工笔画的细活才脱胎泼墨。这正是毕加索说的“There is no abstract art. You must always start with something. Afterwards you can remove all traces of reality”。临摹自然是侵用上帝之作品；阐释自然则是艺术家之所为也（“Copy nature and you infringe on the work of our Lord. Interpret nature and you are an artist”）。这是Jacques Lipchitz说的。文字和绘画风情一样，工笔细活是基本功；摸清造句的门路是十年八年的少林生涯，下了山才去学吴尔芙的意识流不迟。临摹名家笔调是不算犯法的入门侵权行为；最后学会用自己的心力去阐释文字、创造句法、开闢文路，那是造化。

我读完全文，只对文中「胴体」一词生疑，担心可能不甚贴切。社评那句话说：「在一个女孩子的私人房间内擅自装设摄录机，偷拍人家的胴体，虽技术上不致构成非礼罪，却显然侵犯了当事人的私隐权，并造成了性骚扰。」。「胴体」这个词，好多年前就有人拿来形容艳星的玲珑身材，语带猥亵。按《玉篇》上说：「胴，大肠也」，猪肠因称猪胴。「胴」也指躯干；「胴体」其实是指牲畜屠宰后的躯干部分，《辞源》於是说「胴体」即「屠体」：「家畜屠宰后的躯干部分。商业上猪的屠体指除去鬃毛、内脏（保留板油及肾脏）、血、头、尾及四肢下部（腕及跗关节以下）后的整个躯干；而牛、绵羊则须再除去皮。」《现代汉语词典》（补编）「胴体」条则说：「躯干，特指牲畜屠宰后，除去头、尾、四肢、内脏等剩下的部分」。「正编」中「胴」字只标两个意思：⑴躯干；⑵＜书＞大肠。由此可见，形容女性身体用「胴体」未必恰当，也带侮辱。再说，案中那位受害人并不是出卖色相的艳星，而是大学里的女学生，用「胴体」去形容既冒昧，连用「玉体」也显得轻佻，不如直说「身体」来得庄重。

　　「肢体语言」向来是比较敏感的传意方式。中文形容女性的身体各个部位常常因袭文言文说法，用「玉」、用「纤」、用「粉」、用「冰」、用「云」，用多了反见陈腐。英文有body English之说，乔志高先生的《最新通俗英语词典》说：语言不一定要动口，还有所谓「身体语言」（body language），包括一切传达情感、意旨和思想的身体动作和面部表情。他说，「眉飞色舞」和「眉目传情」，「趾高气扬」和「胁肩谄笑」、「搔首问天」和「鞠躬如也」，都是传达信息的「身体中文」。英文的body English　比较狭义，多半用於体育，尤其用於高尔夫球和保龄球两种运动上。打高尔夫球挥捧击球进洞之际，球未进而击球者故意夸张顺势动作，彷彿想用身体助球以一臂之力，那就叫做 to use body English了。

　　捧斯大林英明的人，固然教斯大林飘飘然；他自己通常也会飘飘然，觉得自己毕竟是斯大林身边的人：“Though men in great positions are easily flattered,we are still more easily flattered when in their company”。

E M Forster在Two Cheers for Democracy说，议院大楼外的报贩可以放心摆个帽子在报纸边就去喝杯酒；拿报纸的路人都会放个铜板在帽子里。可是，议院大楼里上那些人各怀鬼胎，绝不可能这样互相信任；他们组成的政府更不可能信任别的政府。这里人行道上不摆帽子。（“The man who is selling newspapers outside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can safely leave his papers to go for a drink and his cap beside them:anyone who takes a paper is sure to drop a copper into the cap.but the men who are inside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they cannot trust one another like that,still less can the Goverment they compose trust other governments.No caps upon the pavemen there”）。

其实，除了资质低者不说，我真的是相信读书读精了会看穿世情，待人冷酷，处事果断；我也真的相信读书读精了会目空一切，自信自大，站出来绝不拖泥带水，软弱犹豫。

必须说明的是「知识分子」者，西文之intellectual也，敢於担当，敢於批评，敢於固执，等於《论语》中之「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地产商是没有回忆的动物，翻云覆雨之间，整个城巿美丽沧桑的文化都隐入他们的银行户口里，化为《财富杂志》的富豪排行榜。

那是贫穷而充满petit bourgeois文化的年代，偶然会在希尔顿的咖啡室里谈海明威的《战地春梦》、索尔•贝娄的《何索》、凯瑟琳•安•泡特的《盛开的犹大花》。那真应了吴霭仪说的那本书的书名：Harvest of the Cold Months。

吴小姐（吴霭仪）在书里说到中国文化的特色是「苦难感」，连中国文人的游记都是「慨叹」砌成的，像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篇篇苦涩。她说：「陈之藩游学剑桥就是－－他仰慕剑桥的学院制，仰慕西方的科学发展，绝非月亮是外国的圆，而是觉得本来中国也可以有的，但偏偏受到不必要的阻挠，没发展起来。」因为这样，吴小姐说，她的包袱里也有读书人的影子，「踏上中国土地，苦难感油然而生，到了外国，就如到邻家花园游玩，不好的都用不?我管，尽挑好的加以欣赏讚美就是了。」
　　　　酒馆快关门了，吴霭仪还在吃喝玩乐，十足小资产阶级风采，彷彿张爱玲怀念吃喝玩乐写给一位美国朋友的信：“Dear Alice,I would miss you even more than your delicious dinner.But pretty soon it would be after X ’mas and into the New Year and I shall be sound again and you would be rested from your extra holiday labors. However I can 't wait to thank you for the magazines and especially for the South Sea issue of Holiday.All holiday good wishes.Love,Eileen."很少的朋友，雅緻的小菜，多多的好书，张爱玲也是这样的petite bourgeoise。她的英文没有吴小姐写得漂亮。


大溪地不但永远是法兰西的属地，而且永远是法国（Tahiti would remain not merely French but France）

波利尼西亚土著独立党的党魁奥斯卡•德玛鲁（Oscar Temaru）说：「你见不到伤疤，可是伤口都很深」（“You can't see the scars,but the wounds are deep"）。

　　　这首词的「小山」之争，我前后写过两篇小文，叙述各家解释：俞平伯说小山是山屏；夏承焘说小山是山眉；沈从文说小山是金背小梳；金克木读了我的文章之后说小山分明是说妇女挽髻睡觉，睡醒发髻高低不平，宛若小山；邓云乡则同意夏承焘之眉山说。这首词是这样写的：「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我对邓先生说，小山如是山眉，第三句又说画娥眉，温飞卿未免恋眉过甚了。叶嘉莹也认为小山不是指眉，眉既不可能重叠画两道，而且第三句又说蛾眉，短短一首词，不会两次说眉。叶教授也考虑了小山是山枕之说。山枕是两端高起中间凹下的硬瓷枕，想必不可两个叠着用。叶教授更觉得小山如果是妆饰的插梳，头发自然不会松散，接不上下句的「鬓云欲度」。最后，她认定小山是山屏或屏山，相当像现在床头的高板子（board）。美人睡醒是破晓时刻，阳光从门窗空隙照射在枕畔的屏山上，屏山上金碧螺钿的装饰於是显得金光闪烁了：「小山重叠金明灭」。

　　　叶教授讲解「鬓云」与「云鬓」不同。后者是乌云似的鬓发；前者是头发的乌云。美人让阳光亮醒，在枕上一转头，那散成乌云似的浓发自然随之流动，隐约掩上她搽了香粉的雪白的面颊了：「鬓云欲度香腮雪」。叶教授接着详细解释「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跟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紧紧吻合的道理，以蛾眉比喻才德志意的美好，自成比兴寄託之用心：虽然「懒起」，虽然「梳洗迟」，毕竟还是画了蛾眉弄了妆。「兰生幽谷，不为无人而不芳」；文人失意，未必是自己无才无德。於是，这个具有象徵意义的美人接着梳头插花，拿两面镜子照头上的花朵，还要穿上新绣上一对一对金色鹧鸪的罗襦，打扮得漂漂亮亮！

居高位者不可不学的两件事是：「挨骂」和「拂袖」。受得了骂则有容乃大；看准什么时候应该回家是无欲则刚。

　　北京文化深厚，人才荟萃，胜迹处处，十足繁华故都。听说，当年艺文界高手名家有口皆碑，有燕京三绝指唱不过余叔岩，画不过张大千，吃不过白永祥；白永祥是第一名厨。老北京艺坛也有三绝：评书艺人双厚坪，京剧演员谭鑫培，京韵大鼓刘宝泉。古玩胜地琉璃厂雕刻标出三绝：刻铜的张寿丞，刻瓷的朱友麟，刻竹的张志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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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桥:《人道是伤春悲秋不长进》

　　　黄宾虹的画了不起，活到九十岁还不忘师法造化，相信「若胸有丘壑，运笔便自如畅达矣！」他说山川在天地间，朝夕不同，春秋不同，有雨有雾不同，静夜月下又不同。易言之，敏锐的观察力重要。处理语言文字也须如此：触景生情，因情造句，都是基本功。明朝名笔陈眉公跋《花史》说：「有野趣而不知乐者，樵牧是也；有果瓜而不及尝者，菜佣牙贩是也；有花木而不能享者，达官贵人是也。」这是提醒读书人心中不但要有山林，还要有花木。现代人浮皮潦草，花开花落都看不见，满脸功名利禄，过份长进了。

“One travelled to discover the past”。

清朝皇帝的宝座之旁，例有金制或铜制的两只象，象背上有瓶，谐音为『太平有象』。

张信刚认定「闭关自守的民族主义不可取，排他仇外的民族情绪更不可取。但是基於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而产生的自信心及凝聚力却是健康的及必要的」。他婉转指出香港教育有问题，多数学生既不能真正消化西方文化，又难以通晓中国文化，民族自信心和向心力因此薄弱。

　　学语文要学得到家，难处不在书面语，是在口语。生动的语文都要带点口语。中国的章回小说，叙述段落不难学，难在对话。对话是口语，写得传神不容易。议论文写得文白夹杂，偶然用些口语演绎天大的道理，读来有趣。书面语可以写成四平八稳的白话文，加些口语进去，甚至加些土土的方言，往往生色。通篇是口语，是方言，必不好看。这是考技巧，靠本事

　　詹德隆当年做《听歌学英文》节目，正因为歌曲未必都合文法，却是地道的英语。英文版姚普光先生的《银幕英语纵横谈》专栏我天天看，学了很多「惯用法」（idiomatic expression）。姚先生日前引黄国彬论英文惯用法的文章，大见国彬英文学得到家。他说，「对於任何语言，惯用法都比文法和逻辑重要。英国人认为某人的英文好，会说He speaks idiomatic English，不会说He speaks grammatical English，也不会说He speaks logical English。」地道者，合乎语言之惯用法也。

文中有一句话是艾华士说的：「我曾经历战争，看见身边每天有人死亡，而我却活下来，在每次险告丧命的边儿，我都活了下来，……就因为我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就会完蛋。」艾华士想必是用英语讲的，中译少了一点点口语的味道，太「文」了。中文动几个字一定更传神：「我经历过战争，每天身边都有人死，而我竟活下来了。每次差一点没命的时候，我都活下来了……因为我有信心。没信心早就完蛋了。」中文的「如果」用得不好句子会显得累赘，能避的我都避。北京民谣酒吧老闆栗正写一首歌叫《没有我你冷不冷》，好中文！为了讲得清楚改成《如果没有我你冷不冷》，味道一定全变了。有一首国语老歌的歌词说：「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我相信那是为了五字音节才加「如果」。

　　　　Arthur Brisbane写过十条指南，指引在职新闻记者《怎么当一名更出色的记者》（How to Be a Better Reporter）。指南第一条要求记者看得清楚，写得简明（see a thing clearly and describe it simply）。第二条要求记者记得请不起公司律师而买得起一份报纸的大众：报人忠於贫穷读者，律师忠於富裕顾客，有些报老闆忘了这一点，一富有就忘了贫穷的滋味（Keep in mind the great crowd that cannot afford to hire a corporation lawyer, but can afford a three-cent newspaper. Every newspaper man owes to his poorest reader the loyalty that a great lawyer owes to his richest client. Some newspaper owners forget that, especially after they become rich, and no longer remember how it feels to be poor).第三条提醒记者写稿要让读者读来历历如亲眼目睹（Write so that the reader will say, "I feel as though I had actually SEEN what the newspaper describes")。第四条说採访不忘拍照；一张好照片胜过写一千字，况且这是影象的时代（In reporting, don't forget to bring back PICTURES. One good picture tells more than a thousand words, and this is the picture age）。第五条劝记者写浅白简明的文字。不怕重用同一个字、同一个词：切忌忽「马」忽「骏」，忽「狗」忽「犬」，忽用「老鼠」忽用「耗子」（Don't be afraid to use the same word twice. Don't write "horse", then "equine", or "dog", then "canine", or "rat", then "rodent"）。忌写花哨文章。文字越简明越有力。自然的风格是最好的风格（Avoid fancy writing. The most powerful words are simplest.）。文字最好写得读来出众听来悦耳，忌用拟声词（Make your writing striking, and musical, if you can. don't try for onomatopoeia）。
　　
　　　第六条鼓励记者天天养脑如养身。好报人博读群书好过暴饮暴食。职业拳师不能靠十年前吃的牛扒打赢今日的对手。报人二十年前的思想救不了近火。多读多想。吸收新知（Feed your mind as you feed your body, EVERY day. Feed your body less, and your mind more, if you want to be a good newspaper man. A prizefighter can't fight on the beefsteak he ate ten years ago. Newspaper men can't do good work on the THINKING of twenty years ago. READ AND THINK. Keep your mind open to new ideas）。呕心沥血。炼石补天。记者不热衷工作，读者反应必冷（Write with difficulty. "Work,as nature works,in fire." was Dante's advice quoted by D’Annunzip. If you do not burn as you work, readers will be cold as they read）。第七条劝记者多读佳作，一生读莎翁。莎翁是太平洋，其他文学作品是五大湖（Read as much as you can of the best writers, and read Shakepeare all through life. Compared to the rest of literature, he is like the Pacific Ocean compared to the chain of Great Lakes）。第八条依然要记者多读书，读前人之信仰与事蹟。读经典名着。读古书，看古人的写作技巧。第九条说出更多必读作家的大名，然后回头重读莎翁。第十条教记者学会删改润饰自己的原稿：删掉「非常」；尽量删掉形容词。记住法国人的至理名言：「形容词是名词的敌人」（Learn to edit your copy. Strike out "very" always. Strike out most of your adjectives, remembering the wise Frenchmen's remark: "The adjective is the enemy of the noun."）。

　　　我很早就觉得徐先生「深受欧陆文化的感染和激荡」。除了《江湖行》甚有中国情调，他大半小说的文字是最流畅的洋化中文，连人物的心理和举止都很现代，像极了毛姆的作品。没有一位中国现代作家有徐先生这样独特的功力。徐先生晚年写的回忆小品火气傲气都在，文字却醇得惊人

　　What a lovely surprise to receive your letter; neat, clean, controlled-unlike my own, but like those from my dear friends.... I'm delighted that you now seem to have found your feet. You should have a much more interesting time and lead a much more gratifying existence in London than in Hong Kong.... The day has come, at long last.... I miss my soul-mates like you and all the others who've upped and gone. Peter is an interesting bloke. I haven't seen him for 6 months and I hear he's disillusioned. I'm not sure he quite knows what he wants....
　　　　Yes. The day has come, at long last，

It's a specialized business and to exercise it too long may very well unfit a man for anything else...

我又想到人家写L B Namier的一句话：“His pleasure in staying in the English country house was part of the romantic Anglomania which remained with him to the end of his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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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崇高而庄严的时刻：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经历了一百五十六年的漫漫长路，终於重新跨进祖国温暖的家门。我们在这里用自己的语言向全世界宣告：香港进入历史的新纪元。」这是非常动人的意象，也是非常考究的措辞。正因为这样动人和考究，我不禁加倍感觉到这一段话里更应该加两个「了」字：「终於重新跨进了祖国温暖的家门」和「香港进入了历史的新纪元」。

「今天，我们幸运地站立在先贤梦寐以求的理想高地，身为中华民族一分子，一个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我谨代表所有香港同胞，向所有为此作出贡献的中华儿女，献上深深的敬意和感激。」「中华儿女」是包含着国族感情和侠义精神的四个字，经过了抗日战争的一代中国人，对这四个字有深刻的感触，既象徵了澎湃的热血，也勾起了民族的忧患记忆。这一段话唯一值得斟酌的句法，是「身为中华民族一分子」一句，为了配合前后文掷地的金石声，应该说：「我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

他要留点时间给自己，在霜晨月夕或茶余饭后，忙里偷闲，打打坐，冥想冥想，丢下垃圾，读点孔孟老庄和杜威洛克。工作要近，理想要远，

《明史》里称沈万山为吴兴的沈秀；「秀」是当时对官僚贵族子弟和有财有势的人的称呼。

林纾后来回忆此事说：「回念身客马江，与王子仁译《茶花女遗事》，时则莲叶被水，画艇接窗，临楮歎喟，犹且弗释，矧长安逢秋，百状萧瑟」。林琴南的古文顺手拈来都是佳句，才情高。

　　林琴南不谙西文而成译坛祭酒，中国比他早介绍西洋文学的周桂笙卒业於上海中法学堂，通英文和法文，译著也多，却没有林琴南的运气和名气。

周桂笙是上海人，字树奎，号新庵，是最早接受西洋文学特长的中国文人，也是中国最早用白话翻译西洋文学作品的人。

都说运用语文的人要对语文敏感；敏感是很个人的感觉，有些人格外喜欢一些字一些词，有些人格外讨厌一些字一些词。那是合情而不合理的；辞书上怎么解说都未必改变得了个人对那些字那些词的喜恶。我个人对文字有很多很多的偏见：我不喜欢「故」，我喜欢「因此」、「於是」；我不喜欢「神圣」，我喜欢「高尚」、「圣洁」；我不喜欢「由於」，我喜欢「因为」、「为了」。甚至句法语法也这样。文法上既然有被动语态之说，这种语态当然符合文法的定律，可是我就是不太喜欢被动语态。我也不太可能说「女人把神圣的胴体深藏在裙子里」，我宁愿说「女人圣洁的身体密密裹在衣服里」。我更不太可能说「上苍赐给女人优美的胴体」，我宁愿说「女人的身材天生优美」，非关对错，只涉品味。文字真是讲品味的：有的文章通顺而俗气；有的文章青涩而典雅。我宁取后者。

　　　Tim Hamlett在《南华早报》上的专栏说，七月一日回归那天他听到一则后殖民时代的笑话，说是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荷兰人坐在峇里岛的海边看夕阳西下。「多漂亮的落日！」（“What a beautiful sunset！”）美国人说。荷兰人听了说：「你没见过当年我们管事时期的落日，那才漂亮呢。」（“You should have seen the sunsets when we were running things”）

“Oh noble breasts of Bali/Erect and proud you stand.... Ye beauteous breasts of Bali/To which the children cling.... Oh laughing breasts of Bali/That youth aspires to climb....”

　　　　Tim Hamlett说：“Of course great occasions demand uplifting oratory. But, in the grey light of a rainy drawn, we can be more realistic. Hong Kong will be doing well, in the circumstances, if it manages to carry on as it is now.”

金埴《不下带编》里说：「内典亦有作壮语而伟甚者，如云：譬如狮子，百兽之主，为小虫吼，则为众所笑。若在虎狼猛兽中奋迅大吼，则为智人所可。」

“It has been the greatest honour and privilege of my life to share your home for five years....”殖民地的末代总督说。

　　人不可矫情，文字不可矫情，不容易，千百年来读书人尤其难闯这一关。

矫情者，故意违反常情以示高超的言谈举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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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办报，是是非非，本其所见」。《大公报》社训既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八字

《李鸿章传》的作者称李鸿章是「瞎子堆里的独眼龙」（“one-eyed man among the blind”）。

　　前天晚上，我忽然想起英国传记文学祭酒Lytton Strachey好像写过一篇《李鸿章传》的书评。翻箱吹尘找了好久，终於在Biographical Essays里找到了那篇A Diplomatist: Li Hung-chang。史特拉奇的几部名著确是不朽的巨构：Eminent victorians、Queen Victoria、Elizabeth and Essex兼俱深远的史识和清明的文采。我读金庸写袁崇焕的时候觉得笔调和佈局都超出了中国史家的规矩和视野，后来在他府上的书房里果然看到几部史特拉奇的传世之作。说到「瞎子堆里的独眼龙」，史特拉奇认定太阳底下每一个社群里的领袖人物都是「瞎子堆里的独眼龙」。他说，欧洲人大半是瞎子：无知、迷信、愚蠢、狂热，而政治家和思想家则「独」具慧眼，虽非高瞻远瞩，毕竟明察眼下的秋毫（“But, in truth, the description applies equally well to every leader in thought or action in every community under the sun. In Europe, no less than in China, the vast majority of men are blind － blind through ignorance and superstition and folly and senseless passions; and the statesmen and the thinkers are one-eyed leaders, who see neither very far nor very many objects, but who see what they do see quite clearly.”）

这样的李鸿章，难怪史特拉奇觉得他的弱点跟他的魄力都昭然若揭，从来不轻信择善而固执，也不甘心贬精明敏锐之思为深厉浅揭之虑（“His limitations were no less remarkable than his powers. He was never in the slightest danger of believing in a principle, or allowing his astuteness to degenerate into profundity.”）。

周质平认为，在语文的使用上，随波逐流是正确的方向，做中流砥柱不是别出心裁，就是闭门造车。

　　　文字练到高妙处，可以随四季嬗变，眼看它从青涩转为殷红，像春花夏虫秋月冬炉。郑板桥说他家有房屋二间，南面种竹，夏日新篁初放，绿荫照人，置一小榻其中，甚凉适也。到了秋冬之际，破竹做窗棂，用匀薄的白纸糊之，风和日暖，冻蝇触纸窗，冬冬作小鼓声，加上竹影零乱，成了天然图画：「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於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文字也如画画，可以自学，不必师承；学了再去对照四季自然景象，找出春色，找出夏焰，找出秋意，找出冬景，逐一消磨，字字生猛！小时候老师硬是要我背诵范石湖笔下的四时漫兴，我不识好歹，昏昏欲睡，确是顽石一块。人道是伤春悲秋，毫不长进；其实，没有经历伤春悲秋的笔，到头来是一枝天阉的笔。雪莱到老都不怕伤春悲秋：“Fresh spring, and summer, and winter hoar/Move my faint heart with grief, hut with delignt/No more － Oh, never more！”姜白石活在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之中，下笔岂只纤巧那么简单：「我家曾住赤阑桥，邻里相逢路不遥。君若到时秋已半，西风门巷柳萧萧。」写历史出名的金性尧先生顺手用了「西风门巷」写文章评《老房子》，说是「循着西风门巷信步走去，就会随时看见斜坡形的屋檐下，露出一道褪色的面向街巷的木门。要是门开着，还可窥见里面有一座小小的院落，院落里站着一两株大树，几只麻雀绕着秋荫在打旋子，牠们也是一代一代地生活在这幅天幕下面。再伸头过去，后面的小屋已经在冒炊烟了……」

上海博物馆里有一把紫砂茶壶叫做「竹段壶」，壶身的铭文是「採春绿，响疏玉。把盏何人，天寒袖薄」。「春绿」是茶的文学语言；「疏玉」是甘泉的文学语言；「天寒袖薄」典出杜甫《佳人》诗里日暮倚修竹的佳丽，说的是美人为我煮泉烹茶。文字正是这样踏着前人的足迹追踪出来的。记得当年父执张纫诗女史教我写诗，常常提醒我心要静，言谈举止也要静。她说，中国文学是从「静」里养出来的。童年学钢琴，那个荷兰老师也常常要我静静听窗外的天籁，再听他弹的音符的轻重。我於是到现在还喜欢吴湖帆写的十个字：「无客尽日静，有风终夜凉」。

我十分欣赏他说中国文化是一股极大的「追溯、封闭」式思维，「先结后论」，拿结果做起点，追溯当初有人正确预见到的今日的结果，整个过程排除了偶然和或然的机率，否则等於降低了英明领袖的永恆的正确和永恆的神圣。

洪清田於是非常有耐性地设法让我们明白千年的中国文化缺乏了科学态度和开放自由，百年的政治中国才会出现「先结后论」的「不科学」风气。

　　听说，十八世纪牛津大学的入学考试和学位考试都以口试为主，题目又怪又空洞，几乎都脱胎自中世纪文人学者即兴的辩论方法，加上教授的怪癖。应付毕业考试的学生代代相传，人人学会赶在考试前夕巴结老师，巴结主考官，请他们出去大吃大喝，甚至给他们灌酒灌到天亮，还要塞些黄金大礼，逼得他们不好意思以冤报德，匆匆问几个问题就过关了。历史科的考试一上来第一个问题是：「希腊历史之父Herodotus《希腊波斯战争史》第二册第七十九章说什么？」学生茫然。「你不知道吗？是讲鳄鱼的！」第二个问题是：「尼罗河夏天泛滥，Herodotus出的三个泛滥的原因都错了，哪三个？」学生说：「我忘了，老师。可是我知道正确的原因。」老师说：「我不要正确的原因；我偏要错的原因。」John Scott参加希伯来语与历史科考试的内容最精彩：
　　　　Examiner: What is the Hebrew for the place of a skull?
　　　　Scott: Golgotha.
　　　　Examiner: Who founded University College?
　　　　Scott: king Alfred.
　　　　Examiner: Very well, sir, you are competent for your degree.
　　　　学术发展到颠峰必定是追求学而无术。「考试」是下下之「术」。牛津值钱之处在於建造一个供老师和学生各自读书的殿堂，求的是博览的游戏和吹牛的辩才。伦敦有一位牛津毕业的古玩收藏家对我说：「你们中国人说玩古董的玩字最有学问。喜欢古玩，你尽管去玩受骗和骗人的游戏吧，可千万别忘了查书、找资料，那是收藏过程中最好玩的收藏游戏！」


John Buchan似乎很珍视他写的四部传记：Montrose、Sir Walter Scott、Cromwell和Augustus，说是写作过程中带着表白信仰的心情，从中看清了自己对许多主义和实践的信念，思绪顿然明净。他说小说不难写，这些传记倒相当费事费神，却也娱情养性，暂忘无益之俗务，一心高瞻远瞩，从而能以更持平的眼光看现世的问题。他说那是历史之无上价值（“All these four books were, indeed, in a sense a confession of faith, for they enabled me to define my own creed on many matters of doctrine and practice, and thereby cleared my mind. They were laborious affairs compared to my facile novels, but they were also a relaxation, for they gave me a background into which I could escape from contemporary futilities, a watch-tower from which I had a long prospect, and could see modern problems in juster proportions. That is the supreme vaulue of history.”）A L Rowse说，John Buchan重友情，懂礼数，两人同时在伦敦患十二指肠溃疡的时候，Buchan在病榻上还要处理公事之余，竟然抽空写信慰问Rowse。「也许只有天天接触文字的作家才清楚知道片纸寸笺的意义」Rowse说。

老学者於是想到今日香港台湾各处称博士者多如过江之鲫，大半是留洋之士，做人礼义竟比没有那么多博士的时代淡了许多，可见学位与读书知礼是不挂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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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63F的 身客 ，想到“客舍并州已十霜”，又想到 浮居，其实辨析同义词也是很有兴味的事情，感谢 hhwwyzhw 兄的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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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是怀旧的九曲桥，通不到《史记》的殿堂上也会通到曹操的铜雀台边，通到一百零八条好汉的刀光血影之中，甚至通到史湘云的酒杯里。然后是林琴南的生花译笔。然后是鸳鸯蝴蝶的旧时月色。然后是巴金的深深庭院。然后是沈从文的山乡黄昏。然后是朱自清的秦淮背影。然后是谢冰心的问暖嘘寒。然后是张爱玲的流金岁月。

好多人常常问我中文是哪里学的？我想，家学和良师之外，跟旧书、旧人、旧物因缘深厚，该是我的中文底子了。旧时月色都有纤秀的柳梢相伴，人在朦胧的月光下，两步就进入唐诗宋词的境界里

　　文章做到极处，只讲究识大体，讲究有风度，一点都不邋遢。那确是不容易的。

宝石鑑定所用最现代的科学仪器去鑑定翡翠，鑑定证书上始终以英文为主，鑑定颜色一栏的确比丝瓜、菠菜清楚得多，比如说：“Colour: Bright medium green with light green patches”。用化学方法造假的翡翠处处都有，最有经验的珠宝商人也会走眼，科学鑑定一目瞭然，可以证明“IR Spectrum: No polymer is detected. No sign of chemical treatment”，然后下结论：“Natural color jadeite jade （Type A）”。

　　语文是要规范的，那是为了打好学子的语文写读基础。有了基础，语文能力自然足以开闢应变和迎新的天地，既能消化方言与外来语做养份，也会具备弃芜存精的判断本领。

　　俞平老的诗稳重平实，诗意不浓，以纪事胜。这也足以看出老人耿直忠厚的个性。老一辈中国人对文字似乎有一套迷信，旧诗词尤其不可乱写，既会露出个性，也会牵涉祸福。

唐先生在《作家要锤炼语言》里说的一句话还是重要的：「一个作家如果在语言运用上从来没有苦闷，从来不曾对语言进行过斗争，我敢断言：他不是一个好作家。」唐先生主张必须以咬文嚼字的态度看待文章，「我们要咬出来、嚼出来的，并不是绮丽、浮泛、典雅，而是简炼、明澈、清楚、正确、质朴、切合於事实的文字」。他的文字确实常常有一点欧化，那正是因为他要把话说得正确。以唐先生一生朴实耿直的个性，笔下偶然呈现一点「绮丽」、一点「典雅」，品味也总是高高冷冷的，不滥不俗。
　　　　人跟文章一样，最怕油嘴、滑溜。

像Roland Barthes所说的握着鸦片烟管的旧中国的妇女和夹着一枝长烟嘴的西方的坏女人，压根儿就故意在把女人塑造成为伪装品。（“...all aim at establishing the woman right from the start as an object in disguise”）。

“One should either be a work of art, or wear a work of art.”

　　　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必须负有言责，傅斯年於是说「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谢泳说傅斯年「希望政府能存在下去，但又不顾一切批评它的腐败行为」。这句话当然也可以倒过来说：「他不顾一切批评政府的腐败行为，为的是希望政府能存在下去」。愚忠的年代已经过去，现代知识分子既要继承中国传统的名节意识，也要效法西方知识人的品格精神。John Mack Carter借用燻鹹肉和鸡蛋明确界定贡献和奉献之分：母鸡做了贡献，猪则是奉献而已（“Always remembe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ontribution and commitment. Take the matter of bacon and eggs. The chicken makes a contribution. The pig makes a commitment.”）傅斯年是生蛋的母鸡。

胡先生最有兴趣跟手下讲「无为而治」的道理，说是做长官的人要尽量授权属员完成职权内之事，自己才有时间专心做他的政策思考、结交朋友、选用人才等等属员不能帮他做的事情。胡先生生平最佩服蔡元培的领导作风，说蔡先生在北大和中研院时代只谈政策，不管行政，最会用人，对人信任亦专。蒋梦麟也受蔡先生影响，当长官奉行无为而治的方法，他对农、林、渔、牧、水利、金融、乡村卫生、农民组织等业务一窍不通，在台湾担任农村复兴委员会主任委员，成就居然蜚声国际，道理在此。
　　　　胡适之一九三五年曾经在《独立评论》撰文劝告当时的蒋委员长不要干涉他职权以外的事。他说，当时政府各部门都有蒋先生积极干涉的痕迹，「其实这不是『独裁』，而是『打杂』；这不是『日理万机』，只是『侵官』。」胡先生有一句话说得实在好：「最高领袖的任务是自居於无知，而以众人之所知为知；自处於无能，而以众人之所能为能；自安於无为，而以众人之所为为为。凡察察以为明，琐琐以为能，都不是做最高领袖之道。」他到了台湾还劝蒋公注意「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这样的胡先生，居然还要指望太太打牌赢点钱，难怪陈之藩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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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文书画求脱俗，向来都要掺点「禅」意进去。剑侠小说里写高人行径多半飘忽难测，借的也是禅的真谛。胡金铨当年拍《侠女》，英文片名神来一笔A Touch of Zen，外国观众顾名而意乱情迷，大感高深可喜。弘一法师的法书独创一格，字字如观音坐莲，清素得不得了，有一位前辈每次看到都要轻声说：「禅功甚深，一丝火气都没有！」神情彷彿在膜拜菩萨。禅意禅语是那样不可捉摸，那样言近旨远，那样没有边际，一不小心足以教人脱胎换骨，万念俱灰。

　　　《享乐与投资》栏的记者引述饶教授的话说，「以前在家乡潮州市，家中藏有数万本线装书」，现在跑马地的寓所也都是书，还有一批珍贵的版本则收藏在女儿家里。饶教授说他不是藏书家，是「用书人」：藏书家只对珍贵的书本有兴趣，而他爱书、买书，纯綷为了研究学问。记者有一段话说：「饶教授学贯中西，藏书量媲美图书馆，就连前新华社（董按：指香港分社）社长周南亦高度评价饶教授，谓他通古博今，精通甲骨、语言、目录、考古及书画等，实在是一位多专多能的学术泰斗。」饶教授治学范围甚广，功力与成就都既深且大，普通读过几本书的人除了只会笼统称讚几句以示尊敬，恐怕不容易说到节骨眼上去。周南做官已经够忙的了，难得还喜欢引诗吟诗出诗集，他称讚饶教授的话也只敢临空比划一下，点到辄止，记者加个「就连」，周南看了一定脸红。反之，要是记者用「就连」是因为周南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饶教授看了应该也不太自在才对。遣词造句说难不难，说易不易，掌握分寸，不可轻心。要说「就连学究天人的钱锺书先生都高度评价饶教授」，那是贴切了。
　　　　清人张潮《幽梦影》论藏书与读书说：「藏书不难，能看为难；看书不难，能读为难；读书不难，能用为难；用书不难，能记为难」。这五个境界之外，似乎还可以加一个：记书不难，能想为难。


　　　香港电台《傑出华人系列》之《大侠小传》说金庸，两个小时里金庸无处不在而处处不在，拍出金庸在人生路途上无处不在突出自己，却也处处都在隐藏自己。这是金庸十四部小说的神髓：每一部小说里无处没有金庸；每一部小说里处处不见金庸。完整的艺术作品也许都应该如此，因为完整的人生大都如此。上流的帝王将相泽及万民而不居其功；下流的霸主政客错以为自己是天神，相信有井有水的地方都必须传出歌颂太阳的声音。上乘的文学艺术体现的是自己信仰的思想品德，避免汲汲描绘自己的形象；下乘的庸俗之作浑忘媒体的社会功能，一心沉迷於一己的私欲。Gustave Flaubert论创作，说「作者之於作品，应如上帝之於宇宙：无处不在而处处不在」（“The author in his work should be like God in the Universe － everywhere present, nowhere visible”）。於是，上流的领导人和上乘的艺术家一样，内心总是寂寞的，个性总是複杂的，感情总是内蕴的。

　　　作家往往不满意自己过去写的东西。这正是作家求进步的原动力。钱先生谈著作的《杂言》里谈到他在一部小说里形容教授是「先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然后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他说他的老同学和同事们把这个玩笑当了真，纷纷责难。钱先生后来也觉得那句话太过火，需要修正：「先把图书馆的参考书放入自己写的书里，然后把自己写的书列入图书馆的参考书里。」他说，「这样描写学术的轮回，也许妥当些」。我不认为这样改会好些。还是当初写的那一句传神。

　　幸好钱先生始终是开明开放的学者。《在中美比较文学学者双边讨论会上的发言》，钱先生用英语说：“...At meetings of our sort, perfect agreement is not so essential, not perhaps is it entirely desirable. The participants need not be in unison and are reasonably content with something like concordia discors. Unison, after all, may very well be not only a synonym of, but also a euphemism for, monotony.”他的中文译文说：「无论如何，学者们开会讨论文学问题不同於外交家们开会谈判，订立条约。在我们这种讨论里，全体同意不很要紧，而且似乎也不该那样要求。讨论者大可以和而不同，不必同声一致。『同声』很容易变为『单调』的同义词和婉曲话」。钱先生说得真漂亮，尤其英文。

　　　钱锺书先生的散文注重创造一些可以成为quotable quotes的警句：「矛盾是智慧的代价，这是人生对於人生观开的玩笑」；「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有许多文人，到四十左右，忽然挑上救世的担子，对於眼前的一切人事，无不加以咒骂纠正」；「有一种人的理财学不过是借债不还，所以有一种人的道学，只是教训旁人，并非自己有什么道德」；「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假如我们不能怀挟偏见，随时随地必须得客观公平、正经严肃，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还得做出摄影机头前的姿态」；「情妇虽然要新的才有趣，朋友还是旧的好」。

　　语言文字是大家有权共用的工具，钱先生说那是比苏维埃实行共产主义还要早的共产。文字就那么一堆，看谁有本事将之堆砌成有深度的句子，集句成章。钱先生散文字字有脑，而且新鲜，魅力无穷，那正是《随园诗话》说的「诗贵翻案」了。钱先生熟读《随园诗话》，文章里引了不少，《论俗气》里引的一句是「人但知满口公卿之人俗，而不知满口不趋公卿之人更俗！」袁枚说：「神仙，义称也；而昔人云：『丈夫生命薄，不幸作神仙』。杨花，飘荡物也；而昔人云：『我比杨花更飘荡，杨花只有一春忙』。」写文章最难是引述各家的话来撑起自家论点，处理失当，必成獭祭，酸气逼人。钱先生进出人家厅堂总是潇潇洒洒的，喫茶聊天都带「家常体」（familiar style）。

　　世界变了，现在的年轻人真可怜，二十出头念完书，拚搏的岁月只有十几年，四十岁之前还搞不出个名堂来就没有人要了。我们刚出来混饭的那年头，四十岁以下谁都瞧不起，嫌你嫩，嫌你没读过几本书，嫌你没见过大场面，嫌你笔下的玩意儿上不了桌、镇不住人。总要熬过四十岁才看得到一丝曙光，长辈们开始把你当人看，说是「看出苗头来了」。干文字工作的尤其讲辈份，讲资历，讲名气，办公室里坐得进大班房间的，绝不会是刚断奶的人。

　　　利玛窦明朝末年写北京的尘土说：“Few streets are paved with Bricke or stone, so that in Winter dirt, and dust in Summer, are very offensive: and because it raineth there seldome, the ground is all crumbled into dust, and if any wind blow, it enters every Roome”。到了光绪间，Harry de Windt说，英国谚语谓英国人死前要吃一大堆灰尘，北京人嚥最后一口气之前吃得更多：“If we, in England, must eat, according to the proverb, a peck of dirt before we die, I feel convinced that the inhabitants of Pekin swallow at least a hunderdweight before their last hour. The dust of Pekin is, next to its smells, its greatest curse...”民国二十五年，Peter Fleming把北京当牛津：“Peking － in this, as in several other ways, curiously resembling Oxford － can usually be relied upon to be characteristic”。

James Cameron清晨五点钟陶醉在雾里的北京，说是彷彿步入明清水墨的淡彩之中，柔美而阴森：“At five in the morning Peking has a disembodied air; its strange pearly quality achieves no sort of shape in the half-light; its outlines are blurred and misty; it is rather like existing within a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ese water-colour. It is lovely, but eerie”。

一九七九年，一位澳洲商人说北京灰濛濛，真该有一批油漆推销员来做做生意：“You know what this place needs － a few good paint sales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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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桥:《给自己的笔进补》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里引陈先生一九五七年给刘铭恕的信，说：「弟近来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固不同於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沖虚真人之新说。」陆键东先生格外重视信上所说的捐弃故技、新方法、新材料等语；余英时先生则认为「亦更非太史公沖虚真人之新说」一语才是关键：「试想太史公沖虚真人都是老古董，怎么忽然变成了『新说』呢？其实陈先生这里用的正是我一再指出的暗码系统。太史公是司『马』迁，沖虚真人是『列』禦寇，他其实是说，他研究历史决不用『马列主义』啊！」

《水浒》里这些英雄其实很像法国浪漫派诗人兼政治活动家Lamertine所说的「误堕尘网而不忘天堂的天神」（a fallen god who remembers heaven），「性格局限，欲望无穷」（limited in his nature,infinite in his desires），终於制造出那么多「社会版」新闻。
　　　　《水浒》毕竟是一部男人写给男人看的书，对红粉佳人自有偏见。但是，金圣叹把七十一回以后关於受招安、打方腊等内容全部删去，增入卢俊义梦见梁山头领全部被捕杀的结局，却是对原作者施耐庵的最大的诬蔑。金圣叹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评点这部小说虽有不少独到之见，腰斩和窜改这部他心目中的才子书，倒是白香所说的「十足的文化罪人」。金圣叹生前非常疼爱小女儿金法筵，写过一首《暮春早坐小女折花劝簪谢之》的诗，毫无重男轻女的味道。他因「哭庙」案给清廷杀头，给他的妻子的信上说：「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他删改《水浒》当是出於政治考虑，不是为了对付书中那些「粉子」。


之水旧作《院儿的杂拌儿》提到清人朱一新说「总铺胡同，铺俗讹捕，或讹布」，也引《燕都游览志》里的话：「东院在总铺胡同城畔，昔日歌舞地，今寥寥数家如村舍，兼之人掘土为坯，满目坑堑，从寒烟衰草中，想走马章台之盛，邈不可复寻。犹记旧游有陈家园、郝家亭子，树石楚楚，并无存矣」

　　《百喻经》也叫《痴华鬘》，是古天竺僧人从佛经中摘录譬喻事类集辑而成的，我国南朝齐永明年间已经译成汉文，流传甚广。书中主角多是一些痴人笨伯，做些反常滑稽的蠢事，所以书名有个「痴」字。我最喜欢书里那篇《五百欢喜丸》，  是《百喻经》中上乘之作。

陈四益为了「句句道着今日事」，《双百喻》於是用文言写，文字好得像前贤之作，比那些又臭又长的时文高明多了。既是古装的文字和古装的故事，难免正中丁聪画古人古器古景的本事，每一幅插图都借了古人的血肉来描出今人的心态，两百篇譬喻势必因画而传了。这时代，图象始终比文字容易打动「受众」的心。
　　　　从前那部《百喻经》既是印度古文化的缩影，也是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重要文献，鲁迅一九一四年捐施洋银六十元请金陵刻经处刊刻一百部，以广流传。二十年代，在《语丝》上写文章的王品青校点《百喻经》，芟除每篇中的说法部分，独留寓言，据原著结尾「尊者僧伽斯那造作痴华鬘竟」一语，改书名为《痴华鬘》，由北新书局出版，鲁迅为之写题记。鲁迅说：「尊者造论，虽以正法为心，譬故事於树叶，而言必及法，反多拘牵」。

主要由於彭定康英文好，值得读。他（岑逸飞）说：「他的英文简洁、准确、有力；而一般人有此功力，下笔难免尖酸刻薄，例如鲁迅，但彭定康能免除此弊，文风兼有几分幽默。」

我深爱鲁迅的小说，写得非常有深度，文字都结了晶了。他的杂文当然也有深厚的功力，文风还开了先河，影响久远，可惜尖酸刻薄过了头，大损阴德。鲁迅学问不浅，雅兴不小，逛琉璃厂，收集版画，印制笺谱，热爱艺术，生活原本大有情趣，却难得快乐，永不饶人，就算最后真的成了革命斗士、青年导师，心里还是彆扭，一脸嶙峋，可怜得很。他笔下的阿Ｑ虽然死得不明不白，生前毕竟摸过小尼姑标致的脸，手指头腻腻的，飘飘然了好一阵子。人生苦短，关心社会，关心国家，见义勇为，肯定是要的；弄得自己老发脾气，笔头冒火，却往往会浪费学问，浪费元气。
　　　　彭定康的文章也不是毫无火气：那火气是内蕴的，字里行间於是更见内涵。英国人是辩论辩大的，逻辑分明，死里可以翻生，加上天气阴冷，性情孤独，善於在炉边的故纸堆中寻求慰藉，天增岁月人增诗书，下笔气势自然高华。

大抵摸清了那边大大小小的文化陷阱，站出来都不太说话，说的话都有深意，那是叶公超、乔 冠 华一流的学者外交官，派到回归后的香港来，多多少少还接得上英国文化的遗韵：以静制动。
　　　　传统的中国人一向不太愿意承认外国人的长处，总觉得说人家好等於妄自菲薄，甚至丧权辱国。王安石《明妃曲》第二首的「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从宋代到今天一直引起很多争论。朱自清说，那是「沙上行人」听了琵琶的哀声回首自言自语，不是明妃的呧咕，也不是王安石自己的议论：「汉朝对你的恩浅，胡人对你的恩深，古语说得好，乐莫乐兮新相知，你何必老惦着汉朝呢？」郭沫若则说关键那个「自」字是自己的「自」，不是自然的「自」：「浅也浅他的，深也深他的，我都不管，我所要求的是知心人」，王昭君心中不仅无恩怨的浅深，而且无地域的胡汉。他说：「更进一步说，便是汉恩浅罢我也不怨，胡恩深罢我也不恋，这真是最同情於王昭君的一种想法，那里牵扯得上什么汉奸思想来呢！」朱自清和郭沫若都不愿意看到胡人对王昭君好，王昭君爱上了胡人。

「是对是错，吾爱吾国」（“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那是愚忠。GKChesterton则谓此话爱国之士非不得已不轻易乱讲，那等於说「是醉是醒，吾爱吾母」（“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is a thing no patriot would think of saying except in a desperate case.It is like saying:'My mother drunk or sober' ”）。

　　　白话文要写得活泼而有风致，多读词比读诗管用，多读曲又比读词济事。马致远的词《天净沙》有二十八字最堪反覆捉摸：「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此片有景有情，对仗活泼，意兴典雅，养的是笔里深邃的才思。曲牌则句数和字数固然一定，却可以增加衬字，比词又松动亲切得多，而且不怕多借方言助兴，正是练白话文的九宫格。关汉卿《不伏老》正文其实不过十四字：「我是一粒铜豌豆，钻入千层锦套头」，结果竟凑出好多生动的衬字：「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璫璫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教你钻入他锄不断、砍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这样複杂多变的感情，恰好凑出那一串打不散的金句。早年洪云写《什么是散曲》讲词讲曲引用过这些好东西。

　　　词彙不够，文章贫血；句法笨拙，阴阳不调。中国已故语言学家罗莘田於是说：「尝欲恢宏词彙，约有四途：蒐集各行各业之惯语，一也；容纳方言中之新词，二也；吸收外来语之借字，三也；董理话本语录戏曲小说中之恆言，四也。四术虽殊，归趋则一。」此论中肯开明，世世代代的有心人都应该这样努力。孟子微谈元曲语词，认为历来研究元曲都集中在角色的考据、曲调的寻源、作者的身世上头，对元曲语辞的研究反而不多，大家遇到难懂的语辞，不是蹙眉苦思，不知所可，就是望文生训，不求甚解。这是学术问题了。普通人不必考究这些，只求多多接触诗词小调，给自己的笔进点补品。早年张献之所著《诗词曲语辞汇释》很管用，是甚有价值的工具书，当闲书看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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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六十年代展开民权运动，颁布民权法，鼓励并命令公私机关採取affirmative action，藉此补偿两百年来种族歧视之不公。这套affirmative action原则上并不限於对待黑种美国公民，也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及妇女，为他们谋求机会平等。据乔志高先生说，近年来，白人之中大有人觉得这套措施有矫枉过正之嫌，造成对白人不公的现象。《纽约时报》曾经指出，既要affirmative action，又要避免倒过来歧视白人，一线之差，殊难妥善（Tiptoeing along the fine line that separates affirmative action from reverse discrimination is a delicate act).Affirmative action高先生译为「肯定行动」。大陆上的《英汉大词典》解释为「<美>（鼓励僱用少数民族成员及妇女等的）赞助性行动，积极措施」。台湾写吴健雄传记的江才健先生照台湾媒体说法译为「平权运动」。

　　“Now sleeps the crimson petal,now the white”：绯红的花瓣和雪白的花瓣如今都睡着了－－含着荣誉的缤纷，含着深情的火焰，瞬间飘进寂静的永恆。十九世纪英国桂冠诗人Lord Tennyson　的The Princess吟咏伽马王的女儿Ida

预言太阳升起的明天，男人性情娇柔，女人转趋阳刚：“The man be more of woman,she of man”。收场的诗句宣示了步步实现的社会改革，企盼荒诞的梦想终归会是事实的序曲：“Maybe wildest dreams/Are but the needful prelude of the truth”。那是因为月亮战胜了海洋，叛逆的公主翻了云再覆雨：“Ask me no more:the moon may draw the sea”。

我引过Clarence Darrow的话：「我们生命的前一半让父母给毁了，后一半毁在孩子手里」。金东方女士来信问起Clarence Darrow是谁，我才想到当时顺手引用，未及说明。其实他是美国了不起的律师、作家，一八五七年生，一九三八年死，早岁当过小镇老师，放宽校规，废除体罚，加长午饭及下课时间，学生都怀念他。他在自传The Story of My Life里说，每次重回故园，偶见一二旧生，想到自己当年虽然未必晓之以人情世故，却时时尽心让他们快快乐乐（“No matter when I go back to my old home I am sure to meet some of the thinning group whom I tried to make happy even if I could not make them wise.”）他后来当了律师，写作不辍，文章都有见地。我七十年代在伦敦南部一爿破旧书店里翻到他的小说Farmington，六十几个便士买回家，冬夜乱读，竟生暖意。

我向来不喜欢溥傑的字，忸忸怩怩的说不出心中有多委屈。朋友说她很能明白我的感受。溥家别的族人不同，字画都坦荡荡，还散发点清贵气。

　　中国文字讲究和追究起来往往教人头痛万分。张爱玲一九六七年给夏志清的一封信上谈起她看《怨女》清样，说是「发现『你』字改为『妳』，（从前有人写过，说有『妳』就该有『娥』）只好又请他们把所有别处的『妳』也统改回来。想必使人头痛万分。」

　　　「弔」字现在植字植出来的多作「吊」，老一辈人当然觉得这「吊」字俗得厉害，总是主张写「弔」，「凭吊」更当改做「弔」才好。我常用「过世」说明故世、去世，有一位老先生说他觉得那是广东话，普通话很少如此说；后来他想到粤语常有很古的来源而我们已忘怀了的，还是放我一马，说《庄子》中有「过世」一说。他还说，「餚」字写成「肴」会好些，古书《国语》上有「饮而无肴」，但《国语》照样也有「餚」字：「亲戚宴飨，则有餚烝」，不必挑剔。

　　「分」、「份」之争，几位精通旧学的师友多用「分」而不用「份」，四分之一、百分比更是非用「分」不可了。我一向写「缘份」，远方的老教授来信说：「我想是缘分。分者，即某一个人所分得到的缘也。」；还说：「汉字的分字，本是可以念阴平声，即兄用拼音之fēn，也可以在某些地方念去声，即拼音之fèn。古人不知道用现代的标音方法，但他们也有他们很简单的标音，叫做圈声；平、上、去、入需要表示时即在方块字的四角的某一角加上个小圆圈儿，它的特别的读音就表示出来了。有些大概可以用做课本的木板书，就是如此。这个分字，圈了去声之后，自然念份，别的地方的读音跟粤语就是一样的了；但是字形仍是分字，不需胡改。」老教授还说，「我们现在说普通话『安分守己』，不论什么方言大约也不会把分字念成fēn的」。

　　我笔下用过几次「高【身兆】」形容身材修长苗条，有的人初看这个「【身兆】」字大吓一跳，错以为是近时人造的字。我不深究，见人家这样用，自己查了字典证实不错，也就用了。后来一位前辈对我说，起码北宋仁宗到英宗时编成的韵书《集韵》里已有这个不寻常的字了。读音他弔切，解释是身长貌。今日北京俗语也有「细高【身兆】」一语，正是指身材修长。其实《诗经&#8226;周南》第一首里的「窈窕淑女」，《新华字典》的第一个解释说「形容女子体态好看」，正是此义。其他一些常见常用的词儿如「执着」之「着」本当作「著」，是佛教经典的用词。柳存仁先生后来教了我，今后自当注意。中文里的「作」和「做」二字，我用起来往往有点犹疑，柳先生说此二字宋代已经浑用了，那是枝枝节节的小事，自己看着办就是。

　　一九六八年夏天，夏先生（夏志清）正在校阅张爱玲自己翻译的《金锁记》，在一封给张爱玲的信上引录了五处原文和译文同她商榷。他在按语里说：张爱玲是他的平辈，出过三本英文小说，实在不敢擅自改动她的译稿。这五处译文，第四和第五处最有意思，值得推敲。第四处原文说：「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很少说话，眼角里带着一点对方的衣服与移动着的脚，女人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身边的阑干，阑干把他们与众人隔开了。」张爱玲这样译：
　　　　The two of them walked side by side in the park in the autumn sun talking very little,each with a bit of the other&#39;s clothes and moving feet at the corner of the eyes and the fragrance of women&#39;s face powder and men&#39;s tobacco smell,this simple and lovely impression forming the railings alongside that separated them from the crowd.
　　　　夏先生在信上问张爱玲粉香和烟味是公园其他游人身上发出来的，还是他们各自身上发出来的？前者张爱玲答一个No，后者答Yes。夏先生问她「单纯而可爱的印象」只指粉香和烟味，还是「衣服与移动着的脚」也包括在内？前者她答No，后者答Yes。夏先生结果还是重译了这一段，删去「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不译，认为「比较软弱而带有新文艺腔」。夏先生译文果然更见顺当：
　　　　The two of them walked side by side in the park in the autumn sun，talking very little， each content with a partial view of the others clothes and moving feet. The fragrance of her face powder　and his tobacco smell served as invisible railings that separated them from the crowd.
　　　　第四处原文说到世舫、长安在公园散步遇雨：「隔着半透明的蓝绸伞，千万粒雨珠闪着光，像一天的星。一天的星到处跟着他们，在水珠银烂的车窗上，汽车驰过了红灯、绿灯，窗子外营营飞着一窠红的星，又是一窠绿的星。」这句完全见出张爱玲中文的功力，夏先生说「文字特别美，译文也美」：
　　　　Through the translucent blue silk umbrella myriad raindrops twinkled like a skyful of stars that followed them about everywhere，and later on the taxi’s glistening window of crushed silver and as the car ran through red and green lights，a nestful of red stars flew humming outside the window and a nestful of green stars.
　　　　夏先生后来只改了三处：第一个字through改为upon；everywhere和and不要；flew改为would fly。金子於是更亮丽了。


　　　郑逸梅说，章太炎晚年在苏州治学讲学，却也不忘政局。一九三三年上海学生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学生们经苏州车站，太炎先生特遣人携麵包水果到站慰劳，并且致电当局说：「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产党者，但问今日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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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江南北各省方言都有个性。方言懂得越多，语言一定鲜活。我一向赞成中国的书面语要不断吸收各省方言的精华。我不赞成作家通篇用纯方言写作，担心的是其他省份的人看不懂。王铁成说演领袖人物说话带一点方言的味道，观众又不至於听不懂，那正是现代书面语也合用的做法，也正是黄药眠所主张的做法：「以目前所流行的普通话为骨干，而不断的补充以各地方的方言，使得它一天天丰富起来。」「五四」新文学所谓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其实也不排除各地方言的成份。

　　　写《罗马帝国兴亡史》的Edward Gibbon一 七 六 四年十月十五日坐在罗马朱庇特神庙的废墟上沉思冥想，赤脚的修士在神殿里低唱晚祷曲，他突然想到要写一部描述这个城巿兴衰的史书（“It was at Rome， on the １５th of October， １ ７ ６ ４， as I sat musing amidst the ruins of the Capitol，while the barefoot friars were singing vespers in the Temple of Jupiter， that the idea of writing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city first started to my mind.”）这部大书终於传世了。他沾沾自喜之余，在回忆录里预测他的姓名终归要化入英国名人传记的文字里，他於是必须趁早写出他一生的言行，免得后世人以讹传讹。这是非常自负的想法，符合曾孟朴《孽海花》里那位官僚说的话：「帝王将相的权力只有一百年，文人的权力有一万年。」

可是，贾先生（贾植芳）最后还是点出心中的寄托：「有人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都是些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他们在人生中所上演的各式悲剧里，实际上正包含着积极的历史因素，或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喜剧』。」

　　知识分子抱持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信念，正是国家建设精神文明的基石。马克思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他一生的学说几乎全部建基於他的无告意识和仇恨心态之上。

写得出《罗马帝国兴亡史》的Gibbon在回忆录里屡次流露一个历史学家的使命感，屡次表白庆幸自己生长在「一个自由而开明的国度里」（"in a free and enlightened country”）。

戴安娜之死，兴起paparazzi一字之流通，

谙法文的朋友说，法文有paperasse一字指「废纸」，意大利原字则paparrazzi，英文略去一r。乔志高先生之《最新通俗美语词典》也收了这个字，说是「一群摄影记者（单数是paparazzo），尤指对新闻人物穷追不舍，为了猎取镜头毫无礼貌、迹近侵犯人家隐私权的一类。这班人多数是自由职业的摄影师，不是比较规矩的报社僱员。他们最喜欢干扰的对象是影星、歌星，以及体坛和政坛的风云人物，拍得新奇的镜头，以高价卖给传播媒体」。高先生也提到词源法文「废纸」及意大利文之拚音法，还说意文可解作「嗡嗡扰人的飞虫」，即陆谷孙《英汉大词典》里所谓「方言：buzzing insect」。高先生举了一个例句说：「During Wimbledon week some British Paparazzi flew over Steffi Graf&#39;s rented house　and tried to photograph her sun-bathing.」我手头七十年代的牛津字典还不收这个字；一九七七年版的美国威氏大字典则收了，说明是意大利字：「a news reporter or photographer who　doggedly searches for a story that can be sensationalized.」Dogged是顽强、坚持之意，香港称paparazzi为「狗仔队」，实甚贴切。

人老了文笔再不浑厚是说不过去的。我八十年代初开始写《这一代的事》才深深鞭策自己写文章「须学、须识、须情」。我相信仅仅是美丽的文字是没有用的。我恨不得毁掉我在那之前出版的所有文集。甚至翻译，我也另有许许多多的领悟，很为早年浅薄的技巧而脸红，也为早年凌云的自信而沮丧。我於是拚命钻回线装的世界里寻找一草一药，希望那些少年时代非常熟悉的文言文可以医治我苍白的文艺病。我也拼命乱看西方传媒的各种报导和评论，希望那些新奇的资讯和考究的叙述可以滋养我陈腐的笔锋。路是漫长的。

《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多能结合言志与抒情，论事论政而不乏艺文的铺陈，我觉得那是上上之策

　　我这半辈子吃过不少语文的苦头，渐渐学乖，尽量小心，笔下一字一句还常常得到几位前辈的点拨，受用无穷。《英华沉浮录》第六卷里《老教授那本小册子》引了William Strunk　Jr六十三个字的写作箴言，第一句话是“Vigorous writing is concise”，我译为「铿然有力之文必简洁」。远在澳洲的柳存仁先生来信说：「Vigorous自然是有力，但此字亦可以是flourishing， lively...，不拘一格。既用『铿然』作adverb，何不说『有声』，以至说『有声有色』？『铿然』大约来自《论语&#8226;先进》之『铿尔』，如不是鼓瑟，而是文章，正当如孙绰作《游天台山赋》，自言『掷地当作金石声』也。一笑」我显然是顾此失彼了：用了有声音的「铿然」，竟套了个没有声音的「有力」。Vigorous照柳先生的办法译成「有声有色」，当也精确。William Strunk Jr是世纪初的人，他那六十三字箴言我费了力气用比较「文」的中文翻译，结果还是败在vigorous一字的演绎里。

金克木先生说，「八股文的文章之妙是『妙到毫巅』，其不通也不通到了极处」，特色是「按照既定的严密规格代圣人立言」。他引了三句为例：「夫天地者乃宇宙之乾坤，吾心者实衷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非八股体而得八股之精髓者，金先生举了著名的《二郎庙记》里的几句话：「夫二郎者，大郎之弟、三郎之兄、而老郎之子也。庙有树一株。人皆曰树在庙前，余独谓庙在树后。是为记。」

　　诗人拜伦深谙人生情趣，醇酒美人消受不尽，山水花草等闲亲炙，连寻常长物竟也另有意会，尝云：「翻读陈年旧信其乐无穷；知其不必回覆，尤乐也。」（“One of the pleasures of reading old letters is the knowledge that they need no answer."　）

和尚头顶上烫十二个香疤，唐朝宋朝期间出家人受戒并没有这样的规矩，那是元朝统治阶级为了防止汉族人民伪装僧尼进行反抗活动才想出来的辨别真伪办法。从此，汉族地区寺庙收徒传戒，不管本人愿意不愿意，都在头顶上烫十二个香疤，俗称烧香洞。那段趣闻说，这个陋习只有中国的汉族和尚才有，印度、缅甸、尼泊尔等西天佛国以及中国藏族、蒙古族僧尼，从古到今都不烫香洞。

一九八四年四月，中佛协四届二次会议上通过这个提案，议决「烫香疤一事并非佛教原有的仪制，因有损身体健康，今后一律废止」。流传七百多年的陋习从此消除，现在的年轻僧尼头顶上都没有香疤。

　　「遁入空门」的最终意义当是以自己身心的劫难与净化去感召众生修身行善，渡过苦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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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多少读书人不是自以为是就是唯唯诺诺，前者十之八九怀才不遇，揽镜自怜，后者当了官都只顾察言观色，保住福禄。朝云所谓「一肚皮不合时宜」，当是既指沉迷风花雪月，也指不懂趋炎附势，两弊皆致命。

无聊正是骚人墨客的情趣。

他说：「自来说鬼之东坡，谈狐之南董，搜神之令升，述仙之曼倩，非必有是地，有是事，悉幻焉而已矣。」王韬在现实生活中办报论政翻译，样样做得热热闹闹，到头来难免觉得一肚皮不合时宜，不如寄情於荒唐之词与怪诞之说。他的书重刻行世，至再至三，人家都说是《聊斋》续话，他也很飘飘然，说蒲留仙见之，必把臂入林曰：「子突过我矣！聊斋之后，有替人哉！」

潘兆霖先生来信说：「读《明报》九月十一日《英华沉浮录》之《章太炎是「章疯子」？》一文，述及章门千金之怪名。因先伯父潘厥生（字芝盦）乃太炎先生入室弟子，故仆对此略知一二：『【爻爻】』即『网』字，『叕』即『缀』字，『【四个"工"】』即『展』字。先伯父常言：『这是存心跟国文老师过不去』。窃思此一故事，今知者已不多，能凭先生以传，亦佳事也。乃不揣冒昧，草率以陈，藉供斟酌。」

　　我引Clarence Darrow的话，有一句译为「我们生命的前一半让父母给毁了」，一位黎先生说「想必是手民之误。大概应是『给父母毁了』或『让父母毁了』」。此处「让」字做「被」解，国语说法如此。《现代汉语词典》「让」字的第五义也这样说，例句是：「行李让雨给淋了」。这是比较口语的说法；我写文章脑子里用国语捉摸，句子不知不觉常会变得太白话了。黎先生说的「给父母毁了」、「让父母毁了」，都是通顺的汉语，比「让父母给毁了」要「文」些。

　　　陈士伟先生经常留意我的专栏，给我写过几封信，论文议事大有见地，发人深思。最近一封提到我说的我对四字成语或片语的心得，他认为少用成语以免文字滑俗固然有理，「可是纵观好的中文，文采斐然，姿态横生，都是得力於善用成语」。陈先生举柯灵先生为例，说柯文「四字句多如大江叠浪，虽也贴切，毕竟少了浅斟低唱的韵味」。我觉得柯先生的文字，每一颗螺丝都拧得很紧，几乎没有松散的废话，那的确比内地一些名家爱写搀太多水的长文章好看。陈先生还说到钱锺书和张爱玲「艺高人胆大，一律舍弃成语，驾御白话能力更加了得，可是他俩文风不够亲切，恐怕亦与这一点有关」。我一向非常用心观摹钱、张的文字，钱先生国学根底厚，非小说的文字「文」得特有味道；张爱玲的小说句句有风格，后期的散文才情高华，文字凝练，文白神出鬼没，允称撒豆成兵。一部《张看》可以医好现代中国散文的厌食症。骈文歌赋四字六字凑出的音节是关键之处，可见一篇白话文何时何处以四个字组句，也是学问，这跟套用成语词典里查得到的成语未必是一回事。

（凯恩斯说：“We did not see much of Forster at that time， who was already the elusive colt of a dark horse"； Leonard Woolf说：“Forster and Desmond MacCarthy moved erratically in and out of this solar system of intellectual friendship， like comets”。）

　　　David Garnett坚决认定高尔斯华绥和福斯特都痛恨他们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这两位作家都善於包装自己的理念去打击对手的弱点（propagandists）。对敌人了解不深，宣传战徒成偏见，价值不大。高尔斯华绥和福斯特对於他们所攻击的对象都有深入的认识，比萧伯纳紮实千倍。萧翁居高临下；他们两位则入了「虎穴」。两者分别很大。George Orwell一度是共产党人，Animal Farm於是字字淌血。

　　　福斯特在A Passage to India 里借一位印度人Dr Aziz之口揭穿英国帝国主义的面貌：「谁都不会明白我们印度人想要的是善意，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可是人家一对我们好我们一定领情。善意，无穷无尽的善意。就那么个指望了。」（“No one can ever realize the kindness we Indians need， we do not even realize it ourselves. But we know when it has been given.Kindness，more kindness and even after that more kindness. It is the only hope.”）

　　　Samuel Butler在Life after Death一诗里吟咏生命离合不息，逝者已矣，生者挂齿，阴阳虽相隔，遂在生者口唇间重逢：
　　　　Yet meet we shall， and part， and meet again，
　　　　where dead men meet， on lips of living men.
　　　　这样的吟咏，当然是出自圣洁高尚的情操，相信的是逝者的良善和生者的敦厚。逝者是尊者，生者於是为逝者讳，为尊者讳，中外皆然，於中尤烈。炎黄子孙比西洋人更敬鬼神，通常追思逝者的文字都不敢轻佻俏皮，乱说逝者生前的逸事。我经眼的英美悼亡篇章几乎都会提一两件有趣的小故事以烘托逝者的性情，让读者莞尔。这样的笔墨自然还是很有分寸的，就像有教养的人背地里议论人家，言辞反而要格外考究。Virginia Woolf在一封信上说George Moore废话连篇（“Never did anyone talk such nonsense as George”），最后的结论还是觉得老傢伙像雏菊似的鲜活（“he was as fresh as a daisy”）。那正是George Moore 说过的一句名言：「我只亲了亲她的帽檐」（“But I only kissed the brim of her hat”）。有教养的风度和公道的言行是最可贵的品德。

A Room with a View 里的牧师说爱默森先生具有讲真话的美德，「瞭解讲真话的人真不容易」（“He has the merit──if it is one──of　saying exactly what he means. It is so difficult──at least I find it difficult──to understand people who speak the truth."）

朋友们都受不了这女人，说她像一朵又黑又黄的发亮塑胶花（“She resembled an artificial flower made of highly polished black and yellow plastic”）。

晚年回伦敦住Highgate，偶译一首中国诗，主要读一些谈维多利亚作家的文章（“...I am very well and do occasionally translate a Chinese poem； but in the main I read about Victorian wri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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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面浅刻几笔山水树石，上端行书刻出几行小字：「倪云林山水小景萧疏闲冷，每自超然，盖不逐於物中，欲能游於物外。芷岩」。风枝雨叶，梦落潇湘，有刀到兴随之妙。周颢也是一个一生清高潇洒的文人艺术家，清朝嘉定刻竹奇人。他所推崇的元末明初大画家倪云林更是一位性情狷介、善自晦匿的高人，家道富饶而混迹五湖，所画竹石小景不计其数，客求必予，有钱人持绢缣重金求画，他反而大怒，说是「予生不为王门画师！」裂其绢而却其币。画山水不画人物，理由是「今世那复有人？」好大的口气。

英文wash one&#39;s hands闹过笑话。说有个庄稼汉应邀到村子里一家富户人家做客，女主人开饭前问他要不要先去洗洗手。他说，谢了，我进屋之前在外头篱笆边上解过手了！（“No thank you， ma&#39;am， I just washed my hands against the fence outside before I　came in.”）

　　大人往往不是把孩子看得太複杂就是把孩子看得太天真。Issac Asimov讲过两个这样的笑话。八岁的小维利有一天问爸爸说：「我是哪儿来的？」（“Daddy， where did I come from？”）做父亲的一下子觉得天降大任，此其时也，何妨顺水推舟，一尽父责，给孩子灌输性知识。他於是带孩子到个僻静的角落，花了半个小时大谈生命之谜，然后问孩子说：「维利，这下是不是解答了你的问题？」维利说：「不，没有解答我的问题。小约翰是辛辛那提州来的。我是哪儿来的？」（“No， it doesn’t. Johnny Brown came from Cincinnati. Where did I come from？”）
　　　　史密斯先生眼看儿子十三岁了，认为应该跟他讨论一下成人问题了。有一天晚上，他把儿子叫进书房，轻轻关上房门，绉起眉头一脸冰霜对儿子说：「孩子，我想跟你讨论一下性爱问题。」（“Son， I would like to discuss the facts of life with you.”）儿子马上说：「好极了，你想知道些什么？」（“Sure thing， Dad，” said the boy. “What do you want to know？”）


　　　十九世纪有西人说青年才俊初入社会频频犯错，世称幼稚，实则年轻人尚昧於大人之幼稚耳。（“When a well-educated young man first enters society he is liable to commit many errors　which the world terms childish， simply because he has not yet learned how childish grown men really are.”）世事尽在不言中，嚷嚷何益？太监解小溲都要提防出声音；《红楼》里焦大骂主子们「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宝玉不懂，问凤姐「爬灰」是什么话？凤姐连忙喝道：「少胡说！那是醉汉嘴里胡唚，你是什么样的人，不说没听见，还倒细问！」这「没听见」甚不幼稚。

宋太宗赵匡义重刻《升元帖》，并由秘阁选出几位前朝大书家的墨迹摩刻成《法帖》十卷，拓赐大臣。宋徽宗赵佶后来见帖板断裂了，出内府所藏墨迹，重行摩勒上石，名为《大观帖》。

《大观帖》是大观年间刻的帖；这套汇刻丛帖刻工精良，胜於《淳化阁帖》，拓本流传极少，现仅存宋拓残本若干卷。

教育是栽培一个人的修养和知识，不是激发一个人的雄心和斗志。学习语文是文化的薰陶，是求知的乐趣，不是为了竞争优势，不是为了追求卓越。

学习语文过分讲求功利只会扼杀语文的教化功能。

趣者，学习语文之激素也。

中文英文真正好的人，常常会发现有些意念或构想中文难以表达，英文一说即懂，或者英文千言万语，中文顺手拈得。这也是语文有趣的地方。张爱玲的中英修养深厚，文章漂亮，可是，写中文信常常插进英文字句，读来或见深意，或见苦心，她给夏志清的那几十封信里随处都有：「缺少information使你更棘手，真对不起」；「你帮别人的忙反而觉得guilty」；「非常感激你给我的impetus，这是真话」；「我想预先make sure你提一声像中国诗画的手法」；「事实是这本书的pay-offs都在最后」；「请人endorse，中国人讚中国人他们不相信的」；「匆匆先squeeze　in这封信」；「鸨母说买小女孩是个gamble」；「别的所有available写序材料都请你斟酌」；「曼桢世钧重逢本来也是这样，不过写得perfunctory，没精打采的」；「像做侦探一样，thrilled得不得了」；「我的credibility　gap要等研究红楼梦的东西登在此间刊物上才会好一点」；「我找事是个chronic case而不是急症」；「因为这像solve a puzzle」；「我的收入需要last indefinitely」；「所以你写序请尽管take your time」。中文英文都可以拿来玩，张爱玲玩得真有趣，哪像在竞争？

查「董」字是监督之意，「董之用威」也。「董」字又训「正」，《楚辞》所谓「余将董道而不豫兮」，说自己虽然见先贤执忠被害，依然正身直行，不犹豫而狐疑也。

辟疆的《影梅庵忆语》追忆温香岁月，写得淒美得要命。

《元曲》里读过周德清《折桂令》说：「倚蓬窗无语嗟呀。七件儿全无。做什么人家。柴似灵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浆甕儿恰纔梦撒。盐瓶儿又告消乏。茶也无多。醋也无多。七件事儿尚且艰难。怎生教我折桂攀花。」忍着飢肠还凑得出这样好的小曲，文人确实会用文字下酒。意大利艳星苏菲亚罗兰身材剔透，说是全靠吃意大利麵条，还要像真空吸尘器那样吸来吃（“Everything I&#39;ve got I got from eating spaghetti. You try it... Spaghetti can be eaten most successfully if you inhale it like a vacuum cleaner"），吃得风流。


高阳好像格外喜欢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有一段时期写文章常常想到《笔记》，借题寄意。

高阳的《阅微新记》一文说纪晓岚的大著作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消遣之作的《阅微草堂笔记》似乎更引人入胜。他认为此书光怪陆离不可方物，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同工

　　　这几年来，我一直想读叶恭绰先生的《遐庵谈艺录》，寻遍坊间不可得，大为沮丧。这次看到《文库》里有一本叶先生的《矩园余墨》，收其晚年所写序跋上百篇，多涉掌故遗闻，又附其纪书画绝句二十六页，不禁急急翻读，虽然耽误了整个晚上的工作，还是值得：遐庵先生实在太渊博了。

　　十九世纪上半叶伦敦社交名媛Lady Blessington像一幅画那么秀美，诗人拜伦说她又有才情又标致，连晨起都好看（“very literary──and very pretty， even of a morning”）。

美国诗人 Nathaniel Parker Willis一八三一年在她的伦敦新居里认识她，马上在美国报纸的专栏里撰文称讚她年届四十却体态丰盈而不失玲珑之姿，肌肤雪白，眉发色浓，彷彿少女之细緻鲜嫩；说她蓝色缎子的衣服裁得很低，褶层缠绕前胸，越发露出两边肩膀之圆浑洁白，不啻剔透之浮雕（“Lady Blessington is now [she confessed it very frankly ] forty， her person is full but preserves all the fineness of an admirable shape and her complexion [an unusually fair skin with very dark hair and eyebrows ] is of even a girlish delicacy and　freshness. Her dress of blue satin was cut low and folded across her bosom in a way to show to advantage the round and sculpture-like curve and whiteness of a pair of exquisite shoulders ...”）。

　　传统英国文学的贵族气息向来浓郁：洋溢书香的沙龙是灵感的泉源，名门红袖的交往是文名的温床。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写府第管家的小说The Remains of the Day依然脍炙人口，正是人们对精緻文化之眷恋所致。

「只有在我有另一本书可以写的时候我才会写另一本书」（“I&#39;ll only write another book　when I have a book to write”）。

记得王国维评辜鸿铭译《中庸》的话，说辜氏此书是解释《中庸》之书，最能深知《中庸》之真意；「若视之为翻译之书，而以辜氏之言即子思之言，则未敢信以为善本也」。王国维举了几个例子阐释此说，指出辜氏为求译文前后呼应，不惜牺牲原文原意，比如以「性」为law of our being，以「道」为moral law。王氏认为不如译为essence of our being或our true nature为妥，而moral law则不如说moral order为佳。我没有想到王静庵的英文那么好，也没有想到他对西方哲学认识那么深。他说辜鸿铭译文常常以西洋哲学解释《中庸》，最显著的是「诚则形，形则著」数语的译法：
　　　　Where there is truth， there is substance. Where there is substance， there is reality. Where　there is reality， there is intelligence. Where there is intelligence， there is power. Where there is　power，there is influence. Where there is influence， there is creation.
　　　　王国维进一步指出「隐恶而扬善」，辜氏译之曰：“He looked upon evil merely as　something negative，and he recognised only what was good as having positive existence.”他说此处辜氏又以西洋哲学解释古书，根本忘了此节不能有此意也，盖positive和negative乃希腊以来西方哲学上的一种思想。他甚至说辜汤生这样做是断章取义以读书，「吾窃为辜氏不取也」。辜鸿铭学问的确好，西学尤其通达，文章的铺陈和应对之技巧都带西人之辩才。这是他最大的本事。王国维正经，没有他俏皮，要抓他小辫子有何难哉？然则这个同安人终於输给海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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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桥:《博览一夜书》

　　一个多星期之前读到张系国谈政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冻省定律》一文，说是当政治语言盗用了文学语言，文学唯一的反击之道就是反过来模仿政治语言，让大家的想像力由政治延伸回归到文学。政治语言套用文学语言之后的确愈来愈生动，霸佔了大众的想像力，文学更加靠边站了。

　　政治语言盗用文学语言其实是政治成熟的表徵，应该鼓励，大可提倡。彭定康借傑克.伦敦的诗句骂人，果然让人怀念到如今。

文学语言是政治语言的糖衣，正如政客偶然必须化装扮演一下圣诞老人，制造美丽的「割禾青」景象。乔志高说：一百年前，美国一位八岁小女孩维琴尼亚写信给《纽约太阳报》，问编辑先生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圣诞老人？该报以一篇经典社论答覆她，说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是眼睛看不到的，是狭小的心眼想像不到的，像爱心和慷慨和忠诚，把我们的生活带到最美丽最快乐的境界（“Yes， Virginia， there is a Santa Claus. He exists as certainly as love and generosity and devotion exist， and you know that they abound and give to our life its highest beauty and joy.”）　　

周瘦鹃笔下的花花草草大半是寄情之作，十足旧诗词的韵味；刘大任所写则多参考古今中外专著，有根有据，处处新意，可见时代不同了。

英国一些山村小镇的湖边溪畔常常看到野生的黄水仙，一丛丛，一簇簇，香气随风四散，跟William Wordsworth的诗一样撩人幽情。都说英国玫瑰又多又好看，我向来爱她待放，嫌她盛开，盛开了俗得要命。

原来郁金香的原产地也在中国，贺永清说他从古籍里考证出新疆和西藏都是郁金香的故乡，两千多年前经丝绸之路传到中亚，再到土耳其，十六世纪传进荷兰，荷兰人精心培育，养出许多品种。

我一向相信一座城巿花草树木的多少可以看出这座城市的盛衰。缤缤纷纷的，这城里的人一定温饱安逸；无花无树的地方可能很富有，心灵却是饿的。

有一张照片里有徐锺佩，我念书的时代啃她的名著《多少英伦旧事》，学会了写通讯稿的窍门。

　　公文难写，中外皆然。难在语气的分寸，难在语汇的贴切；既要人情练达，却不可虚应故事。卑而不贱，严而不骄，对什么人说什么话，说什么事用什么笔调，大有讲究。可文言，可白话，只要写得好就好。

　　樊崧甫是官场老手，深谙化解危局之道，也摸清蒋介石的脾性，他对郭忏说，蒋不会惩办自己，李宗仁他不敢惩办，陈诚他舍不得惩办，不惩办你惩办谁？你肯承认，他会放过你，替死有功。樊崧甫接着说：「至於承认也只承认一半，抽象的承认，不要具体的承认。辞意我替你拟，大意是：『承蒙钧座不次提拔，委以江防重任，理应感恩图报，建树功勋，无如职能力浅薄，指挥乏术，致使宜昌名城沦陷敌手，树戾昭彰，百身莫赎。但职报国有心，尚欲再接再厉，效命疆场。承蒙钧座俯念追随多年，不无微劳足录，发往军前，戴罪立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胜待命之至。』你看怎么样？」郭忏恍然大悟，马上照这辞意拟稿。不久，蒋介石批下来了：「交军法总监核办」。

　电视上重看Regarding Henry，还是觉得很出色：

哲理常常是平板的，阐释哲理的寓言才是历代艺术工作者赖以攀登创作高峰的阶梯。这里面纯技术的难关容易克服，创作者心智品味的高下却骗不了人。以电影艺术而言，我一向偏爱欧洲和中国大陆的作品，觉得从导演到编剧到演员，心中多多少少都飘浮着忧患意识，有大地的老根，有传统的脉搏。好来坞历年不少批判美国意识的影片也非常隽永；由於他们的电影圈里不乏欧洲型的饱学之士，不论悲剧喜剧，往往都会体现沉厚的深度。香港五、六十年代出品的国语片都是南迁文化人的心血，成绩不俗。

　　我不认为乡土感情和忧患意识是艺术创作和警世文章的不二源头，我只觉得文人艺术家不可能在心如浮萍的游移状态中经营出有叶有根的烛照人性之作。物力多屈的农业社会里，人人也许应该相信文穷而后工之说；现代人必须培养的倒是自我磨砺而不存怨望的广阔怀抱。

慢慢的我发现人生的浮沉由不得自己作主，走哪一条路子甚至会走多远根本不在自己的计算之中。我於是总是安於埋头做完眼前的工作，不敢相信明天是不是还有这样的环境和心情去做好一件事。台静农先生一句「人生实难」，我每一次看到想到都心疼：八十几年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老人家留下的四字总结竟带那么无奈的憾意。

也许作家、美术家、音乐家都必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不快乐才能够创造出自己满意的作品。「不朽」是千秋万代人的事情，轮不到创造不朽作品的人刻意追求。新加坡报纸问金庸怎样回头看自己的作品？他答道：「找到不少错别字。」浅浅的话，深深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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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书总爱先读序文。序文难写，写得好，书一定不差。我向来怕写序，正是担心坏了全书几万字的功德。

雷颐是副教授，是中科院《近代史研究》的副主编，深沉的学术训练虽然束缚了他灵动的文采，所议所论却不是象牙塔里的幻象，现实之处沉痛得教人沮丧。他不忍心责备要用菲薄的薪金吃饭、住房、养家的学者，知道他们必须靠稿费和职称谋求一点宽裕，很难不顾人情建立一套客观、科学、公正的学术评价系统。「为公平计，只得以铅字的多少、码字儿的高低作为评定学术水平高低的标准」，因此，「『著书不立说』成为新的人文景观，『著作等身』一词正在失去原有的文化内涵，而渐渐成为物理意义上单纯的物体对比」。认识了这样的人文景观，看到了开发商逼走中科院图书馆的珍本善本古籍，雷颐自然不觉得惊讶，却有权表示他的感伤甚至是愤慨。他欣赏温文尔雅的朱自清先生偶然发作的脾气，一言不合命令一个来访的学生滚蛋；宴会上不耐烦大家互相让座，径自坐上首席，有了这样的另一面，朱自清才真正称得上是「最完整的人格」，雷颐说。我常想，中国也许真需要朱生先这样宁静的噪音。

京戏唱词很有味道，我不懂戏，光看那词也消魂

在台湾的时候读齐如山的书，文字好，故事多。后来读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写的《舞台生活四十年》，文章大好，眼界大开。黄裳先生新书《妆台杂记》里有一篇谈许姬传的遗著《许姬传艺坛漫录》，说「姬传笔墨最出色当行的是白描」，举了他在张勋堂会上记孙菊仙的一篇为例。黄裳先生说许姬传举重若轻，他的散文有特色，不加粉饰，纯出自然。黄先生还说：「他出身旧家，从小受的是传统文化薰习，简直没有接受过新文学的影响，他自己说爱读《红楼梦》，吸取的是传统的写作方法。有的人就批评他纪录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笔墨陈旧，与时下的文风脱节。我看这正是他的特色，弥足珍重的特色。」

有根有据的学说跟所有站得住脚的文学、绘画、音乐一样，是艺术。艺术讲究的是贝聿铭说的「延续精神」，是承先启后的不朽的有机结构，不会过时。学者必须具备历史意识。具备历史意识的人都知道影响过一个时代的「艺术品」都不会死：唱了上百年的《捉放曹》还有人在唱；莎士比亚的作品是修练英文的陈年灵丹；一个神智正常的人不会去敲破前朝的青花瓷器。那些正是黄裳先生说的「弥足珍重的特色」。批评Berlin学说过时的学者摸得Berlin的屁股就算祖宗显灵了。

我很喜欢看这样平实的叙述，不论电影不论文字都喜欢。不是说高深的作品没有价值；越高越深越难懂的作品越衡量不出价值来，可能无价，可能非宝。平实的作品看了容易有反应，是好是坏不难判断，因此也越难处理得好：烂兮兮的平实电影和平实文艺满街都是。

导演的学问知识和人生经验决定一部电影的气魄和内涵。《椅子》中老校对一颦一笑都点出旧式文化人孤傲而善良的性情，导演经常注意用背景的情调去烘托这一份内心世界，浓淡适中，有一点苍凉，有一点倔强。

　　胡适之写的白话文书信我很喜欢，清楚明白之余还很有感情。这样的文字固然不适合写公函与报告；胡先生写公函、写报告另有一套文体，是浅白的文言，那是最值得香港官府参考的范本了。

胡适之当然不会接受行政院高等顾问的任命，他写了一封这样的电文给蒋介石：
　　　　适自民国二十三年第一次致公书以来，每自任为国家作诤臣，为公作诤友。此吾国士大夫风范应尔，正不须名义官守。行政院高等顾问一席，敬乞准辞，想能蒙公鉴原。顷得西南联大梅蒋两校长电，令适回校教书，一俟医生检查身体后，倘能胜高飞，当即作归计。并闻。


　　　不论上行或下行，公函都不宜插入太多空泛的客套话。胡先生高风亮节，待人以诚，笔下没有一句废话，全篇散发谦和高尚的尊严。做官的要有这样的胸襟然后气概才会华美。他当驻美大使期间，国际局势一有大变化，都要汇报国府。这种报告当然更要写得简洁了：「美国之国际政策，数月来急转直下，罗斯福总统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广播词与本年一月六日之致国会咨文均为重要宣言，要旨九点：（一）公然承认美国一百七十年来之安全实由於英美海上之合作，英若颠覆，美必孤危。（二）公然承认民主国家之政治哲学与侵略国家之政治哲学势不两立，绝无妥协可能……」全篇报告都直截了当，短句取胜。胡先生的结论是这样写的：「以上九条为罗文要旨。其魄力之雄伟、立言之大胆为三年来所未有。此中关键全在三事：（一）为六月以后英国之危机；（二）为去年九月柏林德日义三国盟约；（三）为罗氏三任胜利当选，显示国民对罗之信任投票，立法机关已不能牵制，故罗氏敢放手做事。」

　　扬之水替这本书写的《跋》开笔就点出金性尧文章的特性：「很早就喜欢先生的文章，最初的『相识』，大约就是从几篇旧文开始的。先生之文，不以文采胜，亦非以材料见长，最教人喜欢的，是平和与通达。见解新奇，固亦文章之妙，但总以偶然得之为好；平和通达却是文章的气象，要须磨砺功夫，乃成境界，其实是极难的。」这是对的。金先生考评史事的文章篇篇都做到平和与通达，靠的是他的见识和情味。历史不可能有规律；史书不可能无偏袒；研究历史的人因此格外需要阅历与识见，也不可没有敏锐的思绪和感情。判断和结论无非只是判断和结论，历史家既乏起死回生之术，证据是不可能从古人的墓园里长出来的。因为这样，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始终在做着「读史漫兴」的工作，尽量利用虚无缥缈的史料营造一座历史气象的主观複制品，供人追忆，供人深思，供人借鑑。金性尧先生的读史文章发挥了这一层功能。他在《清代笔祸录》一书的《前言》里说：「三百年的时间过去了，文字狱也将成为历史的魅影，今天面临的是新的时代，维护良知，发扬宽容，免於恐怖，耻於诬陷，是一切明智者的共同祈望。」这正是金性尧议论古人古事的深意与寄托。

　古书校雠是历来读书人测验学术修养的一大法门，琐琐碎碎的小地方都不可放过，一字之定夺几乎是文章生死之判决。

春宫画得好，自有其艺术与文化价值。十几二十年前，我在英国与荷兰陆续买到一些欧洲新新旧旧的秘戏版画，都小小张，传神得很。后来注意到欧洲各地的春宫藏书票，两三英镑一张，当时算很贵了，但确实好。最后是专收大名家Mark Severing限印签名的版画春意仕女藏书票，也有秘戏图，玲珑娇媚不可方物。

论erotica 藏书票，severing是欧洲第一枝笔。

　　春宫秘戏确实可以引发古今中外士大夫的雅兴，也许是为了满足窥秘心理，也许是纯粹的审美享受，只要没有危害个人的道德行为，从纸上的合法远观发展成床上之非法近狎，当也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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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古籍出版社的《民国笔记小说大观》里收了徐一士的《一士类稿》和《近代笔记过眼录》。这些书我以前都读过，内容包罗万有，文字不深不浅，可以拿来学学那样精简的构造。历朝笔记文学多有这一层好处，既不像小说之拖沓，又不像经典古文之凝奥，从中偷师，事半功倍。现代中文的毛病多因文言底子薄弱，句子累赘。日前见报章社论题目作《异见若无罪，民主才有望》，对仗工整，立意正直，我却觉得似乎可以再精简一点，不要「若」，不要「才」，成《异见无罪，民主有望》，当更有力！
　　　　《一士类稿》里的《序言》说，作者的父亲为作者讲书最多，《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闲书」都用功读，「以其为文言而杂白话，得此基础，可为阅读他书之助也」。

我不排斥带点西化的中文，那是消除文章迂腐气味的一个办法，也是改进汉语的一条途径，何况新科技新知识突飞猛进，中文不够应付，非创新词新句法不可。可是，一般的中文应用文一味迁就洋人的思维和洋文的逻辑，往往显得生涩：「香港能有今天的成就，主要是因为我们兼收中西文化所长，有多元化的教育机会。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同时，我们面对的挑战是要维持香港在国际的竞争，为祖国的现代化作出贡献。」从洋化的角度看，教统会第七号报告书里这段话顺理成章，没有问题，因为英文确是这样铺排的。可是，中国人运笔的力度应该有点不一样，实在不必死跟英文：「今日香港百业兴旺，成就卓然，实有赖於中西文化之汇粹与教育机会之多元。迈进二十一世纪之际，我们既要维持在国际上的竞争实力，还要致力协助祖国走上现代化道路。」

我一向相信文化人的结社交往必须建基於学术的交流和性情的陶冶，可以偏激，可以乖戾，可以愤世，却不可抱太深的门户之见，应该鼓励豁达的胸襟以容纳异见。「百花里」文化圈中人人各有不同的成就，各有鲜明的个性，价值观基本一样，却好像从来没有一致的主张和宣言。这样的知识分子流派，正是一个开放社会不可没有的景观。

文化沙龙所营造的「生态环境」，必须是具有传统观和世界观的氛围的环境：「百花里」的Virginia　Wolf跟凌叔华是好朋友；E M Forster一度与萧乾通信不断；徐志摩编杂志，美术设计大受Aubrey Beardsley的影响。

一九四0年夏天赵瑞蕻毕业了，他请吴宓在一部《丁尼生诗集》的扉页上题字留念，吴宓用红墨水的钢笔写了几段Matthew Arnold的 Culture and Anarchy里的名言：“The pursuit of perfection， then， is the pursuit of sweetness and light.... Culture looks beyond machinery， culture hates hatred； culture has one great passion， the passion of sweetness and light.... We　must work for sweetness and light.”我也读过这段话，中间还有一句是：“He who works for sweetness and light united， works to make reason　and the will of God prevail.”阿诺德在牛津教过书，一生鼓吹文化教育，指望人民群众「获得知识，情操高尚，富於美感」。我查出他的「甜蜜与光明」之论，典出Jonathan Swift的The Drapier’s Letters： "Instead of dirt and poison we have rather chosen to fill our hives with honey and　wax； thus furnishing mankind with the two noblest of things， which are sweetness and light.

　　　于右任家书写在监察院的用笺上，每纸大大的字只写四行：
　　　　望德：
　　　　奉中央命，政府将西移；国事至此，更当自勉。终夜不寐，起而为汝写数字。我每感痛苦者，即所学不足以应变，欲报国家，有心无学，皆涉空想。我常说，学无用之学，等於癡人吃狗粪。汝此后将自己所学，要切实检查一遍。以后用功，要往切实处做才是。汝所学告段落后，我是盼汝等归国。目前无费，故嘱多住几日。倘路费寄到，回国后广州如不好走（因粤港敌人轰炸），即到上海家中蛰伏，多做东西，国中多少事，也可以明白。我少担任一分学费，在工作上可以加增力量，国家总账上也可减少几文支出。我前途如不幸，民族复兴之大业，望汝弟兄两媳两孙继承。
　　
　　 右任
　　　　十一月十六日早五时於南京
　　
　　　　这样的高官，这样的胸怀，全封信不涉「爱国」二字，而家国之情流露无遗，甚至替国家省几文钱也都挂在心上，难怪今年九十八岁的徐伯璞先生感动不已。

英文称诡计多端的人为fox；体态诱人的女人则称为foxy lady，正是狐媚之姿。

纪晓岚认为模棱不敢下断语，原是自全的善计，可是，世故太深，自谋太巧，不必回避的都回避了，应该做的都不做，往往坐失事机，留为祸本，终致不可收拾，「此士人见诮於狐，其小焉者耳」。

当然，新体诗能够写到美国诗人保罗&#8226;安格尔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境界，还是值得击节的：「我拾起一块石头/我听见一个声音在里面吼：/『不要惹我/让我在这里躲一躲』」。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纸壁斋主人荒芜称讚这首诗「是傑作，形象地刻划了文革留在中国人心理上的恐怖。」

阮咸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琵琶，姓名遂成那种拨弦乐器的名字，简称「阮」，所谓「拂琴拨阮」，用拨子或假指甲弹奏。

当时统治者推行礼乐教化思想，他（嵇康）偏偏断言音乐本身并无哀乐可言。以弹《广陵散》著名。

　　
　　 博览一夜书
　　
　　　　（一）
　　　　我真想一夜致博，问了好几家书店都没有吴霭仪说的那本妙书：How To Become Ridiculously Well Read in One Evening。问她，她说不必买了，她找出来给我。今天果然送来了。薄薄一本企鹅，一九八五年初版，编者E O Parrott一九九○年六十六岁就去世了。视力衰退，辞去教职，专心写作，编撰过好几本很俏皮的妙书：How to Become Absurdly Well Informed About The Famous And The Infamous；How to be Tremendously Tuned In to Opera；How to be Well Versed in Poetry。他的《前言》一上来就说博览群书，梦寐以求（“To be well-read is surely highly desirable”），而生也有涯，书也无穷，总不能放弃电视节目放弃酒馆啤酒去死啃名著。他说想当年散文家蓝姆早就想出简化名著的绝招，编写《莎士比亚故事集》（Tales from Shakespeare），后人於是纷纷续貂，有的狗尾，有的貂尾，弄到后来，明明是正襟危坐的作品，都作兴羼入非非之想了（“It is now the fashion to seek for sexual meanings and pornographic undertones even in passages where almost certainly the author intended nothing of the kind”）。
　　　　（二）
　　　　这本一夜致博的指南倒是黄黑红白依样画葫芦，不太加油添酱。吴霭仪引过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给缩成两行诗：
　　　　Smart girls make passes
　　　　At the working classes.
　　　　千真万确是时髦女郎勾引劳力汉。Vladimir Nabokov的Lolita更是娇滴滴春情早发，色迷迷雨打梨花，浪荡荡一「榻」胡涂：
　　　　Pert， pubescent child，
　　　　Is defiled by perve with nerve，
　　　　Till Quilty gets wild...
　　　　Dylan Thomas 的 Under Milk Wood说的是寂寂小城，无风作浪；说三道四，蜚短流长；从早到晚，上床始忘；所为何事？一片空茫！
　　　　O little town of Llareggub，
　　　　How still we see thee lie，
　　　　Then gradually the place wakes up
　　　　And， as the day goes by，
　　　　We hear the locals gossiping，
　　　　they prattle till nightfall，
　　　　Then off they go to bed again.
　　　　What s happened？ ﹣ Bugger all.
　　　　英国人社交聊天靠肚子里的杂料撑场面，这种书内容浅浅寓意深深，最能助人稳操胜券。全书共有三十一位作者执笔，各显奇才，也如比赛。事实上，这些作家的确喜欢比赛；编者自己是“entries in various literary competitions”；作者有的“has been a literary competition winner for many years”；有的“was joint winner of the １９７３ Daily Mail competition”；有的“Has been a regular literary competition winner since １９５０s”。有的似乎是上了瘾：“An inveterate weekend literary competitor”；有的一九四○年就参赛到现在。书后的作者简介也有趣，有的说讨厌旅行，讨厌谈论自己作品的作家；有的说有四名孙子和八枚还相当管用的牙齿（“four grand children and eight fairly sound te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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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中的辞赋大半富於文采而有堆砌辞藻之病，收笔前点睛之讽谏才是全篇的价值所在。辞赋难度很高，是文人修练文字功夫的文体，实在不必深责。

　　　钱先生《管锥编》好看之处是博学而不迂腐，纵笔上下古今中外千百年而毫无隔阂，况乎亦庄亦谐，每一页都是一个惊喜。红拂、宋祖、燕青固然百虑一致，钱先生为了进一步说明「兄妹之约」的苦心，还引用David Garnett的The Familiar Faces中一段轶事：「当世英国一小说家撰自传，记曾识一女小说家才高而貌寝，恐其锺情於己，乃与书约为兄妹（“I asked Dorothy Edwards in a letter if she were willing to adopt me as her brother，and allow me to adopt her as a sister. I hoped that if we adopted each other in this way， we should be able to avoid a sex　entanglement.”）」貌寝是相貌丑陋之谓。

　　我喜欢读儿歌、童谣，老觉得那是唤回童年温馨记忆的彩虹桥樑，过了桥就踏进故园的旧时岁月。我也相信儿歌童谣的句法词汇和意境，都是语文的营养剂，跟诗、跟词、跟歌一样宝贵。

有一首《一年里的蔬菜》我很喜欢：
　　　　一月菠菜才发青，二月栽的羊角葱。
　　　　三月芹菜出了土，四月韭菜嫩青青。
　　　　五月黄瓜大街卖，六月葫芦弯似弓。
　　　　七月茄子头向下，八月辣椒满树红。
　　　　九月大瓜麵又甜，十月萝卜脆松松。
　　　　十一月白菜家家有，十二月蒜苗水灵灵。
　　　　全首按月份点出菜蔬时序，既有农耕知识，也见形容生动，确是好玩。这样浅浅白白的文字，给初学者捉摸造句的韵味，最是有用。日子久了，从这些儿歌走向诗词文章的创作之路，自然可观。再说，我始终相信民间乡土风味的薰陶是亲近语文、驾御语文必经的过程。「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於天，画船听雨眠」，是这样来的。「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也是这样来的。「九月大瓜麵又甜」一句，「麵」字是方言，指食物纤维少而柔软，比如「红薯很麵」。「这个瓜是脆的，那个瓜是麵的」。


《十二月花》：
　　　　正月百花云里开，二月杏花送春来。
　　　　三月桃花红似火，四月芦花就地开。
　　　　五月栀子心里黄，六月荷花满池塘。
　　　　七月菱花铺水面，八月桂花满村香。
　　　　九月菊花黄似锦，十月芙蓉赛牡丹。
　　　　十一月无花无人採，十二月梅花斗雪开。
　　　　儿歌越是写得像一幅画越好，像缘缘堂丰子恺的那些作品。冰心先生的《寄小读者》洋溢的是亲情；丰子恺的画点染的是世情。

美国人类学家Donald E Willmott的The Chinese of Semarang： A Changing Minority Community in Indonesia，要我找来一读，说是一定觉得有趣。

章炳麟那对「寻君千载后，而我一能无」；

　　　印书确是正经大事，藏书更是名山事业，殊难草率。乾隆嘉庆年间常熟瞿绍基及其子孙五代藏书处叫铁琴铜剑楼，与山东聊城海源阁、归安陆氏皕宋楼、钱塘丁氏八千卷楼齐名，合称清季全国四大藏书楼。常熟那地方真的很有灵秀之气，陈从周先生说从明代赵琦美脉望馆、毛晋父子汲古阁、清初钱谦益绛云楼、钱曾述古堂之后，就是瞿镛的铁琴铜剑楼了。那藏书楼「门临清流，绿杨环列，平桥曲水，是个环境优美的地方，正如瞿氏所著：绕岸一湾溪水绿，当日十里菜花黄，垂柳又垂杨」。解放初期，成自邦住过这幢藏书楼，说后楼「铁琴铜剑」匾额是淡黄色的木匾，字是石绿色篆书。天井里种了几棵天竹，前楼外面有一棵高大的白玉兰树，气息极佳。

翁同龢为藏书楼写对联刻得格外传神：「入我室皆端人正士，升此堂多古画奇书」，十六个字笔壮福厚，实在好看。

　　我常常觉得老一辈读书人确比我这一辈用功，人情也甚练达，偶有遗老气、头巾气，毕竟耍得出傢伙，不失风度。那跟我们的浮躁浅薄是不同的。

冰心对翻译讲了三个观点。一是翻译必须是有价值的。她总是先读一遍，印象深刻，重读一遍，直到觉得实在有翻译价值，这才着手翻译。二是译者必须敢於对译文负责。她主张依原文翻译，不赞成从别人的译文翻译。她译泰戈尔的诗，不是别人从印地语译成英文后再由她译成中文；她译的是泰戈尔自己用英文写的诗。冰心说，她是在有把握了解作者的原意之后才动笔翻译，「在『信』字上，我自己可以负责」。这正是「译德」。三是要尽量翻译自己熟悉和喜欢的作品。

重译别人翻译的作品当然不是最好的做法，可是，当年翻译家汤新楣重译了一些人家译过的作品，却有脱胎换骨的神功；他重译海明威的《战地春梦》是最好的例子。

　　文学经典著作大半比较深奥，译者经常需要在译文中穿插许多註解，翻译於是与学术研究合二为一了。周作人的译文常常附加许多译註和译者附记，陈子善认为那往往是一篇篇学识和情致揉而合之的小品，可惜出版社往往删去这些部分，免得读者觉得深奥沉闷。周作人当然很不开心。

　　　周作人的译文有的地方大见文采，有的地方笔力却弱了。那是从事翻译的人都很难避免的景况：「沿了恣意茂生着的木槿的篱笆，有一座古旧的瓦屋顶的大门。进了门，即是荒山氏住宅，斜着走去，才是我家。据说从前是什么阔人的邸第，现在只孤独的剩下两户人家，周围全都是蚕豆田了。」有一些段落，往往只是句子里的「着」字在作怪，译笔还是很可观摩的：「凌霄花缠绕着直到树梢，花在夕阳中映照着，非常美丽。在豆田中间，桑树以及苹果树茂生着，枝叶交加，几乎分不出界限来。风一阵吹来，蚕豆的叶翻转白色的背面，波浪似的乱动。豆花的香气宛如漂浮在空中，阵阵袭来。我平常总在田中和绢姑玩耍。」老实说，我还是比较喜欢读周作人的那些《译者附记》。

消渴是中医学病名，多指糖尿病。

　文章最难是得体。得体即得当，也指恰当，恰如其分。

《菜根谭》里说：「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这「恰好」与「本然」正是「得体」。
　　　　中国人红白两事都不可马虎；红事喜庆，吐属吉利并不太难；白事沉痛，措辞得当最考功夫。曾国藩自诩最会写輓联，有门生死了妻子，他写的輓联云：「亲见夫子为文学侍从之臣，虽死无憾；观於人言谓父母昆弟无间，其贤可知」，人人称讚深得老师口吻，言得其体。


　　　李芋仙刺史輓名伶联云：「参不透絮果兰因，结局竟如斯，逝水年华悲梦断；抛得下舞衫歌扇，逢场今已矣，落花时节送春归」，人称确切不移，的是才人之笔。柏文僖公葰因戊午科场事被诛，有人輓以联云：「其生也荣，其死也哀，雨露雷霆皆主德；臣门如市，臣心如水，皇天后土鉴愚衷」，张祖翼说「於无可着墨之中而落落大方，不着痕迹，可谓得体」。

　　得体的文章最忌冗长；长则本来得体也变为不得体了。B.L. Taylor说：世上闷人真多，你问他好，他真的一五一十告诉你他好不好（“A bore is a man who when you ask him how he is， tells you”）。文章一闷，当然就不会得体矣！千万不可相信喋喋不休的高谈之士说「总而言之」；那不是结束语，是重新开讲（“Beware of the conversationalist who adds &#39;in conclusion&#39;. He is merely starting afresh”），Robert　Morley说的。　读文章不妨先瞄一瞄收尾的部分，一见「总而言之」、「最后」等语，此文必闷，也难得体。

人生毕竟有许多话实在不必多说

　　金耀基先生是我生平很敬重的一位学人。我读过他的不少学术著作，很为他的治学心境所感动；我也读过他的不少散文小品，很为他的才情文思而惊羨。

柳存仁先生认为研究中国学问需要「努力爬罗剔抉，就前人的业绩上去芜存菁，希望能够在一个可以预计的时期内在某一方面做出一点成绩来」，余英时先生说这是现代学术专业化的一个中心观念。

陈援庵关於现代学术论著的一段描述：「论文之难，在最好因人所已知，告其所未知。若人人皆知，则无须再说；若人人不知，则又太偏僻专门，人看之无味也。前者之失在显，后者之失在隐，必须隐而显或显而隐乃成佳作。」我很早以前也读过《陈垣来往书信集》里的这段话，每读学术著作，总是以此为度量高下之标准，果然大有启示。搜集材料、考证材料乃至联缀成文，那都是非常磨人的事情，但是，最艰难的还是陈援庵说的「凡论文必须有新发现，或新解释，方於人有用」。

　　写History of England 的十九世纪英国史学家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成名既早，享誉也久，文运之佳，惹人艳羡。他二十五岁在《爱丁堡评论》论米尔敦一举大红。此后二十年为该期刊撰文不休，论历史、论文学，写什么像什么。一度出任辉格党议员，也在印度总督府最高委员会任职，写法律与教育问题的专著，脍炙人口，影响甚大。后来当过英国陆军大臣、军需总监。一八四二年出版《古罗马之歌》（Lays of Ancient Rome）；《文论史评集》（Essays Critical and Historical）畅销整个世纪，这部文集其实既教条又浅薄，有人讥之为「当代偏见大全」（“a key to half the prejudices of our age” ），可是词藻华丽，句句自信，尖刻聪明，一般读者都为之倾倒。麦考利的本事是笔下能融学人之治学方法与报人之畅美文风为一体（“able to mesh the research of the scholar with writing that has the　colour and pace of the journalist”），他的《英国史》世代传诵，自不待言。

　　我对英国史毫无兴趣，初读此书但觉流畅，后来才知道英国人都说麦考利的文笔教人「爱难释手」（“compulsively readable”）。Lord Acton说他虽然既拙劣又可憎，却可跻身大家大师之列（“He remains to me one of the greatest of all writers and masters，although I think him base，contemptible and odious”）。Thomas Carlyle也治历史，写过《法国革命史》，可惜文笔孤绝怪癖，远比不上麦考利讨好。难怪他说麦氏只限於辞书之渊博，十足花厅狂妄之徒，既无识见，难成大器（“At bottom， this Macaulay is but a poor creature　with his dictionary literature and erudition， his saloon arrogance. He has no vision in him. He will neither see nor do any great thing”）。

　　钱锺书先生说，法国俗语嘲笑无智者说：「渠头中有屋招租」。有不晓人事者，亲表戏於其头巾上帖文字云：「此处有屋僦赁」。英国一文人自负好头脑，狂言说：「吾将大书额上曰：招租」（“I will write upon my forehead in legible characters， &#39;To be Let&#39;"），他父亲听了说：「儿乎，莫忘加『空屋』两字也」（“And under that write ﹣ &#39;Unfurnished’”）。然则卡莱尔若说麦考利额上应大书「招租」二字，麦氏可建议卡氏帽子上大书：「床位招租」，喻其心胸之狭窄也。

黎泽济写《王湘绮笺启饶情趣》，说到过去谋职找事要强有力者写荐信，湘绮广交督、抚、府、道，因此常有人求他写八行书。写八行书是要送人情的，湘绮《致马生》书中说自己「用度浩繁，专靠出卖风云雷雨。一信百金，久出笔单」。道士做法术是出卖风云雷雨，王湘绮於是说写荐信全靠吹嘘，简直出卖风云雷雨。骂自己骂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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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肯的《盖茨堡演词》（The Gettysburg Address）是辉煌的历史文献，辞藻精炼，掷地有声，全世界世世代代爱好民主自由的国家和民族都应该奉为安身立命的圭臬，学习英文的人更必须尊为颠扑不破的范本

我当年在美新处工作的时候曾经细细对照过这份中英文本，得益良多；这次重看一遍，觉得中译虽好，有些词句还是可以略为改善。
　　　　“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 our fathers brought forth on this continent a new nation， conceived in Liberty， and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美新处的中译说「八十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在这大陆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它孕育於自由，并且献身给一种理念，即所有人都是生来平等的。」我突然觉得，这第一段话似乎可以译得更精炼一点：「八十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大陆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既以自由为立国之本，并且一心致力体现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林肯接着说：“Now we are engaged in a great civil war testing whether that nation or any nation so concieved and so dedicated， can long endure.”　中译本说：「当前，我们正在从事第一次伟大的内战，我们在考验，究竟这个国家，或任何一个有这种主张和这种信仰的国家，是否能长久存在。」为了跟前文的「立国之本」遥相呼应，我想，这句话不妨弄得更加紧凑：「当前，我们正在从事一次伟大的内战，考验这个国家或任何一个以此为张本与信念的国家究竟能否长治久安。」接下去的英文是：“We are met on a great battle field of that war. We have come to dedicate a portion of that field as a final　resting place for those who here gave their lives that that nation might live. It is all together fitting and proper that we should do this.”　我只嫌中译本用了太多「一个」和「那个」，文气因而涣散：「我们在那次战争的一个伟大的战场上集会。我们来到这里，奉献那个战场上的一部分土地，作为在此地为那个国家的生存而牺牲了自己生命的人永久眠息之所。我们这样做，是十分合情合理的。」我试试减掉一些字：「我们聚集在那次战争的伟大战场上。我们来了，为的是将战场上的一部分土地闢为在这里保全家国而牺牲生命者的长眠之所。我们这样做，自是合情合理的。」
　　　　林肯说，我们无从点化这片土地为万人景仰之地，因为在这里战斗的勇士已经将之化成神圣之地了，「远非我们的菲薄能力所能左右」（“far above our poor power to add or detract”）。中译「所能左右」的「左右」是支配、操纵之意，断非林肯所愿；林肯说的是「远非我们菲薄的能力所能增一分光辉、减一分荣耀」。此外“It is rather for us to be here dedicated to the great task remaining before us”，中译说，「我们应该在此献身於我们面前所留存的伟大工作。」我倒觉得「留存」不是太好的中文，「奉献」和「伟大工作」也用得太多了，不如说「我们应该在此致力完成眼前未竟之大业」。同样的，“...We take increased devotion to that cause for which they gave the last　full measure of devotion”，中译本说，「我们要更坚定地致力於他们曾作最后全部贡献的那个事业」。「曾作最后全部贡献」也许正是中文常说的「全力以赴、至死不渝」。我们念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都要背诵大鬍子林肯的《盖茨堡演词》，匆匆数十年过去了，每一次重读，竟都传来不同的金石声，很怪。



　　 一种解释，一个看法
　　
　　　　（一）
　　　　《读者文摘》中文版新辟《词锋》栏，思果先生写《冠词滥用》，重申他痛恨中文恶性欧化，变得啰唆丑陋。他说，英、法、德、意、西班牙文都有冠词，拉丁文没有，中文欧化之后也大用起来，不定冠词尤其滥。他引用国学大师钱穆《国史大纲》里的「一」和「一种」，说「都是用不着的」：「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凡对於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仅当於一种商业之爱」、「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等等。他也引用赵元任在台湾大学的演讲，引用文法大师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指出这两位名家的欧化冠词之不足为训。
　　　　思果在他的《功夫在诗外》一书里也谈过这些问题，挑剔钱穆、赵元任、王力之外，还数落好几位著名作家滥用「一个」和「一种」的通病，可见他真的觉得这样的中文祸害确是难以忽视了。思果先生是散文家，始终主张文字不容渣滓，推崇Virginia Woolf说的「散文容不得不纯净的文学成分」（“There is no room for the impurities of literature in an essay”）。我好几年前听到思果先生反对中文滥用冠词，下笔不禁格外小心，生怕随时会犯脱裤子放屁的毛病。有一回，我为一幅选美彩照写说明，前面用了「万般风情」形容一位参赛者的神韵，后面用了「一种媚态」描述另一位参赛者的风姿，自觉对仗巧妙，绝非冗文。这当是思果也可以接受的《白雨斋词话》里的说法：「另有一种伤心处说不出处」、「一种悲惨慷慨，郁结於中」。我从此常常提醒自己「一个人在纽约」和「独自在纽约」的不同之处。
　　　　（二）
　　语言文字都要演变，方言化固所难免，外国化也避无可避，只要不是过份乖戾，通常都会慢慢流行开来。词汇是这样，句法也是这样。时代一远，古人遣词造句的习惯我们常常觉得陌生，解释都出现分歧了，这正是语文有趣的地方。中文欧化多用冠词、不定冠词，听起来或读起来并不太失当，讲究字斟句酌的作家有权不去随俗，别人用起来达意似也不必厚非。
　　　　柳存仁先生日前给我看他的一篇近作《读西蒙.李（Simon Leys）英译＜论语＞》，文中说到「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一句，几位译者的英译竟都大不一样。James　Legge译为　“He does not exercise his judgement upon matters”；刘殿爵教授译为“Yu has a　greater love for courage than I， but is lacking in judgement”。他们两位都同意朱熹《集注》之解释，认为「材与裁同，古字借用」，因作「裁度事理」解。Raymond Dawson相信「材」是「材干」，所以译为“You is the sort of person who surpasses me in love of courage， but there is no point in his having acquired such talents”。Arthur Waley则以「材」为「人材」，说是未得其人：“He sets far too much store by feats of physical daring. It seems as though I should never get the right sort of people"。西蒙.李直指此「材」是材料，是器材：“Still， where would we get the　timber for our craft？"　那是因为钱穆《论语新解》说「孔子转其辞锋，谓由之好勇，过於我矣，其奈无所取材以为桴何？」钱先生认为这句话戏笑婉转，极文章之妙趣，应作一首散文诗玩味。孔子是不是真的这样幽默呢？那到底只是今人的「一种」解释、「一个」看法而已。　


《翻译评赏》一书里有一篇郑滋斌和郭康乐合写的文章，对三篇政府公文提出意见。从他们所引的例子之中，不难看出港府的中文实在受英文箝制甚深。比如说：“The first aim of the Working　Group’s report is to ensure that the education system can narrow the gap between the demand for language skills， and the supply of people with the right language skills.” 中文译为：「工作小组报告书的第一项目的，是要致力确保教育制度能供应具备合适语文能力的人才，尽量满足社会对语文能力的需求。」这是非常忠於英文的翻译，却未必是上好的中文。放下英文的措词不理，只求用中文表达那句话的意思，那就应该说：「工作小组报告书的第一项目的，是要确保教育制度能培养语文能力高强的人才去一展所长，尽量纾缓时下供不应求的现象。」同样道理，“A community wide effort should be made to....”　不必再写成「整体社会应作出努力」，反而应该说「社会各界必须同心协力」。“Details of times and places will be announced in the press and on the radio"　不必说「有关的时间及地点将於稍后在报章及电台宣布」，不妨说「时间及地点将在报上及电台宣布」。

　　　汉人在中国地方要学好汉语和汉文一定不太难。环境和毅力决定一切，其次才是自己培养情绪，像演员那样。有个朋友说，他写一封英文信或写一篇英文文章之前，总是扭开电视看十几分钟英文台，藉此进入状况、培养情绪。那不是开玩笑的，真的有用。朋友中英文都极好，中文比英文更好，但他竟说中文难多了。

　　Robert Fulghum在All I Really Need to Know I Learned in Kindergarten说：他持有一张说故事的人的执照，是朋友起草、打字送来贴在写字桌边的墙上，列出说故事的人的信条：「我相信想像力比知识有力。神话比历史有说服力，梦比事实强大。希望永远战胜经验。欢笑是解忧的唯一灵丹。我相信爱比死亡健壮」（“I believe that imagination is stronger than knowledge. That myth is more potent than history. That dreams are more powerful than facts. That hope always triumphs over experience. That laughter is the only cure for grief. And I believe that love is stronger than death”.）他说他下笔尽量小心遵守这份信条，免得执照给吊销。

他(毛主席)是第一等的文词家   「写文章也和大自然的花草一样，必须有自己的风格。那些四平八稳、夸夸其谈的东西我最不爱看。」

　　「本色」是中国人评价书生学人操守的一种标准，非关作奸犯科的罪状，只讲雅俗优劣的品味，应付「非我族类」的「人种」尤其不可失去本色。

胡适认为，「国中明白的人也并非完全没有，只因为他们都太聪明了，都把利害看得太明白了，所以他们都不肯出头来做傻子，说老实话。这个国家吃亏就在缺少一些敢说老实话的大傻子！」

胡先生相信一个人要有不辞贫贱、不慕富贵、不怕威权、不学时麾的精神才敢说真话；前三者易辨，最后一关最难过，多少聪明人都怕人家说他们落伍，转而努力学时麾而不肯说真话。

　　　闲最难得。闲和趣相似，袁宏道说是如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现代人慕闲之名，求闲之似，於是品茶赌马以为怡情，逛街打牌以为减压，浪迹欢场以为悦性。那只是闲的皮毛，沾不到闲的神情。闲，得之内省者深，得之外骛者浅。内省是自家的事情，常常独处一室，或读书，或看画，或发呆，终於自成一统。外骛是应酬的勾当，迁就别人多过自得其乐，心既难静，身亦疲累，去闲愈远矣。

所谓善琴者不弦，善饮者不醉，善知山水者未必真要一头钻进青山绿水之中。

　　《雅舍小品》文字凝炼而幽默，很有英国散文家笔意，那是很难写的。

吴雨僧先生说他两足分踏在两匹并驰的马背上，两手分握两匹马之韁，硬要使之并肩同进：「不从理想，但计功利，入世积极活动，以图事功，此一道也。又或怀抱理想，则目观事势之艰难，怡然退隐，但顾一身，寄情於文章艺术，以自娱悦，而有专门之成就或佳妙之著作，此又一道也。」这两匹马的确常常背驰冲突，很难并行，而吴先生竟不甘罢休：「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又不得不计成绩，不得不谋事功。」吴雨僧清楚知道万一「吾力不继，握韁不紧，二马分道而奔，则宓将受车裂之刑矣」，所以，「此宓生之悲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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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百家讲坛在讲《曾国藩家书》。抽空听了一集，不太喜欢。自己找出《曾国藩治家全书》来翻翻。书是以前看过的，这次重看，还是有点收获。曾国藩自己对诗文的见解似乎很在行，但他的文章怎么样我不太清楚。不过其所选的《十八家诗钞》、《经史百家杂钞》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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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治家全书》



　　造句约有二端：一曰雄奇，一曰惬适。雄奇者，瑰珠俊迈，以扬马为最；诙诡恣肆，以庄生为最；兼擅瑰玮诙诡之胜者，则莫盛于韩子。惬适者，汉之匡、刘，宋之欧、曾，均能细意熨贴，朴属微至。雄奇者，得之天事，非人力所可强企。惬适者，诗书酝酿，岁月磨练，皆可日起而有功。惬适未必能兼雄奇之长；雄奇则未有不惬适者。学者之识，当仰窥于瑰玮俊迈，诙诡瓷肆之域，以期日进于高明。若施手之处，则端从平实惬适始。

　　友人钱塘戴醇土熙，尝为余言："李伯时画七十二贤像，其妙全在异端一笔，面目精神，四肢百体，衣裙靴纹，皆与其鼻端相准相肖。或端供而凝思，或歌欹以取势，或若列仙古佛之殊形，或若鳞身蛇躯之诡趣，皆自其鼻端一笔以生变化，而卒不离其宗。"国藩以谓斯言也，可通于古文之道。夫古文亦自有气焉，有体焉。今使有人于此，足反居上，首顾居下。一胜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则见者谓之不成人。又或颐隐于齐，肩高于顶，五管在上，两髀为胁，则见者亦必反而却走。为文者，或无所专注，无所归宿，漫衍而不知所裁，气不能举其体，则谓之不成文。故虽长篇巨制，其精神意趣之所在，必有所谓鼻端之一笔者。譬若水之有干流，山之有主峰，画龙者之有睛。物不能两大，人不能两首，文之主意亦不能两重，专重一处而四体停匀，乃始成章矣。

　　凡为文，用意宜敛多而侈少；行气直缩多而伸少。推之孟子不如孙子处，亦不过辞昌语快，用意稍侈耳。后人为文，但求其气之伸。古人为文，但求其气之缩。气恒缩，则词句多温，然深于文者，固当从这里过。

课程十二条
　　一、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
　　五、读史。丙申年购《念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39;嗣后每日圈点十叶，间断不孝。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二月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无亡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昧耽著，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待明日，取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道光二十二年在京日记）

　　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古之善为诗古文者，其工夫皆在诗古文之外。若寻行数墨，以求之索之，愈迫，则去之愈远矣。
　

　　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来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高明者，譬如室中所见有限，登楼则所见远矣，登山则所见更远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好问若买显微之镜，好学若舂上熟之米。总须心中极明，而后口中可断。能明而断谓之美断，不明而断谓之武断。武断自己之事，为害犹浅；武断他人之事，招怨实深。惟谦退而不肯轻断，最足养福。

我家诸弟此时无论考试之利不利，无论文章之工不工，总以看书为急。不然则年岁日长，科名无成，学间亦无一字可靠，将来求为塾师而不可得。或经或史或诗集文集，每日总直看二十页。


予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法。读经常懒散不沉着。读《后汉书》现已丹笔点过八本，虽全不记忆，而较之去年读《前汉书》领会较深。

予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本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漫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进城内，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

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日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诸弟总须力图专业，如九弟志在习字，亦不必尽废他业，但每日习字工夫，断不可不提起精神，随时随事，皆可触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已有专嗜否？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切嘱切嘱，千万千万。


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数奇，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化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化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巴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既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调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

　　土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一书来点完，断不看他书。


　　盖上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以骤几，至于有志有恒，则诸弟勉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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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读书不二--一书本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
　　读史--二十三史每日读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写日记--须端楷。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
　　日知其所亡--每日记"茶馀偶谈"一则，分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
　　谨言--刻刻留心。
　　养气--无不可对人言之事。气藏丹田。
　　保身--谨遵大人手谕，节欲、节劳、节饮食。
　　作字--早饭后作字，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
　　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予论古文，总须有倔强不驯之气、愈拗愈深之意，故于太史公外，独取昌黎、半山两家。论诗亦取傲兀不群者，论字亦然。

　　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本。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或辞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间。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别无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


　　尔三月之信所定功课太多，多则必不能专，万万不可。后信言已向陈季牧借《史记》，此不可不熟看之书。尔既看《史记》，则断不可看他书。功课无一定呆法，但须专耳。

　　香海言时文须学《东莱博议》，甚是。尔先须过笔圈点一遍，然后自选几篇读熟，即不读亦可。无论何书，总须从首至尾通看一遍，不然，乱翻几页摘抄几篇，而此书之大局精处茫然不知也。
　　学诗从《中州集》入亦好，然吾意读总集不如读专集。此事人人意见各殊，嗜好不同。吾之嗜好，于五古则喜读《文选》，于七古则喜读《昌黎集》，于五律则喜读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诗，而苦不能步趋，故兼读《元遗山集》。
尔要学诗，先须看一家集，不要东翻西阅；先须学一体，不可各体同学，盖明一体则皆明也。
　　习字临《千字文》亦可，但须有恒。每日临帖一百字，万万无间断，则数年必成书家矣。陈季牧最喜谈字，且深思善悟。吾见其寄岱云信，实能知写字之法，可爱可畏。尔可从之切磋，此等好学之友愈多愈好。


　　来书往往词不达意，我能深谅其苦。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弟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弟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人，何不日日在孝弟两字上用功？《曲礼&#8226;内则》所说的，句句依他做出，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若诗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计，即好极亦不值一钱。不知贤弟肯听此语否？
　　凡作字总须得势，务使一笔可以走千里。三弟之字，笔笔无势，是以局促不能远纵。去年曾与九弟说及，想近来已忘之矣。

凡盛衰在气象，气象盛则虽饥亦乐，气象衰则虽饱亦忧。

　　凡遇之丰啬顺舛，有数存焉，虽圣人不能自为主张。天可使吾今日处丰亨之境，即可使吾明日处楚善、宽五之境。君子之处顺境，兢兢焉常觉天之过厚于我，我当以所馀补人之不足。君子之处啬境，亦兢兢焉常觉天之厚于我，非果厚也，以为较之尤啬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所谓境地须看不如我者，此之谓也。

兄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


凡仁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疑心生则计较多，而出纳吝矣；私心生则好恶偏，而轻重乖矣。使家中慷慨乐与，则慎无以吾

　　九弟来书，楷法佳妙，余爱之不忍释手。起笔收笔皆藏锋，无一笔撒手乱丢，所谓有往皆复也。想与陈季牧讲究，彼此各有心得，可喜可喜。然吾所教尔者，尚有二事焉。一日换笔，古人每笔中间必有一换，如绳索然，第一股在上，一换则第二股在上，再换则第三股在上也。笔尖之着纸者仅少许耳，此少许者，吾当作四方铁笔用。起处东方在左，西方向右，一换则东方向右矣。笔尖无所谓方也，我心中常觉其方，一换而东，再换而北，三换而西，则笔尖四面有锋，不仅一面相向矣。二日结率有法，结字之法无穷，但求胸有成竹耳。
　　六弟之信文笔拗而劲，九弟文笔婉而达，将来皆必有成。但目下不知各看何书？万不可徒着考墨卷，汩没性灵。每日习字不必多，作百字可耳。读背诵之书不必多，十页可耳。看涉猎之书不必多，亦十页可耳。但一部未完，不可换他部，此万万不易之道。阿兄数千里外教尔，仅此一语耳。

　　余近来读书无所得，酬应之繁，目不暇给，实实可厌。推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贤弟亦宜趁此时学为诗古文，无论是否，且试站笔为之，及今不作，将来年长，愈怕丑而不为矣。每月六课，不必其定作时文也，古文、诗赋、四六无所不作，行之有常，将来百川分流，同归于海，则通一艺即通众艺，通于艺即通于道，初不分而二之也。